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将军在右边。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一任指挥员中将孙继先，长征中任红军第一师第一团营长。他亲自挑选并率领十七勇士渡过大渡河，在被敌人视为难以飞行的天险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晚年的孙继先在澄清大渡河史实时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不愿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勇士，不愿违背史实，屈服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将军明确表态，揭开了这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谜团。
杨得志讴歌大渡河沿岸众多英雄。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青年迫切要求熟悉中国革命历史，从英雄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1957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系列是第一个写革命回忆录的。103010一经发布，就在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收录了杨得志的代表作《红旗飘飘》。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后》《我一定要走了》五节“庄严时刻”。其中，“我必须去！”而“庄严时刻”，杨得志写道：
十八个战士(包括孙继先同志)每人带了一把大刀，每人带了挺机枪(冲锋枪)，一把短枪，每人带了五六个手榴弹，带了工作装备，第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任队长。
大渡河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有河水咆哮着冲击着。我用望远镜看着另一边，敌人似乎很安静。
因为船小，船夫不同意人太多，所以暂时决定十七个人分两批用船。在连长熊尚林的带领下，一班8名同志爬上船。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八位同志跳上渡船。
……
过河的船很快就回来了。营长孙继先同志率领八名战士再次登上渡船。
……
这时，我们已经接上了两批登陆勇士，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了上来，十八颗手榴弹一起扔了出去，十八挺机枪一起用了，十八把大刀一起飞上了迪群。被称为“双枪将军”的川军被杀败北，逃到山后的北方。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杨得志的原著出版了漫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入中国初中语文教材。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编写一系列革命回忆录，总结解放军的作战历史。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此高度重视，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傅钟挂帅，并很快在全军开展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0周年征文活动。为此，总政治部宣传部、总政治部文化处联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0周年征文编辑部(后称《大渡河畔英雄多》编辑部)，由十人组成，在中央、省、市三级报纸上广泛刊登征文启事。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非常支持30周年征文活动。在他看来，军校聚集了一大批英勇善战的高级将领，他们每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有许多传奇故事。特别是由杨得志、孙继先担任战役部主任和副主任，全部52名学员全部是开国将领。在学习军事理论、回忆解放军历史、研究重大战役的同时，把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经验记录下来，写成回忆录，对于继承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年轻一代，无疑是一件好事。
长征中，刘伯承担任过红军参谋长、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他心里对这段历史有详细的叙述。他抓住战役部每一位将军指挥和参加的经典战役，一杆到底，一个个落实题目，人人分配任务，很快就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他还特意请杨得志和孙继先带头多写回忆录，每人要完成一篇关于渡大渡河回忆的文章。
孙继先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低，写文章比指挥战争更难，于是避而不谈，说：“杨得志同志写了，我就不用写了。”
刘伯承拒绝了，说：“光凭杨得志同志的一篇文章，回忆强渡大渡河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役的指挥官，你是直接参与战斗的战斗人员。你从不同的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和积累战例。这是政治任务！”
在作战部，有不少人和孙继先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还记得很快结束的革命战争，但是因为文化水平有限，写文章真的很难。103010编辑部的同志们抓住南京军事学院的独特条件，派编辑留在南京为将军们做口述记录，帮助他们整理著述。著名军事作家王愿坚是《星火燎原》编辑部派往南京军事学院的骨干编辑之一。王愿坚曾经写过小说《星火燎原》，后来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彩色故事片《星火燎原》。
与孙继先仍有很深的缘分。曾任孙继先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后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军)《党费》的战地记者、编辑，在孙继先领导下工作、战斗了四年。他钦佩并非常熟悉这位老指挥官勇敢威武的军人气质和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听说对于这位老指挥官的回忆录，王愿坚一百个高兴。谈到这场战争，性格沉闷、话不多的孙继先也打破了沉默。热情洋溢、滔滔不绝；一兴高采烈，写得像只苍蝇。一篇近万字的长文，犹如大渡河之水，一气呵成。
按照刘伯承的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从不同角度完成了。
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文章写好后，刘伯承为他们审阅、修改。《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仅一年时间，各大军区政治部收到的征文就有3万多篇。经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1万篇，最终收入丛书的只有300多篇。《星火燎原》丛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59年12月，毛泽东为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为丛书作序。由于编辑约稿周期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这套丛书并未按顺序出版。1960年，讲述长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率先出版。杨得志的《突破乌江天险》和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从中脱颖而出。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在军委扩大会上，十八勇士遭质疑
据当年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经完稿。书刚印刷完还没有发行，恰逢庐山会议召开。《星火燎原》编辑部也无法避免当时的政治风暴。因为有“美化”彭德怀的文章，编辑部被责令检查整顿，几位骨干编辑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对于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孙继先一直保持缄默、低调。他的几个孩子过去都听父亲讲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在初中语文课上也都学过《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课文。他们都为父亲光荣的战斗经历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当听到有关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没有父亲时，孩子们都很郁闷、不解，曾多次追问父亲，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孙继先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孙继先多次对孩子们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尽管有关单位正式发文，在党史、军史资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说法，但《红旗飘飘》丛书和初中语文课本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大渡河的勇士们，你们的英灵在哪里
孙继先戎马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但强渡大渡河的英勇战事，在将军心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十七勇士的下落也是将军后半生挥之不去的心结。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牺牲很大，人员调动非常频繁。像孙继先这样骁勇善战的一线指挥员，随着战争的走势，调任就更加频繁。
1935年7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到达毛尔盖后，孙继先即离开红一团，调到红三团任三营营长。1936年12月，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任第九十三师参谋长，随援西军西进，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继而率津浦支队深入山东敌后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战场。而红一团的老部队则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察冀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对于红一团一营二连十七勇士的下落，孙继先已无法逐一给出明确的答案。
然而，安顺场所在的四川省石棉县人民却永远铭记着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石棉县政府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除孙继先外其他十七勇士的下落，包括向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和孙继先等亲历者求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勇士的踪迹已无处寻觅，唯一有明确下落的是二连连长熊尚林。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知晓熊尚林具体去向的见证人仍旧健在。其中一位是时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水清将军，另一位是著名军旅作家、老红军陈靖。
李水清回忆说：“熊尚林是江西高安县人，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参加过首战平型关的战斗。1938年八路军开辟平西根据地时，熊尚林和我一个营，熊尚林任营长，我任教导员，两人并肩战斗，又相处了两年多。1940年，熊尚林调到平北工作。据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靖是红六军团的一名老战士，贵州人，苗族。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撰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金沙江畔》。离休后，他重走长征路，进行百万字的长征系列创作。1985年10月8日，他来到了浪花翻腾的大渡河畔，望着巍然耸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深切缅怀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队长熊尚林，写下《大渡河勇士熊尚林的悲情结局》一文。
我和尚林同志相识，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他是营长，我是团宣传股长。
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粗犷、直率，甚至显得过于鲁莽。他身躯健壮，脸色紫红，说起话来像炮弹出膛，还总是带点脏字。他习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困难二字，可熊尚林自己却承认，我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学习！
他蔑视困难，不怕牺牲，在极端残酷的岁月，总是冲锋陷阵，强渡大渡河，激战平型关，奋勇挺进冀东，带头开辟平北……说他是英雄人物，并不过分；但我们这位英雄好汉最终却走入一条令人遗憾的歧路。
艰苦的1942年，在被敌人割裂为好几块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上，熊尚林带领几十个同志英勇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长城附近，打开了局面，并由几十人发展为一个独立团。就在这时，平北分区正式成立了。在公布分区领导机构名单时，熊尚林发现没有他的名字，他又冒火了。
这时，正巧我们相遇，他气鼓鼓地对我说：“陈靖，我不干了，他们不相信我，老子就单独干革命去！”
我劝说他几句，要他“不可瞎来”。
可是，这里离分区还有几十里，翌日，当我赶到分区报告这一情况时，熊尚林已经离开部队，带着他的参谋长和两个警卫员到独石口一带“单独干革命”去了。
十几天后，一个警卫员回来了，说：熊尚林原以为到了他人熟地熟的地方，什么都好开展，但当群众知道他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时，就不理他了。局面根本打不开，站不住脚，简直是走投无路……又过了几天，另一个警卫员也回来了，说：熊尚林和参谋长天天争吵不休，最后参谋长趁熊尚林不防备时，向他开了枪……就这样，这位英雄倒下了。
革命造就了无数英雄，无数的英雄使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固然，英雄的个人作用不能低估，但英雄离开集体，他的历史却只能添上令人惋惜的一笔。
在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烈士陵园里，矗立着熊尚林的墓碑，墓志铭上记录着：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随部队转移途中，在张家口崇礼县西沟村草场沟不幸遇难，被葬在西沟村。上世纪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遗骨被迁葬到崇礼县烈士陵园。
杨得志言之凿凿：强渡大渡河的应该是十八勇士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发行不久，孙继先看到有关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叙述后，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翻开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杨得志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认真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一见孙东宁臂上戴着黑纱，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哽咽着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他是个好同志，优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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