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原型真实事件揭示十五年世界屋脊背后的故事
电影《攀登者》将于9月30日正式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即中国人在1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北坡山顶。星星聚集，智慧聚集。它以影像的力量向肩负使命的英雄和无畏的攀登精神致敬。
《攀登者》是国内首部以登山为主题的电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突破。用电影语言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充满了祖国的使命和信念；用真诚和匠心描绘丰满的攀登者形象，展现了集体的凝聚力和精神。影片由阿来编剧，李仁港执导，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休主演，凝聚了上影集团几代人坚持高质量创作的心血。
攀登信仰的高峰：十五年两次登上世界屋脊
中国在六七十年代面向世界屋脊的攀登，不同于今天登山者挑战自然、证明自我的攀登。既是对身心的挑战和探索，也是一种执着的信念。
自1960年3月以来，登山队已经三次挑战珠穆朗玛峰，但都失败了。带着不惜一切代价攀登它的决心，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登山队也毅然继续组织攀登。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再次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壮举，打破了西方认为不可能从中国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假设。15年后，带着仪器设备，中国登山队再次向世界屋脊进军，五星红旗在世界之巅飘扬。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首次精确测量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米。
片中张译饰演的屈，有着两个身份，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参与了两次攀登。完成第一次攀登后，他成为了第二次攀登任务的总教练，期待着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成功登顶。张毅说：这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坚定的信念。
章子怡饰演的气象学家徐莹，是影片中不可多得的女性角色。谈及对这个角色的认知，章子怡说：她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帮助他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她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驱使她一步一步地去爬山。徐莹虽然不是登山运动员，但她有登山运动员的毅力，也有她的坚持。
攀登集体的灵魂：冰雪的起伏互依
两次攀登是十几年后的战斗，是一整队登山队员、气象学家、医学专家用一系列向上的足迹、信念、使命书写的宣言，是伟大集体英雄的壮丽书写。
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壮举，是集体英雄的典型写照。面对工具的缺乏和危险的环境，登山者选择搭建梯子来开辟向上的道路。曲不忍心用满是钉子的登山靴踩在队友的肩膀上，于是他选择只穿一双毛袜爬上去。寒冷的冰雪导致他的脚趾和脚后跟被冻住并被切断。最让吴京感动的是对生死的无私等待。当接近山顶几百米的时候，走不动路的老队长留在原地，坚持把氧气留给转身回到山顶的队友，这样就把喉咙冻住了。
战友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在广阔的冰川雪山上，只有一起战斗的队友可以依靠。张毅还说：爬山的时候，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他们的绳子绑在一起，每个人的生命都绑在一起，所以一定要互相帮助，尤其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登山不仅仅是攀登的精神，更是团结协作的精神。饰演杨光的休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任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珠穆朗玛峰前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所以一定是集体才能称得上英雄。
攀登匠心：专业制作传承攀登精神
为了重现爬山的场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理解和塑造角色，演员们在拍摄前进行了学习和体验。《攀登者》电影核心人物之一方攀登者真实事件五洲的扮演者吴京，于2019年1月初抵达青海岗石卡雪峰，在极寒中训练半个月，亲自攀登雪山，学会了攀冰、如何使用冰镐、如何刨冰墙、爬雪坡等专业技能，经历了缺氧、生病等各种情况。没有这种歇斯底里的感觉，我可能演不了。所以我去了。
拍摄时张毅赤脚踩在冰雪上。好像有几把刀在挠你的脚，挠你的脚。开始几秒钟你可以拿着，但十几秒钟就不行了。但是为了完成这个把戏，你没有权利在导演叫卡之前蹲下，躺下，躺下，把脚从雪地上拿开。虽然很痛，但你会因为你的人物、情节、指定情境而忘记痛。
李仁港导演对细节有明确的要求和控制。他注意每一个冻伤的位置，皮肤的质地，灰尘的厚度，树叶的飞舞和雪花的密度。为了激发演员的情绪，他会根据电影情况现场播放适当的音乐，营造氛围。吴京说他是一个浪漫而善良的人：在音乐中由内而外地处理他的角色是一种特别舒适的享受。
《攀登者》整个团队用真诚和专业的匠心揭开了一个尘封近60年的攀登故事。他们用奉献展现了攀登者无畏的勇气和责任，用专业传承了攀登精神，在中国电影的高峰上探索攀登前行。
《攀登者》的真实历史背景故事是怎样的？
通过转发这些信息，我们详细记录了中国人如何在1960年完成了人类的壮举，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原标题：北陵极限—— 1960年中国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始末
1923年，当《纽约时报》号询问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没能征服世界第一高峰。1924年，他在珠穆朗玛峰的冰雪中彻底失去了联系。
20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从尼泊尔南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然而，在中国的北坡，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登上过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多次倒在北坡，以至于得出“几乎不可能”爬上这座“连鸟都飞不过去”的山的结论。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一支时间不到5年、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成立，五星红旗煞费苦心地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珠穆朗玛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那些对人们爬上山顶的速度越来越快感到惊讶的人很少知道，直到2008年，登山者努力躺在岩壁上的钢锥搭建的金属梯子仍然是登山者不可或缺的帮助。很少有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和极限挑战.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苏联的一封信被送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封信由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字，并由苏联12位著名登山者签字。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要求你们允许组织中苏联合登山队，以便在1959年3月至6月攀登珠穆朗玛峰，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礼物。”
珠穆朗玛峰从19世纪中期就被英国人称为珠穆朗玛峰，但在1721年早些时候发表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经将这座山命名为“珠穆朗玛峰”。所以后来我们回信的时候用的是“珠穆朗玛峰”，然后苏方也用了珠穆朗玛峰这个名字。
邀请中国一起爬山不是苏联人的心血来潮。
前运动员、中国第一支登山队医生翁庆章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苏联登山运动非常盛行，但当时苏联的山并不多，都是运动员爬上去的。因此，他们想到了中国，一个拥有许多世界级山脉的邻国。
由于苏联的群众登山活动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登山活动由体委负责。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刘宁一访问苏联时，对方提出要攀登中国新疆的穆斯塔格山和龚格尔山。当时刚刚成立6年的新中国一片废墟，群众体育还在蓬勃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完全是一片空白。
因此，1955年5月，应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4名学员赴苏联学习现代登山技术。次年春天，苏方派出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的八大处训练了新中国第一批40多名登山队员。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登山队队长翁庆章、史占春，副队长许婧，骨干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和许多参加训练的运动员一样，翁庆章最初的工作几乎与登山无关。他原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却意外得知中华全国总工会招收各行各业的登山学员。他上大学时，热爱篮球和田径。他以为只是“观光游”，高兴地报名了。26岁时，他不知道这次注册让他成为第一个
训练结束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以这些学生为主要成员，首先攀登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然后与苏联合作攀登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木兹塔格阿塔。正是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1957年的苏联来信应运而生。
这封信经过层层审批，到达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的蔡手中。和同事讨论后，蔡认为我们在运动员、资金、设备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西藏边境目前不能开放，所以初步意见是下降。
多年后，翁庆章在体委档案中发现，“当时负责外事的陈毅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早已批准了体委“婉言谢绝”的意见，他们只是正式回复了苏联。”
没想到，1958年初，情况又变了。原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的贺龙在这件事上一直很积极。贺龙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下的120师以“打得好、产得好、运动做得好”而闻名，他自己建立的120师“战斗篮球队”更是声名远播。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催促，终于，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4月5日提出了他的意见：“你可以考虑来”。
侦察队进山了
首相接管了董事会，下一步是深入准备。1958年夏天，中苏两国在北京新桥饭店会晤，共同制定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爬，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由苏方负责山地装备和粮食，中方负责从北京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的所有人员和物资，以及较低海拔地区的物资和设备的运输。
今天看来，无论是运输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那一年，只准备材料是一千件事：请国家计委、经委调拨御寒的优质鸭绒、锦纶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门帮助调拨高寒地区执勤官兵专用的快熟米，甚至请航空部门帮忙。可以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用来煮饭烧水.
在众多的准备工作中，最昂贵、最复杂的就是修建从日喀则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山区公路。从拉萨开始，20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设还不发达
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资，只能靠牲畜驮运。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西藏这边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也准备动身了。侦察组一行20余人，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此外，还包括3名苏方成员。考虑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合登珠峰一事对外还是保密的，神秘的侦察组对外一律称“国家体委参观团”。
1958年10月底，侦察组一行先乘军航到拉萨，又转汽车抵达日喀则。11月2日，日喀则以西初见雏形、尚未完工的简易公路上，出现了一支将近200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队伍中间是侦察组人员，前后则是15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战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马匹、毛驴，整个队伍行进起来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侦察这样的体育活动，为什么还要动用军队护送？翁庆章解释说，当时西藏还有匪情，为保证安全，西藏军区派了一个连外加一个火炮排。不仅如此，在北京时，体委还向总参谋部借用了一批枪支弹药。进山前，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考、医务人员，都要进行射击训练，进山时，每人都配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这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就在侦察组进山前一个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的军车，导致16名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全部遇难牺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峰要面临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险，殊不知，这些最早进山的开路者，竟还要提防流窜叛匪的威胁。
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的绒布寺，一行人浩浩荡荡走了15天。所幸，途中虽听到过意外枪声，但最终有惊无险。侦察组成员很快忙碌起来，安营扎寨，分组上山侦察路线，建立大本营，架设无线电台，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动汽油发电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1月底，珠峰极寒的冬季来临，侦察组的任务基本完成，大部分队员离开珠峰，只留下气象组、水文组、电台组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继续在山区工作。那时，侦察组队员们还不知道，向他们热情告别的苏方人员，很快就要从自己主动提议的中苏合登珠峰活动中退出了。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叛乱与变卦
按照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1959年双方应共同到西藏试登。这年年初，中方全体人员率先抵达拉萨，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中训练。
此前，登山队已经由全国总工会划归国家体委。这次进藏前，体委任命了史占春担任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中国队队长，许竞任登山队中国队副队长。两人从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时起，就都是骨干人员。
1959年2月4日，当翁庆章随两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装备、食品抵达拉萨当雄机场时，二次进藏的他立刻感觉到当地的局势比起1958年底紧张了许多：上一次护送侦察组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个班十来个战士，这一次却是两辆装甲车一前一后护着他们的小车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拉萨附近的匪情加剧了，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翁庆章告诉记者，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由于时局趋紧，体能训练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伍很快变成了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叛乱，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3月20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经88岁的翁庆章，至今仍觉得难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玛高峰的国家登山队，竟然亲历了一场平叛斗争。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解放军进入布达拉宫。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直到4月初，考虑到合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
与此同时，中央不得不通知苏联方面，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建议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暂缓，一旦问题得到解决，立即恢复登山。按照预定计划，苏方队员将于3月下旬在拉萨与中方会合。苏联运动健将、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几天后，他们看到中国西藏的新闻，才明白个中缘由。
直到这时，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队友们还以为任务只是暂时推迟了，孰料，由于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政府层面，他们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彻底破灭了。
1959年秋天，随着西藏局势趋于稳定，中方从10月开始多次邀请苏方来北京继续商谈合登珠峰一事。但此时，苏方却一反过去的积极态度，几番推脱，闪烁其词。直到1959年11月24日，苏方的两名代表才姗姗来迟，抵达北京。双方会谈时，两名代表借口技术上准备不够，称1960年继续执行攀登珠峰的任务有些勉强，建议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务推迟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考虑到我方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资甚多，此前，还特意与西藏联系过请地方维修保养公路，以确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间公路畅通。我方便让步提议，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让双方队员在珠峰地区活动适应，可惜，苏方的态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已经走向决裂，只是还没有公开化。早在这一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推脱登山一事，其实也是苏联高层顾忌政治因素而已。当年参加中苏双方会谈的翻译周正就曾告诉翁庆章，苏方代表、也是原拟担任苏方登山队长的库兹明私下聊天时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机会难得，运动员都愿来”，只要上层同意，队员一周便可集中，两个月可以训练完毕。
既然苏方态度如此，最初由苏方提议、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动，注定无法继续了。
“我们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先的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眼下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怎么办？贺龙提议：“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接着，他又给大家鼓劲儿：“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959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后，还是很快得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就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采购完成，如按常规商贸往来，还得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那时的国际关系状况是，中苏走向决裂，苏印颇为友好，如今，中国、印度一北一南同时攀登珠峰，无疑是一场特殊的竞赛。
抱着争一口气的决心，1960年3月19日，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顺利抵达了一年半前侦察组选定的大本营营址。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当年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数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花了3天。
这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214人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已经在山里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几百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风雨无阻，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只为了给正式攀登时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翁庆章此次担任医务组组长，攀登珠峰期间，大本营设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则常驻在海拔6400米的医务站，有时为了给队员看病，还要登上更高的海拔。他告诉记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区，白天也是零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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