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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情简介
厦门PX化工项目是龙腾莽烃(厦门)有限公司于2006年引进的化工项目，总外资108亿元。项目位于厦门市海沧区。项目投产后，每年可为厦门市增加工业产值800亿元。相关部门对项目的可行性和环保性能进行了论证，并先后通过了国家环保局和国家发改委的审批。2006年11月，PX项目正式开工。然而，在2007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等105名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提案指出，距离居民区仅1.5公里的PX项目存在潜在泄漏或爆炸危险，厦门数百万人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紧急叫停项目并搬迁。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社会各界一片哗然。然而，即使是CPPCC的“头号提议”也未能阻止项目的进展。一条名为《反污染！厦门百万市民疯传同一短信》的短信在厦门人中间广为流传。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厦门PX项目“慢建”，启动“公众参与程序”；2007年6月1日和2日，1万多名市民通过短信上网预约，在厦门火车站和市政府门前广场，以和平理性的“散步”方式，表达了“反对PX、保卫厦门”的意愿。随后，厦门市政府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于2007年12月5日向社会公布了环境科学研究院环评简版，以多种形式征求公众意见；2007年12月13日和14日，举行了公众论坛，采取了人工绘图和现场直播的方式挑选代表，以确保高度的透明度。“反对PX项目建设的发言人占发言人总数的71%”，最终PX项目将搬迁至漳州。
(二)法律分析
美国大法官韩德法官曾说：“自由的基础在哪里？朋友们，请相信我，不要相信那些说法治靠法律、靠宪法、靠法院的人。事实并非如此。法律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如果自由死在我们心中，那么没有法律可以拯救它，也没有宪法可以拯救它。”厦门PX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也就是市民时代即将到来。休谟曾说：在有限政府或宪政的制度设计中，总是假设每个人都是流氓。政府也是。因此，在美国的缔造者眼中，“政府不仅是人民的公仆，也是不可靠的公仆。不能允许政府自由掌握主人的事务。相反，它必须对他施加限制。”如何“限制”政府滥用职权？事实上，一个强大而活跃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有效制衡政府滥用权力的最佳屏障。当然，前提是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政府权力意识的回归。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里，权力属于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厦门PX事件作为中国成功的、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性的“公众参与第一案”，体现了开明政府与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觉醒了权利意识的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它成为公众参与的时代标本，进而具有时代转折的整体意义。对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具有直接的示范价值，对一般公共管理事项也具有参考价值。同时，厦门PX事件所反映的宪法领域的其他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1.环评问题——缺乏系统
事实上，厦门PX化工项目的启动并没有超出任何法律程序。从国家环保总局环评报告的审查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和厦门市地方人大、政府的决议，可以说法定程序基本完备。那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公众反响呢？
一方面，大型项目环境评价存在风险。大型环保项目一般具有重大而长期的公共影响，这些影响通常包括即使是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无法严格确定的社会风险。很多项目虽然环保绩效先进，但仍不能完全消除环境风险，或者各方对环境风险的存在和程度存在不同意见。政府声称，国内外专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存在危险，CPPCC的建议表明了危险的存在。因此，如果项目在没有充分质疑和讨论的情况下匆忙启动。一旦发生事故，厦门市民将被迫为政府的决策失误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由于规划环评立法的阻碍，普遍的规划环评制度尚未建立。大多数项目都能“顺利”通过环境评估。目前，国家环保总局只有项目环评的审批权，没有规划环评的审批权。这很容易导致合格的项目，导致非常不合理的区域或产业规划布局。单个项目非常容易打包，但综合规划方案需要整合更复杂的经济社会指标，尤其是区域环境容量。其实PX事件质疑的不是项目本身的合法性()，而是项目的合理性()。因此，立法部门需要根据实际需要完善环评制度，积极推进规划环评立法。
2.“行走”——示威权
“走”是厦门PX事件作为公众参与样本的特点，是厦门市民在缺乏实质性示威权利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通过正规渠道“杜撰”出来的民意表达。“走”本质上是一种示范。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示威游行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自由，但《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程序性限制使得现实中的示威游行权利难以获得法律许可和保障。在基本排除示威申请许可可能性的情况下，厦门市民实际上打了法律“擦边球”，用生活用语“走”代替了政治法律概念“示威”。整个“行走”过程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影响公共卫生的结果。可以说，厦门人通过“步行事件”展示了良好的现代公民素质。通过这种和平理性的行为，他们向政府表达了共同的愿望。就形式合法性而言，公众的“行走”行为已经脱离了一般法律规范的框架。缘由
存在“散步”现象，说明我们民意表达机制存在问题，即民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很好地表达民意。正确的处理办法是为民意表达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空间，合理地疏导民意，比如修改《集会游行示威法》，实质性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早日将处于事实状态的“散步”或其他民意表达方式纳入法律保障与控制的范畴，可以减少公民直接行动的不稳定性，以及防止政府进行违法性定性的可能性。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前期有所对抗，但总的来说厦门市政府对这件事的处理比较恰当。没有简单地保守地将该事件定性为恶性群体性事件，没有以危害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的理由进行压制，这是政府执政意识的进步。厦门地方政府选择把民意纳入地方公共治理，使厦门市民得到最大限度的参与。民众的理智和政府的开明促成了双方的交流，使PX项目的问题的解决纳入正常渠道。南方周末评论道：“厦门地方政府的明智选择，成就了一段佳话，也会成就自己的历史地位，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而历史的这种奖赏，无疑比什么样的现实的奖赏都更有价值，更值得全力追求。”
3.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知情权是指公民有资格获取公共领域的情报和观念、知悉并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权行使的一切事实真相（即政府如何搜集并运用情报与观念），从而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因此它主要和公权力相联系，是公权力享有者所应承担的一种义务。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等其他法定不得公开的信息，当公民个人合法利益有可能被损害时，公权力部门应当尽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实现。宪法41条规定了公民的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PX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对公众的生命健康产生巨大威胁的项目，那么它从立项、审批一直到开工建设都应该是一个“公共事件”。然而政府在前期的项目环评过程中几乎没有进行正式的信息公开。公众的知情权明显没有得到尊重。不知情也就无法参与，更无法监督，公民的监督权也就无从实现。
公众参与也许会增加一些公共行政的成本，并导致相关的项目滞后一段时期，但是经过公众参与程序的公共行政决定将具有更高的可接受性和执行力，其在前期增加的行政成本完全可以被后期节约的执行成本及因此产生的良好的社会效益所填平并超越，而且也不会发生公共行政危机和对投资方的政府赔偿问题。PX事件的前期，公众参与基本上是缺失和失败的，后期的公众参与则是成功和值得作为样本的。当然，公众参与并不在法律上赋予政府必然地接受公众意见的义务，因为行政机关需要独立判断政策性或专业性的问题，以及独立衡量行政决策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当然，在行政机关做出不同于公众意见的决定时，应负有说明理由的义务。
4.座谈会——代议制度
代议制度是现代宪政一个重要特征，是体现人民主权的重要途径。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的宪法，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需要，设计出各种形式的代议制，并通过宪法，对这些代议机关的性质、组成、活动原则、职权等有关事项做出规定。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集中体现。代议制度中关于代表的选择、发言表决方式等制度设计是决定其是否能发挥作用的关键。社会上的各种听证会、座谈会实际上也是一种代议机制。但以往主要涉及价格的公众听证会，不仅因其“逢听必涨”的结果而受人诟病，而且听证代表的遴选也被普遍认为缺乏公正性。其结果是公众不仅对公众参与程序不再信任，普遍产生“参与式疲劳”，而且对于公共行政过程和政府的公信力的质疑进一步加深。“PX模式”里的公众座谈会在技术环节上克服了公众对代表遴选环节的可能质疑，具体做法是“小学生人工摇号+现场直播”。在公共座谈会的发言权分配上，“PX模式”也很有讲究，比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第51号开始领取发言顺序牌，之前的50个机会全部留给市民代表；每人发言限时三分钟，这样可以保证大多数代表的发言机会。市民代表发言优先和发言权的平等分配。这不但保证了座谈会高度的透明度和参与性，而且使讨论结果更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真正表达了民意。
5.结语
贺卫方教授在复旦的一次演讲中说：“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这样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所以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一个保障人权的制度离不开我们每个人去参与，去保证它、去推动它。”宪法和宪政有时是脱节的，权力有违宪的本能，宪政的实现需要来自民间的努力，甚至抗争。这种抗争是以宪法为根据的合法性抗争。2007年的厦门PX事件，是一次成功的权利和权力的博弈，维权与维宪的抗争。厦门市民以上街散步的和平方式显示了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意志，它最终让权力收回了自己最初做出的有损厦门市民权利的决定。PX事件开创了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先例。正是在这一点上，厦门PX事件具有分水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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