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央政府进退两难，就好像手里拿着一个烫手山芋。一方面，各行各业满目疮痍，投资增长有利于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市场资金过多，过热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稳定的隐患。权衡利弊后，政府决定先加息为经济降温。毕竟，如果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损害将是致命的。比如一战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就造成了一个只有一万亿马克才能买一条面包的疯狂场景。纸币就像废纸，整个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自1993年5月以来，央行逐步提高存贷款利率，这一趋势保持了两年，期间贷款年利率提高到12%。通过一系列货币紧缩政策，市场热钱量积极减少，企业手中的钱少了，投资自然会减少。非理性的市场繁荣逐渐降温，回归正轨。
而我们身边的一些国家也在这个时期欣欣向荣。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东南亚国家的崛起，让世界看到了亚洲的发展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可以从此走上快车道。早在1994年，著名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预言，东亚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投资效率很低，缺乏技术进步，所以东亚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没想到这些字会翻译成文字。
在国内国际经济逐渐企稳的当下，金融大亨索罗斯自1997年6月以来，大举资金冲击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整个亚洲金融市场混乱，泰铢暴跌，泰国金融市场崩溃，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没想到繁荣的东亚会如此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家的攻击。
在东南亚取得初步胜利后，索罗斯于1997年10月将目标对准香港，试图击败这个以金融自由著称的亚洲金融中心。索罗斯的战场涉及港股市场、期货，汇率等金融领域，其中港股尤为关键。索罗斯和其他国际金融投机者试图压制恒生和指数，抛售大量股票和做空港元。然而，香港政府必须捍卫所有战线，保持指数股票和汇率稳定。最有效的防御方法是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用资金支撑市场。如果港股失败，整个香港金融市场将面临崩溃的危险，香港也将成为金融大鳄的盘中餐。
这时，香港刚刚回归祖国。在这样的时刻，中央政府绝不会让国际金融投机者得逞。在与国际投机者决战的关键时刻，北京派出两名央行副行长赴港，要求所有在港中资机构全力支持香港政府的支援行动，这给了香港政府极大的信心。在金融市场，信心有时比金钱更重要。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后，香港政府集中火力打击索罗斯。最后，香港花了1000多亿港元，成功稳定了金融市场，阻挡了国际投机者的进攻。
由于当时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中国大陆没有成为金融大鳄的主要目标。然而，就像20年后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放缓一样，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破坏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对中国出口造成了直接压力。1998年中国对亚洲国家的出口下降，比1997年下降了近10%。直到1999年，中国的出口才出现反弹。当时中国很多企业都是从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海外订单是重要的利润来源。外需放缓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经济过热、投资不合理导致多方面的问题，对于已经存在诸多问题的国有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了需求侧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
许多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原因，生产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此时距离上次国企改革已经不远了，那次改革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80年代的改革希望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现政企分开。但实际上，现阶段的改革仅仅停留在企业的管理层面，并没有涉及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核心不健康。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整个制度，需要在企业的产权设置上做出改变，让企业本身拥有真正的所有权。因此，政府决定想方设法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举打破企业制度的障碍。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底，国家体改委选定31家大型企业在中国进行试点，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展开。从“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从此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
过去，“下岗”从来不与国企联系在一起。在传统印象中，国企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员工可以在这里工作一辈子。然而，1993年，“下岗工人”最早出现在国有企业，这家下岗企业被称为广州无线电厂。
广州无线电厂成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合作浪潮中。1956年，广州在水电安装公司机电修理处无线电维修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无线电装饰厂。1958年更名为广州无线电厂，又称国营750厂，隶属于广州市机电工业局，后隶属于第一机械工业部。它是中国早期成立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电子设备和通讯产品。在计划经济时代，它为我国海军提供了舰载短波通信导航设备，为我国水下导弹、洲际导弹发射和同步卫星发射的导航定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它在生产收音机、计算器和其他民用电子产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广州，一个重要的企业，军工制造背景，行业龙头，就是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后迷失方向的重要国企。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监管，工厂不需要走得太深
了解市场，也没有那么激烈的市场竞争。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上的东西进来了，整个游戏规则都变了。失去政府「保护」的广州无线电厂慢慢发现，自己的脚步变得越来越蹒跚，甚至有些跌跌撞撞。更为严重的是，企业根本不习惯参与市场国企改制最新消息竞争，以前都是政府给定指标，让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可是现在全都不一样了，政府管的越来越少，企业需要到市场上去主动寻找商机。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单靠摸着水里的石头就能趟过湍急的河水。无线电厂为了转型，先后投资了音响、电视机、酒店、模具制造等多达30多个产业。尽管产品线很广，但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为主，生产效率很低，反而出现了大量产品积压，导致严重亏损，曾有一段时间人均负债甚至一度达到10万元，被称为「十万负翁」。㊟
无线电厂期待中的政策转向终究没有到来。1992年，广州无线电厂被广州市政府列入重点解决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看着满目疮痍的老国企，时任厂长认为长痛不如短痛，索性横下一条心对企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在经过与企业管理层以及政府领导多次商议之后，1993年广州无线电厂决定进行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精简产品线，放弃之前的一些产业。这家老牌国企选择退出家电产品经营，重点发展无线电通信传统主业。
放弃一部分经营部门就意味着会出现大批剩余劳动力，在那一年，工厂裁掉了1000名职工，对于这些被裁掉的职工，企业采用「工龄补偿」的方式进行赔偿。通过这种方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辛辛苦苦工作那么多年的老职工，一时间感到十分错愕。
不过，毕竟这次下岗的只有1000人，还并未在平静的湖面上惊起什么波澜。可是，这种解决多余老职工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当日后这一政策波及百万甚至千万人的饭碗的时候，其负面影响却是整个社会都难以承担的。
到了1995年，广州无线电厂终于完成公司制改造，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更名为「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企改革的一个写照。事实上，当时国有企业已出现大面积亏损。1995年之后，超过40%的国企出现亏损。根据国家统计局对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却增长了8.6倍㊟，许多企业面临资不抵债㊟的局面。
而与此相对照的，非国有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5%，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8%，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国家税收的1/4，外贸出口交货值的一半，均来自乡镇企业。㊟私有经济大有赶超国有经济之势。
可是，越是到了这样新旧势力交接的时刻，越容易发生动荡。
就在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形态的发展势头一升一降之时，社会上意识形态的交锋也达到了白热化。1995年，社会上突然流传开来一份名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万言书，矛头直指所有制问题。文章称，中国的所有制结构、阶级关系、社会意识和执政党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私有经济如果超过了一定比重，就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影响，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直接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
该文还引用一系列数据为自己的论点进行证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经济由51.4%降为41.3%，集体经济由44.6%降为27.9%。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五千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五百多亿，每天流失一个多亿。」
这部万言书臧否国家大计，内容敏感，语言犀利，数字运用纯熟，写的内容乍一看有理有据，十分具有煽动力。虽然揣测不出文章到底出自何人之手，但社会各界都感觉这篇文章来头不小，人们猜测中央是否风向有变，担心又会回到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开始新一轮的阶级斗争。有些刚刚赚到钱的私企老板甚至做了移居国外的打算。马立诚和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认为，这部万言书在题目选择、行文风格上都有着「上书」党中央以影响决策的动机，可以看作是一份「左派纲领」，甚至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檄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夏天，社会上又出现了第二份万言书，名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这篇文章把重点放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面临的严重安全威胁上，文章认为，私有经济是建立在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的基础上，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超过一定限度的话，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同样的，这篇文章是要否定改革，重回计划体制。这两份万言书对改革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全面推进，但反对声却已黑云压城。南行讲话已经过去三年，但极「左」的思潮依旧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改革遇到了重大阻力。
199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截至1995年末，国有工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的53.7%，工业增加值占34.1%；产品销售收入占全体收入的33.8%，上缴税金占总税金额的55.2%。单看这一组数据，国有经济仍然占据全国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核心位置。从具体的行业来看，国有工业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一些高新技术行业中，依旧占有主导地位。
国企改革最新消息，2019国企将释放更强冲击波
垄断行业的分离开放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社会资本碰不到垄断领域的优质资产”成为混改的症结。这是一个真诚的举动，也是划清开放垄断领域界限的关键一步。
三大垄断行业要分开网络运输并不容易。此前，关于铁路运营模式是“网运分离”还是“网运融合”，一直存在争论。同样，在油气领域，业界对于是否成立管道公司也一直存在分歧。如今，政府工作报告是最终的，但它强调“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这意味着改革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方法。
其中，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厂网分离、主辅分离、输配电分离、上网竞价”。目前已实现发电企业与电网公司分离、电厂与电网分离；主辅分离取得一定进展；网上竞价和输配电分离进展不快。
"油气领域的改革是关键的改革方向."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发布会上直言：“今年要以成立管道公司为契机，深化油气领域改革。”管道公司的成立和管网的分离将有助于打破石油石化行业的一体化垄断，提升行业竞争力，对现有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铁路领域的网络与运输分离，
是将自然垄断的国家铁路网基础设施与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铁路客货运输分开，实行分类管理。线网分离将加速铁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次，混改不再只是“面包屑”，而是真正的“奶酪”。
有条件地允许私营企业持有股份
混改试点、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双百企业”.2019年，你会发现，
不同试点类型有相同的命题——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从点到面迅速蔓延。
肖亚庆表示，2019年要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商业国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双百”改革试点企业等。应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
例如，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作为第一家入选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军工央企集团，制定了改革试点方案，即将提交SASAC。根据规划，航空工业集团将继续加快重组整合和产业布局调整，包括专业整合，形成多个以核心单元为龙头的航空制造产业集群；并按照“混中应混”的原则，全面推进三、四年级以下单位的混改工作。
与此同时，石油、电力、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要领域的混改也在加速扩大。截至目前，已启动9个第一批试点、10个第二批试点、31个第三批试点，今年将启动第四批百余项混改试点。
对于活跃的社会资本来说，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国家发展改革委(NDRC)在3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把重点领域改革混在一起，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完全竞争领域的混合改革，允许社会资本持有。”
据悉，东北制药已成功申请第四批混改试点单位，是社会资本控股的典型范例。2018年，东北制药引入民营企业辽宁方大集团作为战争投资，随后辽宁方大增持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的净利润
国资委(SASAC)推出航天科技、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公司等10家企业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
什么是世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翁表示，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是全面的，在营收规模上与世界500强企业有所不同。至少必须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驱动力进入领先行列。
在行业内有重要话语权；
二是可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前沿。
未来需要更多的关注净资产收益率、营收利润率、R&D投资、增加值等数据，让企业在质量和效率上领先；
三是能够进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前沿。
成为能够履行社会责任的模范企业。
为此，SASAC也给予了重磅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包括混合改革、员工持股和加大时间简政放权在内的各个领域开展有针对性的综合改革，企业在股权投资、自主决策、工资总额和股权激励等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SASAC会用量化指标来确定所追求的目标，让示范企业在全球这个领域标杆5到10家企业，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加强事后监管。
从“一个动作胜过一堆程序”的观点，到“伤一根手指不如断一根手指”的理念，国企改革的尖针已经打到了国企改革的痛点，国企改革进入了“从虚到实”的时期。新的旅程开始了！让我们见证改革新突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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