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令狐卿
媒体6月8日报道，河南郑州岗李村女子张亚平因出嫁后被剥夺了村民资格，无权分配村里剩余土地，也拿不到村里的征地补偿款。据该村村民会议表示，“闺女只要一放炮出嫁，不享受村里任何待遇”“家里没男孩的家庭，多女孩的家庭，可以招一个女婿，只承认招一个，如果招第二个不享受村里任何待遇”。张亚平属于后者，她先后两次提起诉讼，要求村组织发放相应补偿款40余万元。但法院一审以“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事项”驳回起诉。一、二审均败诉后，她又于今年4月提起了再审。目前，再审申请已被河南高院受理。
张亚平的情况有点特殊，她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外嫁女”，因为她虽然结婚但户口还在岗李村，也在岗李村生活。但她被限定获取村集体利益的情况，又在村规民约白纸黑字圈定的范围内。而村规民约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一二审将村民自治从立案范围中排除，再审为张亚平的司法救济提供了一点希望。
这件事报道后，因为涉及到外嫁女的经济权益问题，并且与长期以来各地普遍存在的这一现象联系到一起，它很自然地与男女平等、村民自治等争议挂钩。尽管要讲究男女平等的大原则，也要倡导法治环境，但张亚平这样的案例因为牵扯到实际的利益分配，现实中的操作就比较复杂，破解起来难度很大。
站在张亚平的角度，取得村集体的土地，参与分配村集体的征地补偿款，是她小家庭四口理应得到的东西。虽然她清楚地知道，她没结婚前领过征地补偿款，结婚后什么也没有，而且这种婚前婚后的差别待遇写到了村委会的决议中。但她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希望改换身份参与集体分配，这种心态和举动可以理解。
尽管舆论会支持她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可她面对的挑战也很明确。一是她2012年作为家里第二个招上门女婿的女儿，于2014年已经签字画押，同意放弃村里的集体利益，尽管此一时彼一时，可要怎么面对当年的这纸协定？二是2018年村里分配剩余土地，拒绝给她家四口人分地，等于再次确认四年前那份协定的有效性。
站在村委会所代表的村组户的立场，他们认为张亚平是在故意搞事，当年是签了协议才同意她丈夫户口落到村里的，现在又要争夺征地补偿款，不认当年的协议，这是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在村委的办事逻辑上，张亚平家答应了村民自治的决议，不管是落户口还是不分地，都已经解决了，张亚平是无事生非。
退一步说，如果岗李村没有征地拆迁，张亚平可能就没有主张村集体利益的动力，她照样可以在村里生活。理论上讲，尽管分不到大田，可如果村里宅基地确权的话，她可以成为父母宅基地的继承人之一。这就是当年愿赌服输的结果，这个时候拿出男女平等作为维权依据，确实要承受村民自治的另眼相待。
当然，这种村委会的思考逻辑，一定不被现时的张亚平所接受，一定也会遭到网友们的谴责。而谴责的论点无非是两个，一是不承认村民自治能超越法律存在，二是认定男女平等才是解决外嫁女经济维权的原则。可在现实中，这两条看似不可动摇的观点和原则，都要经受村民自治的“拷问”。
当年张亚平签字放弃村里的利益，反过来说，这是村里的防范举动。村委会怕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怕张亚平在丈夫那边再领一份，生怕口说无凭，所以立字为据。有人会说，张亚平并没有从丈夫那边收益，没拿两份。可站在岗李村村委的角度，他们可没有精力去做这种排查，所以一开始就用协定杜绝后患最省力。
村集体最来钱的资产就是集体土地，随着征地拆迁补偿款越来越高，如何凭借村民资格参与分配补偿款，确实让一些人动了坏心思。有人在夫家领一份拆迁补偿，再把户口迁到娘家再领一份。这种明目张胆的操作不可能瞒人，村民自治要堵上这个漏洞，剥夺外嫁女的分配资格虽然忤逆男女平等，但其逻辑就摆在那。
所以就公平而言，张亚平这样的出嫁女与岗李村这样的自治组织，各有各的理解和实现方法。岗李村认为当年签订第二个入赘女婿不享受利益，是维护了本村其他人的公平待遇。如果不小心被钻了空子，村委就会认为是村里的损失。而张亚平如今不接受这种“公平”操作，坚持打官司要一个公平公正。
从类似的判例看，大多数外嫁女在维权上都走得艰难，法院往往以村民自治为由，不想趟这浑水。当然，也有外嫁女好不容易赢了官司，村委被勒令一事一议解决纠纷，可因为最终仍然要靠村民自治来动议和决议，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裁定仍然难以落实。再说，赢了官司也会受到其他村民歧视。
总的来说，对于外嫁女主张经济利益的维权案例，既然司法都没能表现出“一视同仁”，舆论中各执一词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现实中，寄望于有一个统一标准，一揽子解决外嫁女受歧视的地位，只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外嫁女拒绝不拿不占，而村里防备她们多贪多占，希望法治和文明为终结对峙做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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