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令狐卿
近日，有媒体报道，合肥肥东县一名大月龄孕妇意外怀了第三胎，因为生理反应较迟，确定怀孕时超过三个月。考虑到抚养现有两个儿子的经济压力已经很大，对生育三孩有着极大的“恐惧感”，但当她想要去做引产手术时，不管是老家村里还是居住地社区，要么开不出证明，要么医院不认她开的证明。
医院的说法是，大月龄孕妇引产，风险很高，所以要有正规证明才行。但等到孕妇去社区咨询，得到的答复又是现在鼓励三胎，所以不好开证明——两厢结合着理解，婉拒开证明的请求，是顾及到三胎政策，可能存在着流产或引产的指标限制，而该名孕妇正好碰上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
在报道中，这名孕妇、丈夫及妻弟从多个角度，来“自证”不要这个孩子，不是感情上不喜欢小孩，实在是负担不起。他们家只有丈夫一个人工作，要负担小家庭四口人的开支，还要抚养多病的老人，收支不平衡，捉襟见肘。房屋装修，孩子上学学费都是妻弟帮助、父母支援的，如果再来第三孩，肯定更加困难。
不给开引产证明，社区也许有社区的考虑，医院也许有医院要遵守的规定。但现在的紧急需求摆在这里，小家庭、社区、医院都有难处、都有局限性，难道说只有政策是合理的，唯一需要遵守的，而孕妇本人的意愿就该被牺牲？小夫妻对第三孩可能带来压垮他们的经济压力，难道完全无解？
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人大代表苏荣欢告诉媒体，为了促进生育政策贯彻落实，他建议将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和养育支出纳入扣除范围，减轻育儿家庭的税务负担，增强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同时，增加“二孩”、“三孩”的扣除标准，例如生育二孩的家庭扣除标准由1000元/月/孩提高至1500元/月/孩，采用累进式的扣除标准，对多养育小孩的家庭进行更多补偿。
也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持有类似观点，那就是从增加生育福利的角度，为年轻人、为家长减轻经济负担，让他们在生育孩子时尽可能少一点经济压力。换句话说，如果要想三胎政策顺利推广，附加的生育福利不可缺少，政府只有为家庭生育分担经济成本，才可能真正鼓励到想生孩子的夫妇。
具体到合肥这一案例，即使不去讨论如何正确开到引产证明这件事，也无比清晰地展示了生育政策与家庭生育安排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孕妇家族的申诉看，他们对生养三孩的不安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而且，这种孤立无援的窒息感，从开证明延伸到养孩子环节，实在地证明政府对此不能袖手旁观。
养孩子的精力付出，金钱开支以及由此而来的家庭生存矛盾，绝不该是家庭或夫妻单方面承受的重担。不管有没有鼓励三胎政策，增加生育福利都是政府基本兜底的部分；更何况，现在努力创造鼓励生养的社会环境，迟迟不见热烈反响，根本原因就是对于显而易见的家庭负担，当有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分担机制。
对于合肥这位孕妇来说，显然她没感受到政府想要分担她经济压力的吁求，似乎生孩子只是她一家子的责任和义务。可如果真是这样，她本可以自主决定要不要孩子，然而她又在重重障碍前找不到出路。可以想见，合肥这样的例子传播出去，社会感同身受孕妇孤立无援的绝望，鼓励生育的政策不受待见是必然的。
两会在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已经公开、普遍地触及生育福利政策的制订，而像合肥这样的案例则提供了问题意识的现实需求，能不能让两下有一个妥善的、文明的结合，进而围绕“促生”工作制订经济纾解机制，真正地支撑起鼓励生育的政策，考验决策者，也考验善政与否的行政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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