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廷子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三叉戟256号仓皇出逃，随后在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伊德尔茂县苏布拉特嘎盆地伯杰矿区以南10公里处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40多年过去了。作为没有登上专机的五个人之一，我多年来一直在谈论关注913事件。2013年，在“913”事件42周年之际，埋藏在心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的回忆录《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终于公开了。
几经波折，回忆录终于出版了。
“913”事件后，从被关起来隔离检查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用文字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想法。多年来，这一事件扑朔迷离，当时级别最高的机组人员也在这一航班上行走停留，阴阳相隔。就在26号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强制起飞两小时后，机长潘和三名机械师在蒙古大草原遇难。
作为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我找不出原因。但是，作为“913”事件的目击者，我可以利用我的飞行专业知识，尝试从围绕专机的活动过程中，反映出这一事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我以两个平面的活动为线索写“913”故事的初衷。
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经过十几年的收集整理相关材料，我走访了与事件相关的老上级、老战友、航校同学和维修工程专家，于1997年开始写作。当时在计算机应用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我已经快60岁了，克服困难，摸索计算机技术，利用工作间隙埋头写作。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在2001年完成了40万字的初稿。
中间出版的过程也相当曲折。激动的是，2013年5月初，终于传来稿件已通过审核的消息。在手稿完成后的13年里，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我终于实现了这辈子的夙愿。我很高兴审稿人对稿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本书在作者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特别是作为一名专机飞行员，从三叉戟飞机的具体结构、飞机性能、专机执行任务飞行的一般规律、机组人员构成等人们所不熟悉的专业角度，系统客观地叙述了“913”事件期间林彪逃跑的全过程，令人信服地澄清了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流行的围绕“913”事件的各种报道和歪曲历史真相。这些分析既严谨又有说服力。"
九个人的船员只剩下三个人了。
我毕业于空军飞行学院，是一名飞行驾驶专业的飞行员。由于我在913事件中的特殊经历，我把学习飞行驾驶技能的努力转移到了创造性方面。
913事件直接涉及两架飞机，三叉戟3354256和直-5 3685。为什么当时三叉戟256号的船员去了又留？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后为什么会出现异常转弯？飞机是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从飞机黑匣子里知道了什么信息？船员最后是怎么死的？385直升机是如何成功进行反劫持迫降的？这一系列问题离不开飞机本身，也离不开飞行专业知识。但如果不亲身经历这个事件，就无法掌握第一手资料，写出来的东西也很难让人信服。此外，就机组业务岗位划分而言，飞行员即机长不仅要驾驶飞机，还要掌握引航、通信、机械等业务条件，对整个飞行承担主要责任。因此，飞行员有责任回忆和整理飞机航行的综合情况。可惜的是，当初幸存的五个人中，已经有两个人离开了，这个重担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写回忆录也是对40多年前离开的四位船员同志的责任。1971年中央57号文件公布林彪叛逃自杀的消息后，几乎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被党章确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突然叛逃。所以，当机长潘在飞机上，面对林的枪口逼着他飞往外国航线时，他一定很不解。就在刚才，在现场被自己辩护到死的副总指挥突然变成了劫机叛逃的主犯。潘所面临的心理冲击是无法想象的，残酷的现实把林彪专机的机长推到了风口浪尖。最后，他手里拿着转向柱不情愿地转身时，在雷达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也是船长无声的语言：为什么？
从选择这一职业开始，飞行员无一例外地在飞行训练或执行任务中随时准备牺牲。为了确保专机的安全，专机部队在飞行训练中确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三位机械师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在共和国最高级别的专机上，而为之牺牲的正是国家副司令员。从坠机现场九具尸体的位置来看，林彪当时和三名机械师在一起，距离非常近。林彪的头朝东，三个机械师的头朝西呈“品”字形，这就是林彪的床和沙发所在的小屋。我判断迫降的时候三个机修工还在抓林彪，就像是“保护首长”。根据这种分析，这三个机械师不知道他们死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死。纵观所有劫机事件，劫机者绝不会允许除机长外的任何机组人员进入前驾驶舱。
9月13日晚，随着蒙古草原上的一声巨响，机组中的4名同志在飞机爆炸中离开了我们。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遗骸仍在坠机地点以西约1000米的山坡上。如果不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会见外国记者时说的那句“飞行员都是好人……”的话，没有人会对他死去的战友发表声明。因此，当我在回忆录中写三叉戟256部队9名成员的命运时，我用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9-4=5。一个连小学生都能算出来的公式，一个有血有泪的公式，一直被记录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剩下的5个人，原本是一个不完整的单位，现在只剩下3个人了。
40多年来，没有一天不回忆这段历史，没有一天因为命运的突然没落而感到沮丧，没有一天因为单位的解体而放弃。
更没有因为书稿出版困难重重而灰心。回忆录展现的绝不是活下来的5个人的心声，而是256号三叉戟机组9个人的心愿;因为牵涉到与2架飞机活动情况有关的空军专机师和空军指挥所，所以与事件有关的老领导、老战友、航校老同学，都希望把与两架飞机有关的回忆录公诸于世。此事过后 多人受牵连
我的书出版后，首先送给已经80多岁的老师长。这位老革命于1943年参加八路军，是新中国空军组建以来第一批航校飞行员。他还是空军专机师第2任师长，除毛泽东之外，其他中央领导的专机任务甚至包括周边国家首脑来访的任务都由他负责执行。“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他刚从国外执行任务回来，并不知道256号专机的活动。然而，他却因此被审查、关押达11年之久，并定性为错误，降为正团级，按退休对待的结果至今没有变动。老师长看到我的书出版，感觉很欣慰，并赞赏我用专机飞行员的语言诠译了专机活动的一切。
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很热爱飞行事业，他的3个孩子的名字中都带有与飞行有关的字。2003年，潘景寅的妻子去世时，3个孩子托人到温都尔汗找到一些飞机残片与当地的黄土带回来，为父母亲合葬。我给孩子们送了3本书，希望他们对此事件有更完整的了解。
机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是从抗美援朝前线挑选回来学习飞行的。他性格直爽，飞行作风泼辣，有“陈二虎”的美誉，是我的带飞教官，“九一三”事件时才38岁。他把当兵的大女儿留在北京，带着老婆和其他孩子回到安徽老家，干着与飞行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他也把儿子的名字叫“飞”。一次他到北京来，我去看他，他很不服气地对我说：“老康啊，咱们是三叉戟的老祖宗啊！（中国第一批三叉戟飞行员）”虽然离开飞行岗位多年，老陈还在深深地怀念飞行的日子，他于2003年去世。我拿着回忆录，特意找到老陈在北京的女儿，看到她凝视着书中爸爸的照片许久，我相信，爸爸飞行员的形象已经扎根在女儿的心中。
那位3685号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是我同一个航校毕业的同学，又分配在同一个部队。“九一三”之夜，当被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以到北戴河执行任务为借口骗到空中之后，两个飞行员被枪强迫向西北飞行。面对突发事件，2个飞行员沉着应对，协调配合，利用周宇驰向外观察的机会，把罗盘指针调转180度，并以小坡度、大侧滑的动作掉头返航。当周宇驰等人发现北京市的灯光时，后悔莫及。西郊、沙河两个机场两次降落未果，就朝怀柔山区飞去。在距离地面80米左右时，另一个飞行员陈修文刚要转身，就被周宇驰一枪打死了。陈士印在紧急情况下操纵直升机，纠正了直升机的尾冲（失速）状态，平稳落地，保存了飞机上的3万美金与大量罪证。此刻，走出客舱的于新野爬到驾驶舱，瞄准陈士印就要开枪，陈士印突然向前下方卧倒，子弹紧贴着陈士印的后背而过，将他的皮夹克击穿两个洞，最后打伤了周宇驰的左手腕。许多年之后，我和陈士印每每谈到此事，总是感慨万千。陈士印因“九一三”事件被审查、关押10年，转业到东北老家的企业，不敢参加党的活动。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开除党籍。再后来，他回到北京，与妻子一起在一家协会就职。当我联系给他送书的时候，他说正在北戴河休息，还特意到山海关机场看了看，机场虽然变化很大，但原来海空军机场的调度室塔楼还是老样子。
当年在山海关机场，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了，机组那位淳朴的服务员小魏姑娘还两手提着水壶，一心想着为首长打水呢。那次本不该让她来的，因为种种原因换到了小魏头上。一个小姑娘因此被审查、关押，受了很大委屈，但她却说：“这次我来就来了，换别人不都是一样吗？”40多年后，当年的小魏姑娘也退休了，我给她送书的时候，她正为儿媳妇忙着呢，因为她就要当奶奶了。
32岁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能在74岁的时候公诸于世，此生无憾了。
（摘编自《党史博览》2014年第1期，原文标题《难忘“九一三”》，小标为编者所加。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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