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事件：政府的角色与钟氏姐妹的生活场景
在南昌一个偏僻的咖啡馆里，我们和钟姐妹聊了差不多一整天。钟家戴眼镜的孩子和她的三姐钟给我讲了他们叔叔去世后被强行带回宜黄的故事。——手机被没收，散落在酒店，等待领导协商。这时，一个县领导突然来了，告诉他们：梳洗一下，市领导马上就来找你们谈话。
梳洗一下？钟对说，是啊，多么伟大的官员权力。
一方面是一个生活在边缘的普通人，另一方面是一个能够调动包括公安在内的各方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主笔王伟记者吴丽珍
从南昌到宜黄，路越走越差，是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然而，该县在过去四年里一直忙于城市升级：新城市、城市广场和房地产开发。两栋新建成的带电梯的建筑已经成为骄傲，新的站房也将是全县最高的建筑，有——9层。据县领导介绍，钟家的老3层楼，是全家的主要财产，引发了项目“卡脖子”——的激烈冲突。
一黄拆迁事件中的角色
在医院抢救了几天后，我叔叔去世了。无奈之下，钟一家在自己家里设立了灵堂。门口有一副黑白对联。“晴天霹雳天有大灾，黑社会也要哭”，横向的批评是“天怒人怨”。
对联不是钟家写的，是一个在市场上卖字的老人听了家里的经历后写的。钟佳的学弟在地上鞠躬，破旧的小录音机在放哀乐。然后，三笑带我们慢慢上楼，看看他的母亲和叔叔，包括他的二姐在哪里，床单和窗帘上有烟火的痕迹。她想起钟汝玖那天眼睛红红的时候说的话：“我二姐真了不起。她那天着火后为什么要跳楼？是因为我怕把我烧得团团转。”
这栋三层楼是上世纪80年代在这里流浪的一家人最大的财产。至于我来宜黄的那一年，家人给不出一个统一的数字，但这个房子在时间的落成是我家的一个重大节日，每个成员都有一个统一的记忆。钟的父母和叔叔与他的父亲是兄弟，他们带着几个孩子从安徽流浪到这里。全家人靠烧砖瓦赚钱为生。四姐钟汝翠还记得当时周围没有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里？第一，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刻意选择了一个荒凉的地点；二是周围多荒山，生活方便。
1999年，奋斗了近20年的钟佳终于盖好了这栋三层小楼。为了省钱，没有外来劳动力，都是自己盖房子。钟汝翠向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新家：“那时候，我20多岁。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我上二楼的时候，没有门窗。我家的钱用完了，家具里什么也没有，因为它是空的。我说话的时候有很大的回音。”那时，小九还很年轻，他记得搬到新家的那一天，他兴奋得彻夜未眠。
花了两年时间才拿到一个好的土地证。钟家记得当时要求他们申请的是比较贵的土地证，而不是便宜的集体土地证，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证，钟家在以后的拆迁补偿中处于劣势。
之后，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边缘家庭的奋斗史。钟家兄弟姐妹长大后，陆续外出打工，母亲带着孩子在家路边摆摊。全家人另一个温暖的记忆是，2005年前后，家里的几个兄弟姐妹和母亲在南昌客运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赚了可观的收入，最后攒了起来。结果，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取而代之的是开了一家大餐馆。
大饭店经营失败，全家又散了。家里7个孩子(因为贫穷，第二个孩子和第七个孩子出生时就送人了)分散在几个地方，4个女孩都在南昌打工。比如崔当了健身教练；二姐在花店，三姐和九姐在服装店卖衣服。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有几个女孩在南昌工作，都很谦虚有礼。如翠解释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是陌生人，所以我们活得很小心。”
在宜黄，他们不闹事，与外界接触很少。邻居们说：“包括他们家的第三代，他们特别尴尬，哪里都不会搬。”县城里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和利益纠纷也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如果不是宜黄县的快速发展，他们家过去所在的乱葬岗就成了黄金地段。也许，这家人默默无闻地住在县城里。除了四个女儿都没有结婚，成为县里一些无聊的八卦。
相反，这次拆迁中有名的县委书记邱建国，是宜黄人，他的父亲曾经是县委领导。他在宜黄县的一般干部中口碑确实不错。主要原因是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地区的驻京办主任。和一般县委书记相比，他有办法去北京拿政策和资金，这样一黄上任后就会迅速改变。
2006年，邱建国任宜黄县县长。当时县城没有电梯房，没有国道，甚至没有红绿灯。邱上台后，为县城找到了资金，更重要的是为县城定下了发展轨道：搞好基础设施，特别是一些广场和滨河地区，让县城的房地产可以开发，土地可以卖个价。
这一战略使得宜黄地产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支柱产业，这也是为什么钟嘉所在的偏远地区能够在10年内跃升至黄金地段的原因。宜黄县房产局拆迁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多次向我们强调：“钟家应该知足了，因为他们家所在的位置不仅10年前一文不值，邱上任前更是一文不值。”
拆迁队的副队长李敏军和房管局局长李也是这个县的人。前者近年主管城建和房地产，有丰富的拆迁经验，后者也不例外。邱建国给全县干部的口号是：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简而言之，时间没有休息，甚至连一般的县办事员都要负责招商引资。县委的一位领导告诉我们，他甚至通过了
年都在客商家过，作为客商中的大头的房地产商尤其不敢得罪。说整个宜黄县变成了拆迁大县很夸张，事实上，钟家只是本轮城建被强拆的第二个家庭。不过，宜黄县还是在拆迁中形成了自己的队伍，成立了专门的投资公司负责重大项目建设，而房管局也有专门的7个人组成的拆迁办公室，负责处理拆迁争端。
不过无论是钟家还是别的等待被拆迁的家庭，对拆迁办的人，还有投资公司的人和职权范围都很模糊，在他们看来，他们都是“政府的人”，专门负责拆自己房子的。而拆迁办公室那位工作人员反复向我强调：“我们只是负责解决争端，包括上门解释和调解，当然，最后裁决强迁的也是我们。”
一边是县委书记带领的强大的建设队伍，拆迁工作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一边是外来户钟家，他们还不太知道自己家的位置会被选成新车站所在地，避免不了拆迁的命运，对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一切在等待和酝酿中。
钟家的恐惧：拆迁中的“软暴力”
县城今年第一家被强制拆迁的邹国宏家现在只剩一堆横七竖八的废墟，堆在河边的原址，他家正是从老县城向新城区过渡的地段，同样是地块狭窄的县城黄金地段。
县里准备建设的戏台“二黄台”，这里的宜黄戏声腔古老，是县里决定发展的文化牌，建设方同样是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可是邹家房子就堵在河边的路口，按照拆迁办公室的裁决，必拆，否则连建筑材料都运不进去。
在拆钟家前一个月，8月10日，邹国宏家被强制拆迁。那天也是县城的大事，因为事先已经张扬出去，邹家的邻居告诉我们，当天足有上百名围观者。邹家的儿子、媳妇上了二层楼，把房门锁上，儿子拿出了打火机和汽油站在窗口，而家里的妇女们则朝楼下来强拆的人身上泼开水，不知道是开水用完了还是怎么的，僵持局面在围观者们正有点厌倦的时候被打破，本来是预防起火的消防队很迅猛地用云梯爬上了二楼，消防队员一手就把邹家儿子手里的打火机弄飞了，一袋汽油也掉在楼下。
于是邹家的几个人迅速被控制起来，东西转眼被185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搬空，拆迁的推土机转眼而至，整个房子在4分21秒内成为瓦砾堆。邻居的手机上清晰地录下了全部过程，他家的房子紧挨邹家，之所以如此关心此事，是因为害怕邹家拆完轮到他家。他告诉我们，县城里的强制拆迁名单上，他排在第三号。
围观的几百人中，有钟家的老三如奎，如奎告诉我们，他看了非常害怕，浑身发抖。他知道，自己家在面临和邹家一样局面的时候，肯定也是如此结果。不过，他特地回家告诉母亲，千万不能自焚，生命重要。母亲阴沉着脸说，他们太欺负人了，要是这么欺负钟家，她只能一死。
邹家和邻近数家为什么被强制拆迁？很简单，就是和县投资发展公司怎么也谈不拢价格。投资公司说此地将建设防洪堤等基础设施。可是被拆迁者并不相信，他们觉得，此地将作为沿河地块卖给开发商，政府将赚大钱。可是将赚大钱的政府，现在却只肯按照2007年住宅费用的标准来补偿他们，理由是拆迁决定是2007年定下的，现在的房价因素不考虑在内。
不过这只是明面上我们看到的，拆迁办公室的人向我们解释，事实上，邹家拿到的补偿数目不算低，因为在明的补偿条款之外，县政府还有暗补偿，尤其是针对钉子户的暗箱操作，可是不能拿出来说，因为还有前面拆迁的人家盯在那里。和邹家的纠纷，算来算去只有几万元的差距，可就是谈不成，县里于是下了强制拆迁的决定。
我们无法找到邹家人，短短几天，钟家的自焚事件促成了他家的谈判成功，邹国洪的电话始终由他的领导接听。
暗补偿在钟家存在吗？钟如翠告诉我们，她们不懂明的暗的，投资公司和房管局的人轮番上门，给他们几项条件，是给三套安置房，邻近地区的一块田，全家13口人的低保，还有房子装修款的一点补偿。在他们看来，这些条件，明确地是欺负他家。如翠解释，安置房在哪里还看不见影子，而给的那块田，是一块水田，做地基有很大问题。他们所要求的，是在家对面的马路边上置换一块地，给他家重新盖房，因为紧挨自己家的加油站就是如此处理的。
但是在县政府拆迁办公室的人看来，这属于典型的不可能：“那里的土地怎么能随便给他们？加油站有别的条件，而且，别人是城镇户口。”所谓别的条件，据我们了解，就是加油站是顶着外商投资的名义去和政府谈判的，加油站老板的叔叔在台湾，加上他在本城还有别的企业，算是本城大户。
钟家怎么能和这样的人家相比？这种观念在县里的人心目中普遍存在，唯独钟家人不这么想，他们觉得，既然是拆迁，就得公平对待。
在县政府拆迁办的人看来，给钟家的条件已经比先前邻近地区拆迁的人家丰厚多了，明补暗补都存在，像13个人的低保就是暗箱操作，条件甚至已经到顶了。县里的人爱算账，一项项算给我们听，安置房值多少，那块地如果盖房值多少，包括偷偷给钟家上的低保折算成多少，装修款又多给了多少，足足有100万元左右。他们愤愤不平地说：“可是他们还不知足。”
钟如奎告诉我们，为什么想在马路对面的空地上建房：“我们也不想多占地，只要等面积换就可以了。附近地面值钱，全县人都知道，商铺价格现在是1平方米9000元，我们家现在光一楼面积就接近200平方米，按照道理，远超过政府给我们的补偿，这点账谁算不出来？”
双方差距之大，一开始就不太能调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愤怒地说：“就是不知足，从前他们住的地方，不过是县里的贫民窟。”可是，钟家人明确地看到，现在自己家的房产所在区域，已经是核心区域，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些尚未成型的补偿，尤其是安置房等没看见的东西。
宜黄县政府说的安置房就在钟家附近，目前还是一片空地，尽管政府工作人员解释说会和钟家签订18个建好房的协议，可是钟家还是不愿意。因为有前车之鉴。
钟家对面的区域，本来是县轻工综合厂的地块，2007年被政府拆迁，住在那里的13户职工家的房子也被推倒，当年的会计黄春英现在街宜黄事件上的一家餐馆洗盘子。她说自己上访已经3年多了，就是愤恨于自己家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强拆，被安置到了一个40平方米的小房。因为控诉自己的遭遇已经很多回了，黄春英在对我们叙述时，很平静。
只有到了那间简陋的安置房，头发已经花白的她才悲从中来。安置房和从前的房子只有几公里距离。我们跟随黄春英走在山路上，才意识到，这几公里在狭窄的宜黄县意味着什么，从前的地块现在是宜黄的商品房新区，每平方米能卖到2600元左右的价格。而安置房则要翻山而过，位于山对面一片小坡地上，12家联成一排的平房，简陋的灰砖，不少人家新搭建了厕所，越发零乱。一个典型的新贫民窟。
2007年12月，黄春英她们当时正在北京上访，觉得县政府拍卖他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给房地产商很不合相关规定，可是回家时候，房子已经被强制拆迁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员工回忆，大家坐在房子门口不肯走，铲车就从后面铲起，一时间四面八方全是铲车，因为是集体财产，大家就不像钟家那么能拼命，所以拆迁顺利结束。
只有黄春英不服，历年一直在上访，给她的安置房也拒绝居住，政府给她暂时租了几间房，她就一直住着不走。除了她们几个，宜黄县还有另外几起的拆迁上访者找到了我们，有的是房子已经被拆的，却没有好安置；有的是刚被下达了拆迁通知，条件都没有去谈的，不信任弥漫在县城里——地块的升值潜力谁都看得见，被拆迁者最不愿意面对的是，凭什么这个利益只能政府独享，何况在谈判中还有种种不公平存在。
不信任，委屈，愤怒，对自己家房子价值的期待，种种想法在钟家最后形成了一股劲，为了自己家的财产，在邹家被拆后，平时一向安静无事的钟家转了性，7个孩子陆续回到宜黄，准备拼死一搏。
9月10日：钟家蒙难记
怎么保护自己家的房子？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话题。钟如奎记得，自己反复和母亲谈过，真拆房也就算了，毕竟生命重要。如翠说，自己也知道，家里汽油是有的，2007年，他们的父亲患上肺病，一天24小时需要呼吸机，可是今年4月18日起，家里已经被强制断电，为了父亲的呼吸机运转，包括母亲爱看电视，所以买了发电机。不过父亲去世后，发电机不太使用，母亲虽然爱看新闻，可是觉得发电机贵，发一天电就要几十元，声音又嘈杂，所以今年夏天，母亲和大伯很难熬，连基本的电扇都无法用，“我们看了非常难受，可是也无计可施”。
因为还要打工谋生，几兄弟不能都在家里等待，小弟弟回家两天，见没有拆迁消息又去了外地，几姐妹倒是回来了。母亲很高兴，家里人好不容易团聚，所以家里气氛还不错。外面纷纷谣传最近几天要拆到她们家，可准确的日子并没有通知。拆迁办的人只是不时来问一句“想通了没有？给你们家条件已经很好了”之类。
9月10日那天早上，母亲一大早去买菜了，邹国洪匆匆来访了一下，也就是问母亲，如果强拆，他们打算怎么办？可是话还没说开，他就被房管局局长李晓煌的电话叫走，事实上，那时候，钟家已经在被控之中。
如翠姐妹在家玩十字绣，看见房管局领导李晓煌的司机在对面街上，转了转就不见了。这些天来，房管局的人来来往往，钟家人只能做到见怪不怪，母亲回家煮面，如翠正拿蛋清做面膜，小妹妹如九和二姐在旁边说笑。
如翠向我们叙述，她们看见大队人马走过来的时候，立刻惊慌起来，觉得这就是强拆的人到了。几十个人，平时还有笑脸，现在却成了一群入侵者，都是本乡本土人，她能清晰地记得，有房管局的某某，公安局的某某，当然，还有县委副书记李敏军，这个50岁出头的男人，是县里拆迁的决策者。一家人于是分成了几路，惊慌失措的如九和二姐跑到二楼，堵住门，年纪大一些的如翠和大哥在门口不让外人进门。而同样惊慌失措的母亲和79岁的大伯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屋顶。
查汽油成为最好的理由。公安呵斥他们，说线报说她家有汽油藏匿，钟如翠说，用汽油发电机能没有油吗？双方都明白，这不过是借口。
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解释，那天真不是上门去强拆的，但带有最后通牒性质，所以负责拆迁的主要领导全部出面。看到钟家人到处乱跑，害怕他们家有过激反应，所以公安很快上门，想控制钟家人。可是在钟如翠看来，这种解释毫无根据，邹家不就是在被控制几分钟后面目全非的吗？
所以，她和大哥，包括三哥一直在自家上上下下奔跑，徒劳地想把这些人拒之门外。三哥冲一个派出所政委发火，让对方拿搜查证出来。对方面色一变，喝道，把他们全抓起来，于是，他的头发被纠住，被推着往门外走。如翠觉得，那就是被强拆的前兆，她和哥哥哀叫起来，关在房间浑身颤抖的钟如九本来用桌子顶住了房门，还在拍照片取证，听到门外自己家人的惨叫，一边大哭，一边想不出任何办法，没想到转眼间，平时内向、文静的二姐已经把汽油浇到窗框上，并且把一件着火的毛衣扔向下面的人群。没看见姐姐点火的动作，姐姐身上还有旁边的床上都瞬间着火。她害怕自己身上的火烧到妹妹，立刻跑到隔壁房间，从二楼跳了下去。
已经被抓到楼下空地的如翠和三哥挣脱开了抓自己的人，扑到妹妹身上灭火，如翠向我们叙述，虽然着火只是一瞬间，妹妹身上已经能看到皮肤烧掉的惨状，这种惨烈，使现场空气紧张起来，周围的人七手八脚开始找土，给妹妹身上浇土。“叫救护车啊，叫救护车啊”，那时刻，她只能听
官方证实宜黄自焚事件被免书记县长均已复出(图)
市委组织部向记者介绍邱建国、苏建国的任职情况。新华社记者李兴文摄
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发生一起自焚事件。三人被严重烧伤，其中一人获救后死亡。事发后，时任县委书记的邱建国率队到机场拦截了欲赴京采访的拆迁户家属。时任县长的苏建国带人去医院抢尸体。事件被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
事发7天后，福州市委作出决定，对8名责任人进行处理，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邱建国、苏建国被立案调查，但此后未公布调查结论。
2011年12月2日，新福州网讯披露：“江西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回来了，成了福州公路局局长。这是宜黄事件后第一位上任的官员。”后来网上说，宜黄县原县委书记邱建国也曾担任过抚州金巢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中国网”记者登录福州公路网，看到“领导简介”一栏注明：“苏建国，研究生学历，现任福州市公路局局长”。
两位官员的回归引起了网友的不满，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网友“公民西西弗斯(@)”说是纪委立案还是检察机关立案？不知道。立案后，是驳回案件，还是认定两人没有违法行为，因此不需要追究责任？不知道。辞退是临时措施，还是结论性问责？不知道。真问责还是假问责？我终于知道了。
网友“江希雨”说，当时向全国人民公布的调查结果不见了，但两人都回来的消息还在等着。这怎么能不让网友失望甚至愤怒呢？网友“许”表示，事实表明，“立案调查”成了地方官员在宜黄自焚事件中搪塞、敷衍舆论的挡箭牌，掩盖丑恶，吓退涉案官员。
(记者调查)“重新安排就业是基于两者的表现和专长。”
福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主任宋东方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确认，11月22日，经福州市委常委会研究表决，提名邱建国为福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建国是福州市公路局局长。11月29日，福州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任命二人。
宋东方表示，邱建国和苏建国在宜黄拆迁事件中负有监管不力的领导责任。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福州市委于2010年10月9日组织对其进行了免职。截至2011年11月，这两人已受该组织影响一年。
对此，有网友质疑：为什么被辞退的官员一年后还能回来，他回来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网友评论
当前共有13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