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皇甫平事件”:改革开放12年后的又一次“批邓”？
“这么多人发表了这么多对邓小平的批评，都是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一步一步传达的吗？”当这样的阴谋在小道上传开时，没有人会相信北京的矛头只对准了“皇甫平”。“这实际上是在批评邓，”新华社记者说了当时许多人的想法。“这一次，‘批判邓’并没有出现在的晚年，而是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革。”。尽管邓小平有意停止干涉政治，但他想置身事外，但现在他忍不住要倾听这些声音。然而，他一生中从未见过任何东西。
邓小平发表演讲(资料图)
本文摘自《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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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1991年春天，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从官方媒体传来，温暖、响亮、有特色。声音以评论的形式被抛出。在中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报刊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告诉世界，更不用说这次《解放日报》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时间发表评论。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人们欢度春节，第一篇文章出来了。文章不长，但处处让人觉得有意义。你刚刚想得很周到，但是它已经过时了。当你忘记它的时候，它又出来了。就这样，最后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发表，作者都叫黄福平。他写道：“十二年是一个周期。回顾过去，最后一个羊年，——1979，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中国改革新时代的一年。”“回顾过去，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今天的人读这些文字可能会感到空虚，但在当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嗅出一种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经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语气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当时媒体重点攻击的是“正确的错误”。现在，黄福平在敦促人们“振作起来，敢于冒险，做世界第一”，他还说1991年应该是“改革之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无视北京的意识形态纷争，赶紧做好自己的事情。
毫无疑问，这会让一些人不开心，但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黄福平告诫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停滞’”。什么是“新思想停滞”？说白了，他其实是在批判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他一说市场经济，就认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认为不是自力更生，甚至反对整风深化改革，违背改革之道。“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幽灵一定藏在市场调节的背后。”记忆力比较好的人看到这个会大吃一惊：他说的“一些同志”不也包括宣传部部长吗？正是这位部长在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废除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资本主义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却大言不惭地说，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开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完这些，皇甫平还意犹未尽。他说，需要警惕的无非是“新的意识形态停滞”。他拒绝指名道姓，但别人只能猜测：他们是那些义愤填膺地批评别人的人吗？他们是喊“小心”的人吗？也许是部长？但猜测，无法计数。北京媒体仍然忍气吞声，没有反击。如果皇甫平作罢，那么那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没想到，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接受。在接下来的评论中，他终于说出了让很多人难以忍受的一句话：
如果还拘泥于“姓”的社会“或姓”的资本”的挑战，只能错失良机。
这点燃了一场风暴的“导火索”。
“保险丝”端与北京相连。《当代思潮》怒不可遏，怒不可遏，在上海发起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的这一期中，它发表了一篇文章，问“改革开放能不能不问姓‘社’和姓‘资’呢？”然后我回答说，在自由化趋势严重泛滥的年代，有一句时髦的口号叫“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确实有人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恶路”，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党制”、思想“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不良后果后，作者说：“如果不问姓‘社’和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就这样，皇甫平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对于很多洞察中国政治的人来说，不是黄福平说了什么，而是黄福平是谁。专家一眼就能看出这只是一个化名，取了《黄浦江评论》的同音，但知道的人却很少。是一个三人小组：—— 《解放日报》上海市委书记、审查处处长、上海市委干部周瑞金。至少有一个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在他心里就像一面镜子：这三个人背后都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几乎总是在他们的文章中说最新鲜和最具挑战性的话。其实只要你有一点政治经验，即使没有机会亲眼听邓的演讲，你也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看看那天南北所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除了邓小平，还有谁能以这种方式谈论改革和国家意识形态争端？
它始于1991年邓小平的上海之行。那一天，当官方发布消息，告诉人民“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过年”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邓小平南下上海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完全是个人习惯，他很喜欢
在上海过春节。按照他在1989年11月退休时的想法，他已不想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他对自己选择的“第三代”的确寄予希望和信任，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对他们说，他很满意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他的这些话乃是出自真诚，充满了善意和耐心，但是别人不能认为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没有保留的。他显然对改革开放的局面不能满意。这一年半来，说到改革开放，整个舆论不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胡话，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套话，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改革开放的辩护人。他在1990年3月说：“现在特别要警惕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当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抵御和平演变”殚精竭虑的时候，他却另有看法。“我的思想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他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他已经80多岁，常常感叹老年人的思想容易僵化，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年轻人比他这个老人还要僵化：为什么他们总是给自己搞那么多的障碍？为什么他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他这样劝告他的继任者。1989年秋天他退休的时候，人家毕恭毕敬地让他讲话，他说自己“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可是一年来，他又说了那么多，却全都淹没在意识形态纷争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浪花也溅不起来。1991年阳历新年和阴历新年之间的某一天，他坐上火车到上海去了。列车在一片沉寂的大地奔驰时，他能够感觉到他说的话正被抛到后边——就像窗外万物都在飞速地向后面移动一样。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还记得那一次他采取的办法是“到处点火”，他在全国到处跑，在东北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杷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要不是京城之外的这一连串行动，他一个人批评“两个凡是”的话，也不会那么快地成了全党的声音。现在，他身在上海，觉得有必要重新做点什么。
他从他居住的西郊宾馆走出来，经过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一条雪松掩映的小道，走上虹桥路。再向东走，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不免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然后继续向东，登上黄浦江东岸，心里越发沉重：“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谈起上海30年代的繁荣，说那时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还有“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凝神倾听，然后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又说起他怀念的80年代：“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话里似乎有个暗示，他现在还是在等，等着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他怂恿上海人给全国带个头，“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还说“失败也不要紧”。这分明是在告诉上海人，不要被某种政治浪潮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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