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尽管2022年的时间早就开启，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春节才是一年真正的“开端”。
时间往复循环。在每个节点性的时刻，人们常常会自问——如何跳出循环，开启人生新的可能？
此刻，或许很多人正在故乡感受家的温馨；或许很多人正在他乡度过第三个春节。我们曾以为牢不可破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之下，也迎来新的变化。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人选择新的城市，有人选择新的事业，有人选择新的生活，有人甚至只是有了新的思考，但这，就是他们人生的新“开端”。
既往的轨道拥有惯性，而新的道路往往充满阻力。他们为何选择，他们又是如何下定决心重新开始？
搜狐“工作室”春节特别策划“开端”，一起来看他们如何努力跳出人生的循环。
以下是第五篇：《无法接受在单位混吃等退休，人到中年的我决定出来创业》
文丨魏英杰
大概是16年前，我从上海东方早报到杭州日报工作。记得有一天，在单位的大巴车上，我问身边同事在杭报工作了多少年，答10年的有，15年的也有，二三十年的也不乏其人。有些同事从大学毕业进报社，就再没有挪过窝。
我当时既惊讶又惭愧，惊讶的是每个同事的工作年限都那么长；惭愧的是，除了自己创业的几年，我从来没有在一家单位工作超过3年。
对我来讲，一直从事一项工作，干到退休，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而对同事们来说，像我这样频繁跳槽，没个定性，大概也是很奇怪的事。
后来，我在杭报待了9年，是迄今为止我干得最长的一段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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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离开杭州日报，入职钱江晚报评论部。这次离职，与纸媒的衰落无关，而是与工作的具体性质有关。当时，所谓市场化媒体已呈现衰落迹象，而我是从一家还算安稳的日报去了马路对面的另一家都市报。
当时的老总对此也表示难以理解。关于这事，直接原因是我不想写那些官样文章了。
如今想想，我确实有些后悔。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杭州日报是让我真正产生身份认同的单位。简单讲，就是领导好，同事好，工作过得去，总体收入也还不错。
我进报社的时候，杭报的业绩蒸蒸日上。不过让我更有体会的是，领导对人才的尊重和善待。当年杭报招聘都是面向全国，真正做到了大气、开放。像我这样大学都不是科班出身的，能够进杭报，后来还当上评论部主任，就是一个例子。
我还不算是杭报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那些年在这家报社聚集了不少“有趣的灵魂”，个个都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这些人和那些事，构成了我职业生涯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但是，身份认同与职业认同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涉及单位的文化氛围、管理方式和人际关系，后者则涉及对本职工作的成就感。当你从事一份职业，如果不能从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难免就会有失落。
当后来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这让我感到很焦虑，最终不能不以辞职来缓解内心的纠结。所以，虽然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如果重新再来过，我恐怕还是一样会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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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入职钱江晚报的6年，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对于到钱江晚报，我既有心理准备，也有一定期待。当时，我当然知道传统纸媒将越来越难，而且只会是江河日下，所以我对薪酬水平降低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我觉得，如果这么腾挪能换来更大的话语空间，还是挺值得的。
与此同时，我也期待借此机会更多地去尝试新媒体的玩法，毕竟微信公号等自媒体平台已经崛起，成为国内不可忽视的一个舆论空间。
但当正式入职后，我发现我搞错了一件事情。我以为钱报的那些大胆敢言的评论是“常态”，其实是“变态”。换句话说，这已经是钱报评论的“天花板”了。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纸媒评论的题材越来越狭窄，时评也越来越流于俗套。这不光是钱江晚报面临的问题，也是多数都市类报纸的共同处境。
这里头也有个人的因素。一方面，入职钱报不久，家里突遭变故，父亲身患绝症，这对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两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杭州和老家两头跑，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从2003年进入纸媒评论行业，至此我已经干了12年，而且已有好几年保持每周写作数篇评论的节奏，这时候想要实现媒体语言的自我突破，也已是难上加难。
处在这种种困境之下，刚入职时重新点燃起来的职业激情，至此几乎消耗殆尽。越到后来，写作状态越差，写出来的纸媒文章越模式化。从入职钱报到去年8月份提出离职，6年多时间里，我不知道报社对我的评价如何，但我对自己并不满意。
我觉得，这样待在媒体里混吃等退休完全不是个事，哪怕单位容得下自己，这也是对人生的不负责任。我完全无法想象，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几年，要在如此黯淡的、了无生趣的工作中降下帷幕。与其说这是一种生活的苟且，还不如说这是一种人生的慢性自杀。是可忍，孰不可忍？
想当初我费尽周折、拼尽全力，以别人的起点为终点，满怀欢喜地进入纸媒，可不是为了和报纸一起慢慢变老，直至烟消云散。那肯定不是我想过的人生。
所以，以我的思考和行事风格，离开传统媒体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也曾动过念头，想试试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继续留在媒体，同时又能化解我的内心躁动与不安。答案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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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促使我选择这时候离开媒体，比如人事变化，对单位的认同感，等等。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是个事，也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碰到好领导、好同事，那是一种际遇，应当心怀感恩；碰不到，也很正常，无可抱怨。幸运不可能一直眷顾你，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
更值得一说的是，与黯淡无光的传统媒体生涯相比，在另外一条“赛道”上，近些年来涌现的各种新媒体可谓日新月异，各种新机遇也让人为之心动不已。
差不多跟我进钱报同时，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邀请我在他的公号上主持一个栏目《财经日日评》，每周五期。这个栏目我一直做到现在，已经近七年时间。有意思的是，这期间我跟晓波只见过一两次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默契和信任，尤为难得。
另外， 跟几位东方早报老同事和朋友于2016年3月创办了一个人文思想类公号冰川思想库（经过两次重生，公号名现改为冰川思享号）。从一开始，公号运营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这也耗费我不少精力。
在纸媒，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撰稿和编辑，而在这些新媒体，我干的也是撰稿和编辑相关的活儿。但是，二者的操作模式有所区别。
在纸媒，一篇文章从选题到撰写、编辑、组版、发布，需要很多道流程，以及不同专业人员的配合，但是在公号等新媒体，且不说随时可以发布的个人公号，哪怕是机构类新媒体，这一流程也大为缩短，效率大为提高。
当然，新媒体的效率不光体现在生产流程，也表现在选题思路与内容上。纸媒，包括纸媒的全媒体部门，受体制和机制的约束无疑较多，而自媒体和新媒体虽然生产能力有限，却有着反应快速、选题广泛和内容鲜活等优势，这对内容创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诱惑。
这也是我决定从纸媒辞职，换“赛道”专心从事新媒体写作与运营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纸媒对我已经失去吸引力，而新媒体却意味着有更多的可能性。我想，一个不愿把生命浪费在对付各种无聊事物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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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媒辞职，对我并没有造成任何困惑。反之，正是为了化解这个问题，我才会从纸媒辞职。对我来讲，这只是换一条“赛道”而已，无论辞职与否，我的职业角色并没有改变，我依然是一名“文字工作者”，用更新鲜一点的说法，就是一个“内容生产者”。
我甚至认为，任何一个以文字（内容）为业的人，都应当热情地拥抱这个新媒体时代。在传统媒体时期，从事媒体工作是有门槛的。像我这样的学历，能够进入媒体单位，已算是一种“异数”。但在新媒体时代，只要你会写文章，甚至只要你有一部手机，你就能够进行内容生产，并且让人看到。
经常有人感慨传统媒体的衰落。确实，传统媒体已经不可能重现昨日辉煌，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的消失，恰恰相反，媒体的功能和作用正在不断强化，受众也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往，一份报纸有一百万发行量，受众达到一千万人，已是屈指可数。而如今，一个话题有几亿点击，数千万人关注，并不罕见。媒体无非是信息传播的工具。相对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如今的信息传播是更快更高效了。
所谓传统媒体的衰落，更准确地说是媒介的衰落，或者说是更先进的媒介取代了传统媒介的主要功能。而作为媒体从业人员，面对这一深刻的行业变革，当然是要积极拥抱变化，投身于新媒体行业。
还要说一点，在这场媒体变革中，传统媒体非但不是没有机会，而且还有很大的优势。传统媒体的生产资源，及其作为官方媒体的权威性，是自媒体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传统媒体转型成为全媒体机构后，其先天优势和重要性仍然无可取代。
而传统媒体人利用专业知识，完全可以在新媒体领域做出一番作为。
实际上，很多头部自媒体的负责人，都有过在传统媒体从业的经验。在新媒体运营中，有传统媒体从业经验并不是一种“负资产”，而是一种难得的专业“加分项”。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其内在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如何生产出更好的内容产品，传播给更多的人。这同样是传统媒体人在从业过程中所需掌握的技能。
在这意义上，从传统媒体辞职，专心做新媒体，对我而言并不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而是一段新的旅程。十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让我坚信，这么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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