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江西工农红军前夕，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发生了一件大事，恐怕很多人还不知道——那就是“AB团事变”。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党员和根据地的普通民众被杀害。这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当时“包围”红军造成的，而是他们自己在根据地肃反扩大造成的。那么，为什么在部队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根据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AB团来源
AB团的名称来源于英语中“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称为“AB反红团”。北伐时在江西建立。它成立于1927年1月，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左派。其目的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废除民主。4月，国共两党发动“四二”暴动，被革命群众冲垮，在时间只存在了3个月。
AB团的主要目的是在国民党省党部排斥和攻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党务权力。因此，它是一个反共反革命的国民党右翼组织，而不是后来在中央苏区提到的特务组织。正如肖将军回忆的那样，“1930年前后，我们基本上知道敌人的情况，他们没有AB团这个间谍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人也说，特务机关组织里没有AB团。”
AB团解体后，江西虽然有一些残余分子，但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主导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后来大力消灭AB团的共产党，都没有得到AB团还存在的真实证据。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首先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派的借口，然后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应该说AB团没有翻身的可能，但为什么后来却掀起了“滔天巨浪”，引来阵阵恐怖？
“福田事件”
根据地福田发生的一起事件，与AB团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AB团事件”，就没有福田事件。同样，如果没有“福田事件”，“AB团事件”也不会“名垂青史”。
福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曾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12日，李奉红军总战线之命去抓AB团，造成了令人震惊的福田事变。在赣西南反“AB团”斗争中，随着各种酷刑方法的广泛应用，被消灭的“AB团”分子日益增多，仅在4万红军中就消灭了多达4400人。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的供述中发现，福田江西省执行委员会中有一个“AB团”，段良弼、李白芳、谢晗等主张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反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前往逮捕。12月7日下午3时，李带着红十二军一个连和总前委的一封信，来到和省长陈正仁面前。他把队伍放在省文旅委门口，带了10多人荷枪实弹，闯进文旅委办公室，先后捆绑了段良弼、李百芳、金万邦、马明等8人。也就是一边禁锢和折磨，一边尝试和把握。7日下午至12日晚，共抓获120余人，其中“骨干”数十人，11日执行死刑24人。
ab团事件12月9日，李把省委肃清“AB团”的任务交给了库珀、他从红十二军带了一排人，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晗捆绑，到军部所在的东谷，帮助红二十军消灭“AB团”。因为在12月7日晚的刑事审判中，主张随机征召红20军174团政委刘，他的敌人是“AB团”，所以他立即通知刘回东谷。9日，刘接到通知，11日率174团一营向东谷进发。当李与刘的敌人交谈时，他张开嘴说：“刘的敌人！你很危险吗？”刘问：“我有什么危险？”李说：“唉，好多人都供养你呢！”刘问：“为了什么？”李：“AB团。”刘笑着说：“你看，我像不像AB团？”李说：“是啊！我也不信，不过现在有人找你！”问刘立：“你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吗？”李说：“那也不会发生。你为什么只是向你报告？”刘知道强敌不承认自己会被严刑拷打，便故作诚恳地说：“AB团是没有办法乱咬的。只要求党理性，详细考察。死了也没关系，刑法也不能接受。”李也假装真诚，说：“绝对不是。这不是简单的AB团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要你承认自己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就绝不是打打杀杀的问题(转载于月亮岛教育网3谁在3360发起AB团事件| AB团事件的始末)。”知道刘是一个“思想总是不正确，无产阶级觉悟很低，用卑鄙的手段制造纠纷”的人，他认定李抓“AB团”是一个阴谋，是要杀害赣西南的干部。但是，为了不被逮捕和惩罚，李被故意软化，告诉他，我相信、和你根本不是“AB团”，上面的语录“你们三个我会一直追求或追随你们”(注：见《刘敌给中央信》(1931年1月11日))。李被软化了，和他老乡的关系，刘谈话后回到了第一营指挥部。敌人越想越觉得李是在以“AB团”的名义密谋。12日上午，他立即与营长和政委梁紧急商议，并决定扣留李，抓捕刘铁超，并让他们把剧情讲出来。他们发动一个营包围军队，捆绑了司令员刘铁超，并释放了谢晗等鼓吹的所谓“AB团”罪犯。李闻之而逃。为了营救被关押的“AB团”同志，刘的敌人和的鼓吹，在当天晚上率部从东谷奔到福田，包围了省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误抓了中央图委易二师，12月7日至12日释放。这就是福田事件。
12日晚，福田事件的领导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有抓捕AB团的阴谋。“非刑讯逼供是完成阴谋的一种方式”(注：“江西省委。
关于十一月七日事变报告》(1931年1月12日)，13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之易尔士，14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镇，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坚持和敌人作斗争。“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苏区中央局在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11号(1931年2月19日)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予以解决。基于这种认识，项英一方面责成富田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过河西，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通知肃“AB团”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以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肃反”扩大化及其教训
中央政治局于2月20日开会决定派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但在代表团未达赣西南苏区前，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富田事变的行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到达，并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定性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中央政治局及其代表团的决议，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盾，因而，把遵照中央局通知4月间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网打尽，先后处决(转载于月亮岛教育网:ab团事件是谁发起的|“ＡＢ团事件”始末)。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都先后处决，甚至连为教育红二十军作出重要贡献的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和结局。
“富田事变”及被扩大化了的肃反行动，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冤假错案，其事态形成的根源，出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反共组织AB团。
既然AB团已被彻底摧毁，那么，为何在其后的1930年，又有人说在赣西南苏维埃内和红军内部出现了AB团，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肃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看法，即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一律看成AB团的活动，以至把一切封建地主、反革命势力统称为AB团势力。
当时，红军一些领导人确信：有AB团存在，而且大批地混进了党内、苏维埃内和红军内部。
这个错觉，有一个形成过程。
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从1930年1月起，在他的好几个报告中都郑重其事地讲到“赣西南有AB团的大肆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7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也说道：“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永新、兴国、永年、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
1930年9月16日，赣西南特委东路行委发了一个《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这种捕风捉影、作茧自缚的极端错误的做法，不但混淆了人们的视线，让总前委领导人产生错觉，也悲惨地害苦了自己，以至于后来从赣西南特委到中共江西省行委，大部分重要干部都被打成了AB团分子。
一件意外的事情，更在总前委领导人的思想天平上增加了一个砝码。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打下赣西重镇吉安市，政治保卫部门在清理敌档案中，发现一张签名的“AB团经费领条”。签名者竟是“东固的一个地主”，而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担任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的李文林!这引起了总前委领导人如雷击顶般的震惊。
到了这个月的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的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一一《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文件中对反AB团专有决议，强调指出：“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改选原有的全部苏维埃，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从大背景上说，在苏区展开清肃“AB团”的斗争，是1930年期间中共中央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布置的。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主持中央提出了更“左”的纲领时，就着重提到打击江西的“AB团”。
就这样，一场滥打“AB团”的运动在赣西南苏区蔓延开了：又由于用r一个“个人品质很坏”的李韶九，在富田滥抓滥杀，大搞逼供信，终于逼出了红二十军部分官兵的反抗行动。尔后的“肃反”扩大化，即由富田兵变所引发。
责任编辑 林 京
“ab团”始末
AB团(英文：Anti-)是国民党内反共分子于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团体。其主要工作是与共产党争夺国民党在江西的党内权力。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因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江西国民党总部占有优势。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发现国民党在江西的省市党部完全由共产党员把持，于是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鹏组织AB团。与共产党争夺国民党在江西的领导权。说AB是英语反Bol？Evik代表反布尔什维克。1927年4月2日，江西举行了反对国民党党部的第四次党代会。二是起义，AB团随后瓦解。
到1927年底，江西国民党党务已基本掌握在改组派手中。1928年初，蒋介石命令当地所有党务部门停止活动，并任命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组织各省和特殊城市的党务工作。1928年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公告，任命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名单，其中周立生、陈立强、王礼锡等9人为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1928年5月17日，国民党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王振环、邹增厚、刘等6名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王振环、邹增厚、为常委，为组织部长，陈立强为宣传部长。这次改组以朱培德为靠山，阻挠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国民党中央下令罢免江西省建设厅厅长、江西省政府委员彭。然而，李尚勇被免职后，重组小组的另一名成员周冠宏被派去接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改组还唆使国民党江西党校学生到国民党江西党部请愿，但因被警察阻拦而爆发冲突，部分学生受伤。改组借江西各界学生开会之机，声讨AB团殴打党校，指责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是AB团。可以说，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以原AB团成员为骨干。之后，刘、曾华英、邹增厚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汇报工作。改组后，该派别立即派代表团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愿。双方到达南京后，段锡鹏致信南京警察局，指责被改编派往南京的人员是共产党员，要求南京警察局紧急处理。刘、曾华英、邹增厚还以国民党江西党部的名义，指责南京警察局改组代表是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员。南京市警察局局长孙博文派出警察，拘留了能找到地址的重组代表。1929年4月底，国民政府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奉命进行北伐为由，派杨更生担任江西省主席。改组党遭受沉重打击，江西国民党党务由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掌握。
但是它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在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党认为AB团混进了内地，并在党和群众机关中发动了一系列的反AB团。
1.AB团的起源和解体。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共组织，称为AB团反红团，
AB团作为一个组织，生命是短暂的。据段锡鹏介绍，4月2日的骚乱导致AB团成员相继逃往北京和上海，AB团与红团作战的目标已经实现。不仅党内没有按照各党纪律的组织，即环境的变化和人员的变化，就没有可以存在的情况。AB反亏团隐形解散，其经过上报中央，即其事实正式记载于《中央党务报》。AB团另一位团长程在回忆录中也说，AB团的寿命只有三个月。被AB团无形解散的时间，距离中央苏区消灭反AB团还有三年。如果段和程是AB团的团长，他们的话不应该完全被相信，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肖将军一模一样的证词来看这个问题。肖将军说，他问过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同志，他们说：1930年前后，我们基本上知道敌人的情况，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人也说，特务机关组织里没有AB团。
第二，苏区反AB团。
中央苏区错误的反革命斗争，起源于1930年2月的江西吉安县皮头村。七次会议，即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公刘军军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赣西南和闽粤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严重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对党在赣西南的形势估计错误，轻率地决定杀人。最早开始肃清革命者的江西苏区，开始整肃AB团，以福田事变达到高潮。报道称，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逮捕了中共特委干部朱家豪，朱家豪放弃了反动组织AB团的一批成员。进一步的抓捕和审讯，AB团抓的越来越多，到9月份，赣西南1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整肃！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时，在缴获的敌人物资中发现了AB徽章，还有一张张江西行委员会书记李文林的收据，是他父亲写给地主的。总务委员会吓坏了。前委书记毛泽东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在赣西南发现大批AB成员。这时国民党对江西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指挥战斗，彻底分散了肃反。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反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力肃清革命分子，从4万多红军中编AB团4400多个。
第三，富田事件。
1930年12月3日下午，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反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率政治保卫局。
（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於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於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等酷刑。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於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於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於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於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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