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赵佳在圣约翰大学学习时参加了革命。
第一次采访：2001年9月26日，赵在北京的住所。
我是1952年5-6月调到高岗的秘书。马红和安熟悉我，梅航也熟悉我。马洪当时是东北局的副秘书长。我由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调任高刚书记。动员工作由马红和梅星进行。安文志是东北局工业局的，曾经是高岗的秘书。到达高港后，正好赶上舞会。我不会跳舞，所以我和一个人下棋。刚才，一个高个子男人走近我们。他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他帮我让我的搭档走这条路，然后走。很快就说，你不行，我来了，就跟着我下去。下了一半，又被邀请去跳舞。他离开后才知道这是高主席。他爱下棋，输了也不认输。他不拘小节，开会时当众挽起裤子，扯下腿上的头发，用手捻着，用火柴点燃，弄得满屋都是臭味。
高刚去了北京，我和安陪同。那是1952年10月初。来到北京后，他回到沈阳安排工作，并于1952年11月正式来到北京工作。
我很清楚高岗在北京的处境。1954年2月“高岗事件”后，我担任纪律小组组长。但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有问题。我成为学科带头人后才知道他的问题。我负责高岗的纪律，我和周直接接触。直接告诉我一些事情，让我转达给高岗。管教期间，高刚写了《我的反省》(2-3万字)，他自己写，自己抄，我也帮了他。管教初期，我和安住在高岗家里，帮助高岗稳定情绪。马红一开始也是待在高岗家，这也帮助高岗稳定了情绪。后来马洪成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他没有来。
1954年3月，东北局召开会议，揭露高岗问题。会议由罗瑞卿主持，安作为知情人参加了会议，所以他没有住在高岗家里。
活着知道“高岗事件”的只有我、马洪、安、
近年来，我就高岗问题给中央写过信。但是没有回音，不知道中央怎么看我的信。我不止一次写信，最后一封是1999年冬天写的，没有回信。
2000年第1、2期，103010杂志连续在杨发表《忆高岗事件》一文。看完之后发现这篇文章不真实，可疑。我给编辑部打了电话，做了评论。他们说他们会亲自来看我。我同意他们会来，但他们已经两三个月没来了。当时杨是中央副秘书长，他有资格说清楚。这涉及到毛、刘等中央领导人，非常复杂。
“高岗事件”涉及西北局大量干部，小说《党的文献》也与“高岗事件”有关。因此，“高岗事件”不仅对中央干部影响很大，对西北干部影响也很大，不仅是党内，而且是社会。于是我给中央写信。
高岗进京后，中央政府对他的态度有四个过程：
首先是尊重；二是观察，即观察；第三是怀疑；第四是坚决行动。
由于高岗、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使中央红军有了立足之地，他到达陕北后，中央十分重视，任命他为西北局书记。在这个位置上，他贯彻中央的精神，和大家一起，把陕北建成抗日和向全国发展的起点。两点：立足点和出发点。
1946年，高岗作为西北局书记，主动要求去东北。他先是去了东北北满分局，担任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陈云被任命为秘书。陈云让高岗当秘书，但高岗拒绝了。他们配合得很好，打土豪，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使东北的工作一步一步向前发展。高岗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6年到1948年，东北的工作进展很快。1946年东北局改组为书记、副书记，在前方，高岗在后方(陈云去辽东生病，高岗主持工作)。新东北局贯彻中央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十万人发展到百万人。军队入关后，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据说考康是经过西柏坡时向中央推荐的。
高岗积极主张抗美援朝。他在主持东北工作时，承担了抗美援朝的后勤任务。所以给军功章，后面有洪学智和高刚。
1952年入京前，中央对他十分重视，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钻营，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手腕，而是因为他的勤政工作，他在西北和东北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东北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全国开始建设。成立了中央计划经济委员会，该职位被提升为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的计委不是现在的计委，地位很高。所有地区的首脑都是计划委员会的成员。马红和安是全职成员。后来，张西从河南调任常务专职委员，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9月20日至25日，高岗即将到达北京时，他给高岗发了两个电报，询问高岗什么时候到达北京，以便派车去接他。这是一种罕见的情况。高刚下火车后，被带到东北驻京办(翠花湾，在六步口，西单)。103010杨的文章说，收东交民巷是不对的。杨一定知道高岗被带到湾，所以可以看出这篇文章不是杨写的，而只是他的名字。有人说三里河的幼儿园是高岗的住所，这是不对的。这所幼儿园曾经是计委领导工作的地方。高刚、李富春、贾拓夫都在这里工作，邓子恢不在这里工作。当时有句话说：“五匹马去北京打头阵”。当时有5位总书记调到北京：东北局书记高刚、中南局副书记邓子辉(实际主持工作)、西南局书记、西北局副书记(书记是)。高刚排名第一是自然的。
高岗到北京后，着手组织计委。计划委员会由杰里米高岗组织。调动干部，选好地点。同时，他还参与了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央没有常委，只有一次“中央会议”，高岗是“中央会议”的成员。他叫什么名字？
义参加的，我不清楚。有人说他是书记处书记，不对。所谓“中央小会”是和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刘、周、朱、董是经常参加的，、陈云、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高岗是每次都参加的。那时中央传阅文件时，传阅的顺序是：毛、刘、周、朱、高，高岗排在第五位。在1953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批给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主席、高岗，把高岗排在主席之后。当时传阅的东西很多，开始没注意，后来还是我提醒高岗：这不行，很危险。高岗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千万不要这么写。在高岗的再三要求下，总理才改了过来。
从当时办公室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中央对高岗的器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楼。一层只有两个人办公，就是和高岗。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在斜对面，中间隔一个会议室。、、的办公室都在二楼。中央领导开会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开会时我就坐在高岗的办公室，开会前，谈笑声听得很清楚。
起草的东西常给高岗看，听取意见。我记得1953年春天，山东省委书记向明写的报告（关于新“”的），用铅笔写了很长的批示，第一个送给高岗看。后来以正式文件下发。这些都说明，高岗在心目中地位很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央讨论谁去苏联参加悼念。开始提到让高岗代表和中央政府去，高岗还作了些准备，后来是让总理去的。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去悼念，高岗随同去大使馆。
很多事情表明，当时的高岗在中央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3年6月，苏共中央通知我党，派一个负责人去苏联听取苏共中央的一个紧急通报。中央讨论结果让高岗去。这个紧急通报的内容是“贝利亚事件”。高岗带回了苏共中央给的信和一些有关贝利亚的资料，其中有贝利亚在斯大林面前说坏话的情报。后来有人说，贝利亚说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说苏共中央把高岗出卖给。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贝利亚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既然苏共中央出卖高岗，为什么要高岗带回来呢？既然出卖高岗，高岗为什么还要带回来呢？
1953年二、三月间，提出关于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提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单只是人员安排，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一波，没有，“有薄无林”。安子文这个名单怎么送到主席那里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高岗看，看后就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主席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说，这次到此为止，不许对外泄露。
高岗以为，安子文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让搞的。高岗觉察到在这件事上对不满，他没有听从不外传的交代，在与一些领导干部个别交谈中，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由此高岗犯了一个错误。
总之，从1937年到1945年在陕北，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东北，高岗做了工作，这是客观事实。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高岗受到器重，受到信任，也是客观事实。
我的看法是，、党中央在对他器重、信任的同时也在注视他，考察他。这对于用干部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1953年春节，高岗在家里（东交民巷8号）召开了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计划委员会议。在北京的计委委员除特殊原因外都到了，连朱老总也来了。我记得因病没来。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四点，中午饭也没有吃，北京饭店送来一些小烧饼充饥。会议内容是听取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我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以及苏联对我们提供的资源和帮助。是宋劭文、白杨两人介绍的。宋回国第二天就向高岗汇报，第三天就开这个会。在春节期间开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会议，有点打破常规，从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高岗雷厉风行，也有人说高岗标新立异。这些闲言碎语会传到中央的。其实，这个会是经同意的。毛不同意高岗不敢开这样的会。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春节会议”问题。
有一次学习苏共19大马林科夫的报告，学习苏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这次学习是亲自主持的，每天都开会。计委内部也学习讨论。我向高岗汇报，商业局长刘明夫写的学习心得不错，他讲到商业库存过多影响经济建设。当时库存有20多万亿（旧币，合新币20多亿）。高岗很欣赏刘明夫写的这个材料，在中央学习组上介绍了这一看法。听了也很高兴，说：好，就是要这么学习，要联系实际。高岗没有来得及说这是别人的心得，不是我的。参加会议的人认为高岗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这肯定不是高岗的。表扬了高岗，还批评了商业部。这一下议论就来了：高岗沽名钓誉，拿别人的东西求表扬，以后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关于东交民巷车水马龙的问题。高岗住东交民巷，他家门口车很多，有人向中央反映，高岗家门前车水马龙，这引起了中央的猜疑。高岗主持计委工作，各地到北京来开财经会议的人，总要到他家来谈些事；那时苏联出了“贝利亚事件”，有些人也来高岗家打听苏联出了什么问题，再加上5月份后每个周末东交民巷有舞会，来跳舞的领导人不少。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是事实，但不是高岗搞什么名堂。
1953年3月，党代会上，说，他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情况，顶了回去。什么不正常情况？他没说。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内，所谓“顶了回去”的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高岗有一次对主席讲，有些同志对有意见。毛说：少奇是好人，人家有意见你要制止，有意见可以对当面讲。这是1953年春天的事。
第二件事是名单问题。安子文的名单（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毛让机要秘书给高看，高没有发表意见。按正常情况，高岗有意见会直接跟主席讲的。实际上高岗对这个名单有意见。“有薄无林”，认为这个名单不是安子文搞的，而是放的试探气球。高岗没有向主席讲自己的意见，是不正常的。后来高岗问张三李四看到这个名单没有，这也不正常。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说：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外传，不要泄露。高岗泄露了，这是错误。但是，后来说这个名单与高岗有关，不对。在的机要秘书给高岗看以前，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安子文的名单“有薄无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那时身体不好，已经休息三年了，中南局的工作实际是邓子恢负责。高岗认为有意安排薄一波，不安排。1953年2月，曾拿出过一份中央领导人分工的名单，批评的不是这个名单。
关于财经会议。中央财经会议是1953年6月中旬到8月20日开的，开了一个半月。主席说：财经会议是我主持，我召开的。虽然我不参加，但说财经会议另有后台，另有司令，我就是后台，我就是司令。这个会议批了薄一波。财经会议结束了，毛召集各大区领导人谈话，东北局找了高岗、张明远谈话。要他们谦虚谨慎，要团结虚心，各大局各有特点，东北搞得好也有他的有利条件。其他大局也有优点。这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正面教育。这次谈话中还说：“有人告诉我大权旁落，政权、财权、党权都在别人手里。这种说法不对。共产党就是这一个司令部，再没有别的司令部。”这里说的另外一个司令部不是指东交民巷8号。那时说是党权、政权、财权都落在当年白区工作的人手里。当时财权由薄一波掌握，组织部由安子文掌握，政法由主持。他们都是在白区工作的，都是所属的干部，不是身边的人。告诉高岗，“大权旁落”是谭震林对他说的。说，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党就是一个党，没有白区党、根据地党。对高岗讲这些，是提醒高岗。张明远走了之后毛又让高岗留下来说：谭震林“大权旁落”的话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
还有一件事也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在财经会议后期，高岗和军队地方一些领导干部一起去看望。当时在西山养病。高岗事先没有跟和中央讲，事后也没有向中央和主席报告。十几位高级干部，有的是参加财经会议的领导干部，有的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浩浩荡荡地去那里，引起了和其他人的猜疑。当时卫生部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怕风、怕光，怕人打扰。所以看的人很少，现在这么多人一起去，当然会引起中央和的重视。人们会猜想，你们搞什么名堂？你们是不是议论了财经会议？是不是议论了刘、薄的问题？
中央决定高岗去莫斯科听取紧急通报时，原来高岗打算让我同去，还让我作了准备。后来中央派师哲（的俄文翻译）和叶子龙（的秘书）同去。高岗对我说：这次你不去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事后我想到一方面重用高岗，一方面还有不放心之处。让这两个人去，也有监督的意思。
财经会议后，问高岗：“你看薄一波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高岗愣了一下说：“现在看是思想认识问题。”主席说：“好。”毛怀疑他们在西山议论了薄一波的问题。财经会议上毛曾说薄一波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改口了。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讲的财经会议，只讲了部分事实，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讲。在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时高岗发了言，但高的发言稿毛、周都看过。后来说财经会议上高岗跳得很高。
有一次，在中南海主席那里讲，1953年财政可能有赤字，怎么解决？高岗说东北搞增产节约的经验可能对解决财政赤字有用。主席说，好，下一次我们就讨论增产节约，这次会是不是要搬到高岗那里去开？是不是我也去？大家说，你别去了。这样，1953年8月底9月初，在东交民巷8号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作出了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人们就产生一些想法：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在高岗家里开？东交民巷8号是不是成了另一个司令部？本来财经工作是分工给负责，不是高岗负责，结果高岗唱了主角。对这件事人们当时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中央器重高岗，另一种冷眼旁观看笑话。后来有人说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是另一个司令部。
我怀疑西山探视后，主席对高岗产生了怀疑。
1953年10月3日，高岗到南方休假。这是经中央批准的。那天上午，火车开动之前的几分钟，突然罗瑞卿匆匆忙忙地赶到火车站，把高岗拉到一边单独谈话。罗走了以后高岗上车。高岗说，罗说昨天病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高岗十分吃惊，表示可留下，不去休假。罗说，你还是去吧，如果情况不好你到济南听我的电话。到了济南，没有罗的电话。到了南京招待所，将近半夜，高岗给罗打电话，罗说没事了，你放心休假吧。后来批评高岗时说高岗听说毛生病“幸灾乐祸”，“以为时机到了”，“急于想乘机夺权”，这不符合当时实情。在休假期间，在杭州时曾与、陈正人，在广州时曾与有过私下交谈。他们之间完全可能议论与有关的事，高岗有可能说过反的话。但从整个日程来看，高岗这次南方之行还是以休假为主，不是有意进行阴谋活动。
若干年后，毛身边的人说，从来没有发生过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的事。1953年10月中央开会，毛还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谈到6月到8月开的中央财经会议时说，会是开得好的，是有必要的，为总路线的思想准备了好作用。如果10月3日得了这样的病，10月15日能作这样的讲话吗？可能是毛怀疑高岗到南方搞什么阴谋，让罗到火车站看一看，有什么人送行。
1953年9月下旬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批安子文。有人怀疑饶漱石和高岗合谋反对。
组织会议上饶借批安子文反对。高岗不在北京，他没有参加组织会议。东北局组织部的张秀山、郭峰发了言。张、郭二人的发言稿高岗没看过，我也没有看。应当说，他们两人的意见高岗是同意的。因为他们讲的事情是1951年和1952年的事。这个会与高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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