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聪高蒙李淑卓雷浩波。
本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理论扩展到农民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借助系统工程中的空间向量方法，利用陕西省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查样本，从一般弹性和特殊弹性两个维度对农民生计系统的弹性进行了定量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来衡量农民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阈值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民生计韧性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拆迁户()的生计韧性显著低于当地农户()，且拆迁户在生计重建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提高生计多元化程度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民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也伴随着生计转型的风险。生计韧性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农民的多维贫困，但随着生计韧性跨越门槛，其边际效用将进入“瓶颈期”。普遍复原力的减贫弹性呈现边际收益递减趋势，而特定复原力在跨越门槛前削弱了普遍复原力的减贫有效性，对多维贫困产生积极影响。要通过积极干预，防止农民陷入多维贫困陷阱。(4)虽然易地扶贫搬迁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陷入多维度贫困陷阱的搬迁户的门槛值()低于当地户()。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几点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除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化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民生计内卷化“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群众抵御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农民；生计复原力；多维贫困；扶贫搬迁；阈值回归
中国图书馆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文号1002-2104(2021)07-0150: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十三五”脱贫攻坚的“一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通过搬迁生活发展环境较差地区约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打破了资源环境承载力低、生态脆弱、基础设施不足的发展瓶颈。然而，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拆迁户在迁入地将面临生计转型、社会融合等新一轮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在外部帮扶资源逐渐退出后，部分存在“福利依赖”的农户容易出现“生计断裂”，进而引发二次贫困[1]。随着后贫困时代的到来，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增强现有扶贫成果的稳定性，降低后续返贫的可能性，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关注此外，随着我国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和重大社会矛盾的转化，新时期脱贫攻坚由绝对收入型贫困向多维度贫困调整迫在眉睫。
为了描述农民生计系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逆境中恢复的能力，学者们引入了生计韧性的概念[2]，用于描述农民生计活动与外部扰动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内在能力。这种能力使农民能够在未来通过有限的资源禀赋选择最优策略，使其生计水平达到新的稳定状态，进而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实现可持续生计[3]。这一概念为观察贫困地区发展、识别贫困原因、实现农民生计可持续性提供了微观视角和新的思路。农民的生计系统是多稳态的、非线性的，提高生计弹性阈值可以从根本上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此，本文将韧性的思想引入农民生计系统，利用陕西专项调查数据对搬迁地区农民生计韧性进行量化研究，并运用阈值回归模型分析生计韧性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和路径，以期为新时期贫困治理提供思路和支持。
1相关理论和研究综述。
自[4]在生态学领域首次提出复原力概念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复原力的研究对象逐渐从生态景观发展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内容逐渐从生态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扩展到人类构建的系统与内外扰动的相互作用，研究问题也从生态景观的替代和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转向人类福祉的提升[5]。恢复力的概念是不断演变的，从早期机械力学中储存恢复势能的物理特性，到系统在受到冲击、扰动或改变后仍能保持其基本结构、功能和性质的完备性的能力[6]。当扰动的程度超过恢复力的阈值时，系统将被改造和重组。对于农民生计系统来说，韧性越强，农民越难跨越过渡边界。根据是否存在特定的影响类型和作用对象，复原力可以分为特定复原力()和一般复原力[7]。在特定类型的干扰作用下，系统某些特定部分通过相关控制变量的变化来响应特定冲击的弹性称为特定弹性。在研究这一概念时，往往需要厘清“什么是韧性，应对什么影响”的问题。相比之下，普遍复原力的概念并没有定义系统中可能超过阈值的某些部分，或者系统必须承受的影响类型，而是描述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各种不确定风险的能力[8]。
由于学术界对复原力概念的广泛争论，无论是工程复原力、生态复原力、社区复原力、经济复原力还是心理复原力，都没有形成标准化的衡量方法和指标体系，成为阻碍复原力理论更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在现有文献中，系统弹性的度量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受冲击系统恢复到初始稳定状态的速度或时间[9]；第二，系统在保持其基本结构和功能的同时所能承受的内部和外部干扰的阈值。前者常用于地质灾害、洪水或旅游目的地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发展过程中。然而，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三大内在属性之一，衡量和管理系统在稳定状态下的韧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复原力概念的主要演进路径，常用的复原力度量方法包括阈值和断点法、评价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
恢复力的研究也从时间向空间转变。赵庆建[10]通过模拟山地“生态-经济”系统的互动过程，探讨了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对山地农业生态系统这个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的驱动过程，并对山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灾后恢复力和阈值的测度方法进行了研究。张行等[11]在研究黄土丘陵沟壑区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时，通过设置指标的不同权重描绘出“不可持续导向型”“维持现状型”以及“可持续导向型”不同情境下的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模拟图。对于恢复力在提高贫困人口的福利方面发挥的作用仍存在争论。按照生计恢复力在反贫困中承担的角色和功能可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以及学习能力[12]。第一，搬迁农户不仅与本地户处于类似的诸如冲击、趋势和季节性因素的脆弱性背景，而且还必须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压力。风险与冲击会影响农户物质资本的积累，导致农户医疗、受教育机会的剥夺，进而增大其陷入贫困的概率[13]，而生计恢复力作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承担着平滑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功能并以此维持着家庭的基本福利水平，因而在早期恢复力通常与脆弱性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14]。第二，易地扶贫搬迁虽不同于水利水电等工程性移民，但搬迁农户由于部分收入来源被阻断且生活开支增加，仍然有陷入介入性贫困的可能性，恢复力强的农户在政府的扶持政策下能快速实现生计重建，这种事后恢复的数学公式可以写作“恢复力×恢复策略=恢复”[15]。第三，生计恢复力作用下的农户在迁入地进行学习和适应，物质资本的积累速度加快以及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增加，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进一步减小。刘永茂[16]发现农户生计会经历低适应性-高脆弱性、低适应性-低脆弱性、高适应性-高脆弱性并最终实现高适应性-低脆弱性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生计优化与稳定脱贫。
综上，由于学界对生计恢复力概念的不同阐释和争议，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标准及进一步研究的范式，将其应用于贫困和农户生计领域的研究则更少。随着收入贫困得到缓解和消除，以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农户为代表的贫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考验，基于贫困风险防范和生计能力再造的恢复力理论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理论上，农户生计恢复力抵御外部风险、促进生计重建进而实现生计优化的功能或可降低家庭贫困风险，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2数据与方法
2.1数据来源
该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5年11—12月在陕南安康市和陕北延安市开展的移民生计专项调查。安康市位于秦巴集中连片特困片区腹地，同时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地，灾害易发区、贫困聚集区、生态功能区三区叠加，导致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重掣肘，在该市调研的紫阳县、汉滨区及宁陕县均是调研期间的国家级贫困县。陕北调研地吴起县位于白于山区腹地，全县构成可用“八川两涧两大山区”形容，干旱缺水、基础设施薄弱致使贫困问题突出。两地作为陕西省在2011年启动的大规模移民搬迁工程的重点区域，由于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致贫原因、脱贫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陕西移民搬迁的总体情况，结合被调查地的交通状况、自然条件、移民安置社区建设情况，四个县（区）的大型集中安置社区及其周边共计10个村镇被纳入样本框。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同时辅以半结构式访谈的形式，通过随机抽样和补充的方式开展入户调查。调查对象为家庭中年龄在18～65岁的户主或户主配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家庭人口特征、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消费行为、移民搬迁相关情况。共获得953份有效问卷，其中搬迁户占57.9%，本地户占42.2%。总体来说，調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2变量设置
2.2.1生计恢复力
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可以描述为农户通过生计活动的组合承受干扰并维持生计系统基本结构和功能的一种能力，包括可以应对某种可识别扰动的特定恢复力以及应对各类扰动和冲击的普遍恢复力。借鉴刘永茂等[8，16]提出的空间向量法，以农户的生计活动为基础，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的生计恢复力进行测度。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1）以生计活动作为观察对象对农户生计系统进行简化，可以通过下列关系式表征农户生计水平的量化模型：
R（K）N
A={M1，M2，…，MN}，S=N
AS={M1，M2，…，MN}A，SN（1）
式中，K为生计活动的某一分类标准，即农户收入;N为社区中农户全部生计活动分类的个数;A该社区农户生计活动的分类集合;S为某农户从事的生计活动个数;As为某农户从事生计活动的集合，是集合A的子集;Mi为第i项生计活动，即农户的第i项收入来源（1iS），当S=N时，某农户从事生计活动的集合As即为全集A;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水平可用（N，S，A）表示。根据调研地农户生计活动的现实情况，农户的生计活动共包括农林活动、养殖活动、打工活动及包含农家乐、交通运输在内的非农经营活动，则得到下式：
R（K）N=4
A={农林活动，养殖活动，打工活动，非农经营活动}，S=N
ASA，S4，并有Cs4个AS集合组合（2）
（2）普遍恢复力的测度。以生计多样性水平（N，S，A）作为参照系描述收入的稳定性，估算农户收入与对应AS集合最大收入值的比值，当该值较小时说明农户收入稳定性较差，对于生计多样化水平为（N，S，A）的某农户，总收入为M，在集合A中存在最大的收入Ma，该农户的普遍弹性的计算公式为：
Fa=MMa（3）
（3）特定恢复力的测度。农户从事N个分类下的包含S个分类的AS（SN）生计活动分类集合{M1，M2，…，MS}，第i项生计活动收入为mi（i=1，2，…，S），合计为M，有任一元收入属于Ai（i=1，2，…，S）的概率为Pi，即Pi=mi/M，且有∑Pi=1，借鉴Shannon-Wiener计算方法，该农户的生计多样性指数为：
Dm=-∑Si=1PilnPi（4）
对于某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N，S，A）对应的生计多样性指数Dm，存在最大值lnS，则计算农户特定恢复力Fv的值为：
Fv=DmlnS（5）
农户的特定恢复力越大，表明农户有多种收入来源，并且各项收入分布较均匀。当外部冲击导致某种收入严重减少时，不会引起农户收入和消费水平出现较大波动，农户生计系统得以稳定运行。
将普遍恢复力和特定恢复力定义为向量（图1），参考系统预测与决策常用的做法，通过余弦相似度计算向量的夹角，并根据余弦定理估算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测算α值的大小：
cosα=〈Fa，Fv〉|Fa‖Fv|（6）
式中，cosα借助Pearson相关系数确定，该做法剔除了量纲的影响，能够更准确地测算变量之间的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rav=∑mi=1（Fai-）（Fvi-v）∑mi=1（Fai-a）2∑mi=1（Fvi-v）2（7）
根据余弦定理，计算该农户的生计恢复力：
Fr=Fa2+Fv2+2FaFvcosα（8）
2.2.2多维贫困程度
鉴于收入贫困标准的局限性，从多维贫困视角衡量农户的贫困程度。由于目前国内并未形成统一标准和衡量尺度，结合调研地区贫困现状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在UNDP设定的MPI指标基础上，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17-19]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建立的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共设置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包含受教育程度、教育支出、手艺和技术、身体状况、营养水平在内的8项指标。临界值的设定参考了王磊等[18]的研究以及调研地农户的资源禀赋现状，其中教育支出与营养水平（食物支出）临界值的设定借鉴了发达国家划定贫困标准时采用相对值的做法。在权重的设定上，考虑到三个维度以及各维度下细分指标的重要性彼此相当，因此采用等权重方法。
现有的对家庭多维贫困的测度方法主要是以Alkire等[20]提出的“双界线法”（A-F方法）为基础进行构建的，测度多维贫困的步骤如下：①建立多维贫困指数的指标体系，包括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三个测量维度;②设定每一项指标的剥夺临界值，即每一项指标下不被视为贫困的最低水平;③根据剥夺临界值判断个体在该指标上是否被剥夺;④为每个指标设定相应的权重，所有权重总和为1;⑤计算每个个体的剥夺比例，即为剥夺得分，以表征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
假设总体中有n个农户，样本观测矩阵X=（xij）n×m，其中xij表示农户i在指标j上的取值。Z=（Z1，Z2，…，Zm）是相应指标的剥夺临界值组成的向量，若xijZj，表示农户i在j指标上属于贫困人口。即：
gij=1xijZj
0其他（9）
用wj表示每个指标的权重，且满足wj>0，∑mj=1wj=1。每个农户的加权贫困剥夺得分，即多维贫困程度为：
ci（k）=∑mwj=1wjgij（10）
2.2.3控制变量的选取
考虑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自然资本是农户生计系统重要的生产要素，农户将这些资源禀赋转化有益的生计成果，因而将以上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人力资本以年龄不在16～65岁区间的非劳动人口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unlabb衡量，体现了农户对非劳动人口的供养能力：非劳动人口占比越低的农户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才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而非物质资本和土地[21]。家庭的金融资本是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农户所需要的储蓄和现金流，用获得借款和贷款的可能性fc衡量，其决定了农户应对外部冲击和扰动时的缓冲能力。社会资本是农户在与其他社会主体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信任，在某些研究中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的边际效应甚至高于人力资本，用人均通信费用sc表征。自然资本指的是农户拥有的用来生产产品或为农户提供其他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用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ec衡量。此外，由于调研地区地理环境的差异，增设了表示地区的虚拟变量area。表2为相应的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表。
2.3模型构建
实践经验和相关研究表明，扶贫效果存在“边际递减规律”[22-23]，即生计恢复力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通过引入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当某一经济参数达到特定数值后，引起另一经济参数发生突然转向其他发展形式的现象（结构突变）称为门槛效应，作为原因现象的临界值也被称为门槛值。根据门槛模型的基本形式，构建模型如下：
povi=β0+β1unlabbi+β2fci+β3sci+β4eci+
β5areai+{ρ1fri}I[friγ]+{ρ2fri}I[fri>γ]+еi（11）
式中，povi为因变量多维贫困程度，unlabbi、fci、sci、eci、areai为控制变量，i=1，2，3，…表示第i个农户，fri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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