“913”现场
演说家|毛泽东博士孙逸仙|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京
蒙古外交部长作出了紧急任命
1971年9月14日凌晨，刚吃完饭，他还没到时间上班，使馆值班人员突然接到蒙古紧急电话，说蒙古外交部副部长将与中国驻蒙古大使约好8: 30见面。
“外交约会”并不常见，时间通常会保留至少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今天的任命是如此紧急，以至于即使在中蒙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也很少。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中国驻蒙古国大使徐文怡刚刚抵达蒙古国25天。文革开始后，被视为“当权派”的外国大使不得不轮流回国参加文革。前任驻蒙大使是张爱萍将军的弟弟张。1966年底回国后，被两根肋骨打断，再也没有出去过。“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我也做了两年的临时代办；受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蒙古也撤回了大使。直到1971年关系缓和，两国才再次互派大使。原刚果驻华使馆政治参赞徐文怡8月20日刚刚履新，填补了中国驻蒙大使5年的空缺。
他一上任就遇到这么紧急的任命，搞不清细节的许大使立即召集外交官开会。乌兰巴托的大使馆住宅是一个大庭院，大使和总参谋部就住在这里。于是我们很快聚在一起，猜测对方约会的目的是什么。当时中苏两国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军队已经推进到中蒙边境附近，所以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边境发生了一些事情。但的讨论并不多，8点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上车离开。
许大使在蒙古国外交部待了40多分钟后匆匆赶回，并紧急召集会议宣布，9月13日凌晨2时许，一架中国军机在蒙古国坠毁(注：经时间确认，2时25分。机上九人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突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方作出解释。
我们一听到情况，就立即开始讨论。事故发生在伯杰矿区，距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但距离中蒙边境至少350公里。一架中国军机是怎么到这里的？有人认为可能是东北飞机入关时迷失方向，误入蒙古；还有人推测，美国或台湾省的侦察机涂上中国军机的标志，来到蒙古进行侦察，挑起中蒙关系，进而挑起中苏战争。但是我想，哪里能找到一架九个人的侦察机呢？聊了很久，也没理清楚。最后，我决定尽快向中国报告。另一方面，我让蒙古带两个翻译去调查现场。
在当时的条件下，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样的消息传回中国。今天，很难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没有无线电台，通信依靠当地电报局和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在维护中被忽视，经常出现故障。一封紧急电报寄到中国通常需要四个小时。没想到，这次我又赶上了麻烦。对方告诉我电报会通过莫斯科转过去，我无法确认什么时候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开通了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的专线电话，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使用。这条热线在1966年我到达大使馆时还在使用，但在1969年“金银岛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关闭这条热线。紧急情况下，许大使主动出击，决定启动
最后，我们想出了另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直接给中国外交部打国际长途。当时服务效率低，通话质量差。小刘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直喊，才联系上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非常高兴，立即请求允许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后，已经是9月14日12点20分，飞机失事已经发生了34个小时。
因为这个教训，两国关系正常后，驻蒙使馆专门设立了电台，与中国的联系畅通无阻。如果当时的通讯条件有现在的一半好，如果中国及时得到尸体没有被完全销毁的信息，我估计中国会要求把他们拉回来。
乘专机到现场调查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打来电话，说专机准备在一点左右起飞前往温都尔汗。但是发往中国的电报一直没有回，所以我们延迟了，说还没准备好。晚上6点，终于接到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请许大使亲自带队前往现场调查。
发给我们的电报没有提到死者的身份。后来才知道，电报是当天直接发给姬鹏飞的。看完电报，他说：“机毁人亡，妙不可言！”电报紧急发往人民大会堂内的周恩来、毛泽东(注：林彪逃跑当天，毛泽东从中南海转移到安全措施更严格的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后来承认，所有知道电报内容的人都应该“绝对保密”。
当然，我们在乌兰巴托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如此复杂和危险。接到国内指令后，9月15日上午，我们立即联系蒙方，要求尽快前往现场；奇怪的是，这一次，他们开始找各种理由拖延。原因是温都尔汗的天气不好，飞机无法降落。事实上，蒙古九月的天气是蓝色的。蒙古人态度的转变也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15日下午2时15分，我与许大使、沈庆义大使、王中原大使乘坐蒙古国提供的伊尔-14专机，前往现场视察。一上飞机，后面除了四个中国人，全是蒙古工作人员，由边防总局参谋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带队，还有法律团队、卫生团队、航空专家和通讯社记者。我不明白为什么蒙古是其中之一
再推延动身时间，原来是组织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班子。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整整飞了一小时。温都尔汗是肯特省的省会——肯特省是成吉思汗的故乡，是蒙古东部的一个大省，但蒙古地广人稀，60%的人口又集中于乌兰巴托，所以温都尔汗并不是很大，城市里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平房，最多是二层小楼。机场也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机场，只有用红黏土反复压实后的土制跑道和几部电台车，也没有塔台。
坠机现场离温都尔汗机场还有70公里，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现场，我们立即换乘汽车继续赶路。走了一段比较平坦的河边公路后，又走了一段颠得很厉害的丘陵路，最后拐进一条草丛小道。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
我的视线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缓坡，蒙方司机说：“到现场了！”汽车就从慢坡往上爬，逐渐看到了坡顶上黑乎乎一大块烧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阳下，飞机尾巴上那喷涂的五星红旗和“256”号机号标志异常醒目，一看到它们，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国或台湾伪装中国飞机的怀疑——这是一架中国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为-1E(三叉戟1E型)。三叉戟E型飞机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喷气式民航飞机，那时我不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机。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
再往前800米，我们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公分的大洞。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吹得心情特别凄凉。九具尸体起初都盖着白布，分成三堆，第一堆是三个人，第二堆是四个人，第三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具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注：林彪驾驶员杨振刚)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8号女尸体(注：叶群)面孔特别安详，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丝质的背心缠到脖子上，踝骨还有一圈没烧掉的袜子。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
领事司司长一到现场便对许大使说：死难者的东西我们已收集在一起，你们现在只看不取，回乌兰巴托后我们一起移交。许大使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发生了争论，这些物品最终没有移交，现在想起来是个遗憾。
遗物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四十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
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还在一个塑料袋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此外，我们还看到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直到林彪事件公开后，小王才告诉我，他当时看到那个出入证上写着“林立果”时就想，不会是林副统帅的儿子吧？因为小王毕业于北大外语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后辍学离开了北大，但在那个时候，林彪的声望正如日中天，谁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着没敢说。我后来想，如果那时得到国内一点点这方面的暗示，我们可能就会在清查现场物品时多留一点心眼，当然，这只是假设。
机翼上面有一个40公分的大洞
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对尸体进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我们最后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风俗是，墓地要选一个每天都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此，蒙方领事司司长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边的山坡上找了一处居高临下之地。
一个班的蒙古士兵被调来挖坑。那时晚上已经很冷了，仍穿着夏装的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我把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特别高兴，又抖擞精神连夜干活。第二天中午，九具尸体被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号尸体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盖子没盖上，结果把胳膊什么的弄折了，咯吱咯吱响，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提议把机尾上被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放在坟顶上作标志，因为那时一直以为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后许大使、我、小沈以及小王还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难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现场；第二次是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注：即劳斯莱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坠毁的原因上。来现场之前，许大使也让我重点研究这一方面。那时军事对峙仍很严重，苏、蒙军队在边境线来回调动，进行战备演习。我是军人出身，脑子里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
我在国内时参观过被打下来的U2美国侦察机。它是翼根被打穿后掉下来的，U2飞机上，驾驶员座位底下有炸弹装置，一旦被击中能自行爆炸。但这架U2翅膀被打断后导致电路中断，所以没有爆炸。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因为机翼根部很厚，大约一米厚。我爬上去向下看，结果发现这个大洞并没有打穿，上面是个洞，但下面是完好的。
我们和蒙古之间还要就此事写一个正式的《纪要》。但对飞机和机上人员的性质认定问题，我们在宾馆里一直争执到凌晨两三点还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纪要》上标明是军用飞机，后来又要求改成“军人驾驶的”或“军人乘坐的”，反正强调带个“军”字；而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架民航飞机，驾驶员可能是空军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别在现场发现了一双很漂亮的白皮鞋，一只烧掉了，另一只还保存得很完好。我们以白皮鞋为证，说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这架飞机的性质肯定是民用航空。
究竟是“军”还是“民”，经过五轮谈判，我们一直吵到9月17日中午不欢而散，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一座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全部启动起来，而此前半年，这几部雷达并不一起启动，只是单部轮换转动。我还特地到乌兰巴托附近的地空导弹基地观察，发现那里的导弹也都架到了发射架上，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入夜后一片灯火通明，闯入的中国飞机十分戒备，使本来就不轻松的中蒙、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对方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飞机是否被防空导弹击落
9月17日一早，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刚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来电，要求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情况。使馆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由于中蒙航线早已停飞，9月20日，我搭乘国际列车，一天以后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来迎接的符浩(注：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带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让我把带的资料、胶卷都交给秘书，并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要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部来回走动；第二，不许跟外界联系，包括跟家属和单位联系；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别人问起，不许透露回来的真实目的，有关飞机失事的事，一句也不能讲。实际上我被“软禁”起来，一下子禁闭了两个多星期。
当晚，我整理了汇报资料。11点多时，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绍是王海容，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说：“走，小孙，跟我汇报去！”
我这时还不知道要见的是谁，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外面，王海容先进去几分钟之后，然后让我跟随进去。我进去一看，有个身影背对着门。他转过身来我才看清楚是周总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没想到是周总理要亲自听我汇报。
我把随身携带的一张现场位置图打开，向周总理指明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他又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十分震惊，这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飞机向关内飞的迷航，而是从山海关飞出来的叛逃。
这时又进来三个人，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最后一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是故意让他进来听我的汇报的。我记得吴法宪当时脸色苍白，表情木然。
总理好像对飞机的情况不是很感兴趣，听着听着还闭上眼睛打了个盹——我后来才知道为了处理“九一三”事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五十多个小时；但他对尸体残骸显得颇有兴趣，一下子来了精神。我按着号，一张一张给他看，他一边看，一边翻过来在背面写什么东西。特别5号(注：林彪)和8号，他戴着花镜反复看，然后把照片都别在一起。最后一张是我们“追悼仪式”的那张，总理扫了一眼，马上扔到了一边。当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明白。
我后来听说，隔了几天，总理把那些照片给吴法宪看，让他辨认。吴法宪很紧张，推说有的看不清。周总理冷言道：“你们空军那几个人，什么人跟林彪走了你会不知道？！”
我也向总理汇报了机翼上那个可疑的大洞，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总理让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和外交部的军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机场，找到了一架256号的姐妹机——一架252号三叉戟。听了我的汇报，又现场看了这架三叉戟的结构，机翼上那个大洞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原来那里有一个检查孔，油箱爆炸后向下炸开了这个大洞，这是洞口的铝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导弹击中，一定会形成贯穿的大洞，而且铝刺朝内翻。萦绕于心头许久的谜团一下子打开了。
1971年10月3日下午，我被通知到外交部礼堂听报告。当我听到“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时，脑袋轰地一下，竟然是林彪？！
死者中是否真有林彪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围绕这个事件的很多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众，也对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飞机绝对不是导弹打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以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足以证明，中国方面没有发射过导弹；而蒙古方面，处理此事的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也肯定地说：苏、蒙军队均没有发射导弹。我在乌兰巴托的观察也可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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