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杜虎
媒体5月30日报道了上海嘉定区市场监管局的一次执法行为，该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某便利店销售的挂面，标价7.5元，加价0.5元以8元每袋对外销售。至案发，当事商家共卖出48袋，销售总额384元，在标价之外加收价款24元。嘉定区市场监管局拟对当事人作出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
最早公布这次处罚行为的是上海嘉定的官微，本意是宣传区里价格执法的成果，展示在疫情期间强力维护价格稳定的决心。同样是嘉定市场监管局，5月初处罚过另一家超市，9.9元的水饺卖20.5元，因涉嫌加价被罚五千元。
但这些处罚行为，舆论都有争议，网友认为是“抓大放小”式执法。
对“加五毛钱被罚3500元”持不同意见的网友，引发了本次执法的次生舆情。5月31日，“上海辟谣平台”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商家标价7.5元，收取顾客却是8元，属于价格欺诈，“侵害了消费者对实际价格的知情权，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属于疫情防控期间需要从重处罚的违法行为。”
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3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1、不标明价格的；2、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的；3、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4、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其他行为。
结合违规事实和处罚依据，应该说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开出的罚单，不是无中生有，确实是有据可查。在疫情这个特殊阶段，价格执法从紧从重，通过执法个案树立震慑力，也符合执法部门的逻辑。
但值得思考的是，即使有解释，甚至纳入“辟谣”处理，执法的透明度很高，为什么仍无法平息质疑？
为了自证不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嘉定官方还公布了查处高价团购的执法案例，以回应评论区的不忿之意。但这番回应质疑的舆论效果似乎没有实现预期，看起来，公众对价格执法的意见很大，主要是疫情保供期间一些高价物品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换言之，舆论之所以对这次价格处罚反应很大，首要是因为违规事实与处罚金额相差很大，即使市场监督局有所考虑，没有在5000元的处罚限度内顶格处罚，24元的不当得利与3500元罚款依然悬殊很大。这不只是反映了公众的同情心，人们还认为罚款比例畸重，罚单超出了合理原则。
但与一般人直觉当中的“合理原则”相对的，是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规定中“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表述，赋予市场监管局灵活的自由裁量权。假如这次处罚，只是罚没违法所得，而不是“并处”罚款，或者罚款没那么多，相信舆论争议会小很多，网民不忿也会少很多。
舆论反应很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疫情期间因为供需不平衡，供小于求，市场自发调节价格的机制失灵，它被保供措施和政府定价遏制；但与此同时，某些特殊的供给与需求却以特权的方式挤压一般市民的基本供应，导致怨言一直在持续，一旦遇到嘉定区的价格执法个案，自然而然地浮上水面。
所以，嘉定区市场监督人员一定觉得很冤，明明是有法可依的处罚，却为何难以赢得人们喝彩？这中间藏着曲折的社会心态，确有单个部门无法承担全部责任的“委屈”，可也有“杀鸡儆猴”般的价格执法突兀冒进，与民众观感冲突、错位的现实问题。要是舆论反响能够促进两下的谅解，那是最好。
对价格执法单位来说，“可以并处”这四个字，似乎还可以再多斟酌，对附加经济惩罚略微克制。既然是要利用执法个案传达价格稳定的决心，只罚没不当得利，不作大比例罚款，是不是一定就达不到执法目标？只怕也未必，加价行为并没有因处罚停止，难道说仅仅因为处罚力度不够吗？
在公众的立场上，除了同情小商小贩为生存求取薄利，“可以并处”理解价格执法的初衷。至少，执法人员是想给逐渐恢复的日用市场传达平稳转折的信号，并非存心与商贩菜贩为敌。另外，公众心意难平，也说明即使某些价格乱象比加价0.5元更厉害，只要不正当，暴利与微利的性质都一样，都应该一律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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