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是什么意思

昨天(11月12日)，金庸告别仪式在香港举行。金庸武侠小说中，侠义江湖满足了中国人对另一个民间社会的想象。在他的武侠世界里，始终伴随着日月神道、神龙、明教等江湖组织，构建了另一种不同于庙堂控制的民间想象。在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金庸借用了秘密社会组织天地会的历史和传说。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总有天地会、白莲教之类的秘密社团。他们劫富济贫，或者落草为寇，甚至像天地会一样致力于改朝换代。

陈小春主演的《鹿鼎记》 (1998)剧照。然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家大卫柯(David Ke)认为，“我们所认为的物理名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历史上并不存在物理上的天地会。

天地起源的传说始于郑成功与反清复辟之间暧昧的历史传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天地会同宗同源的另一个民间组织是四川的哥老会，被四川当地人称为“袍哥”。

既然宝哥和天地会的神秘渊源同属一个，自然他们的活动会殊途同归。尤其是在近代反清革命的历史大潮下，民族主义者或革命家都渴望拉拢这样的社会组织，加入驱逐鞑靼人的革命行列。当组织拥有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时，它们更容易被动员起来。

刘德一(2008年去世，享年63岁)主演的《傻儿司令》 (2003)剧照。该剧较早有《傻儿军长》 《傻儿师长》等。曾是川渝热播剧。

袍哥作为四川特有的地方社会组织，在《傻儿司令》、《让子弹飞》等电影和小说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即使在近代史的重要事件中，比如成都大屠杀、保路运动，甚至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国军抗战，还是共军撤城，袍泽都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

那么，宝哥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组织呢？为什么它能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在现代警察社会形成之前，像袍哥这样的民间组织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结构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今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温迪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揭露了这个民间组织的真实面目。作为中国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师从著名汉学家罗的温蒂，通过其早年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等研究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他在微观历史研究方面的渊博学识，使我们从微观角度重新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从民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元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发现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杀女案。借助这篇尘封了70多年的毕业论文和被遗忘了近80年的家庭悲剧，温蒂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在一堆旧论文中回到了历史现场，向我们讲述了悲凉的袍哥江湖，揭开了袍哥组织的神秘面纱，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传统社会的民间秩序。

袍哥江湖是怎么诞生的？

新京报：一开始还是想让你概述一下宝哥的发展历程。

简而言之，袍哥是四川的老年社会。对于旧社会的起源，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根据学会、天地会、洪门等讲述的自己的故事。它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1661年，郑成功在台湾金台山开山堂结盟，类似于金庸《鹿鼎记》中对韦小宝大师陈近南的描述。1670年，郑成功派他到四川雅安开仲晶，开始了该社团在中国大陆的活动。但是关于袍哥的起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有人说哥们会在清朝的时候本来叫露露，但这个没有定论，现在也没办法证实。但是，不能说它早期的故事没有意义。也有说《诗经》起“与子共袍”的意思是手足之情。炮哥的经典文献《海底》把自己的历史和郑成功联系起来，其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很明显，就是强调他们是反清复明的组织。从早期文献来看，清政府一直在打压这个组织。从各个时期发布的禁令来看，袍哥也一直在和国家对抗。

大约十年前，我写了一篇英文论文，发表在《晚期中华帝国》上。这是一本关于19世纪中国的专辑，由孔飞力作序。还有五篇。我的文章讲的是《袍泽》的语言：通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历史和发展。我的观点是，老年学会的真正发展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因为《海底》的出版和传播。据袍哥《海底》，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省。他们把这些早期文件放进一个铁盒子里，扔进了海里。1848年，一个叫郭永泰的四川人，自称从渔民那里获得了最早的金台山联盟的原始文件，然后整理出来。

103010作为一种文学，可能与郑成功无关，也可能是郭永泰本人或他那个时代的人创作的。根据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它的重要性很可能在于“发明”了他们的历史和传统。因为《海底》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把袍哥早期的历史和反清运动联系在一起，所以19世纪以后，这个组织传播得非常快，《海底》中那些语言和历史的叙述成为了方便他们交流和沟通的工具。

103010内页，图片来自孔子旧书网。

到了清朝，他们继续发展，在武装起义等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度从秘密变成公开的组织。但民国政府成立后，老年学会又被取缔，民国政府时期一直采取禁止的态度。但问题是，整个民国时期，在政府的不断制约下，袍哥兴盛到了顶峰。根据40年代的统计，有人说估计达到了四川人口的一半，也有人说达到了2/3。根据

194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廖太初写了一篇英文论文，发表在一个研究亚洲的加拿大杂志《太平洋事务》上。在社会学的科学调查下，他估计占成年男子的70%。其实，过去我也一直持怀疑态度，这么高的比例是不是有所夸张？但是，这些年我阅读档案的结果，还真是印证了他们的说法，我想7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概在1951年左右，成都市政府要求各个茶馆雇员，不管是做工的掺茶的，还是做表演的，都必须向政府登记。在登记表中有一栏，“是否参加过任何党派”。根据现存的这些统计表，70%以上的说就是“无党派，有袍哥”。1949年以后，下（底）层其实也没受多少冲击，大量的劳动人民参加袍哥，实际上也是为了寻求社会保护。例如加入某个行业，如果没有袍哥背景的话，受到欺负毫无办法，因为官府帮不了你，警察也帮不了你，那就只有靠袍哥这种组织。

沈宝媛毕业论文封面。

到了1940年代，袍哥的影响从上到下都看得到，政府、军队里都有它的成员。比如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民国时期当过四川省长、成都大学校长，这么高的知识分子也参加过袍哥。再到城市里的议会选举，在40年代要参加议会的选举，没有袍哥背景，根本就无法选上。当时的报纸报道就说，在重庆有个政客瞧不起袍哥，他为人很清高，认为袍哥是三教九流之辈，不屑于来往。结果，他去参加重庆市议会选举，才发现没有袍哥的帮助是不可能获得选举的。事后，他不得不去投靠袍哥。结果呢袍哥对他反唇相讥：过去你瞧不起我，现在要来临时抱佛脚了？

共产党对袍哥在四川的影响也非常清楚，提前就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要利用袍哥的影响。在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就派了杜重石作为地下党加入袍哥，再通过民盟主席大袍哥张澜，以袍哥的名义，创办起《正义周刊》杂志，在成都宣传反专制、反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活动。当共产党进入到四川以后，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建立了相关的联系，利用袍哥力量帮助共产党接收城市和乡村。因此，共产党进入四川时，并没有遭到袍哥的强烈反抗。

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发生了袍哥暴乱呢？我在《袍哥》这本书里也涉及这个问题。当时的乡村是顺利接收的，但接收四川以后就问题来了。共产党的大军，再加上大量的国民党投诚部队和俘虏，都需要粮食。但是在1949年底解放军进入四川之前，农民的粮食和税收已经交给了国民党。但共产党也需要粮食，征收不到粮食，难免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结果引发了所谓的“土匪暴乱”。实际上，所谓的“土匪暴乱”，就是袍哥领导的地方暴力抗税，这当然是以卵击石的做法。不过，从今天来看，即使袍哥没有武装抗争，结局也不会有任何差别的，因为新政权绝不可能让一个能够和国家对抗、对民众有强大影响的社会组织长期存在。

新京报：袍哥在四川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袍哥这种社会组织的存在，对川西社会传统的塑造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对于当下是否仍然存在某些方面的影响？

王笛：袍哥在四川的人口占这么大的比例，它的影响当然是非常深刻的。到20世纪辛亥革命以后，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力量存在。到了40年代，如果地方政府要推行任何政策，如果没有袍哥参与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实行，有的政策根本不能推行到地方上去，比如说收税、征兵等等。

那么，袍哥的影响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影响程度呢？这就是四川特定的历史所造成的。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一直到1928年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全国，四川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四川真正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管辖，直到抗战快爆发的1935年。而在此之前，四川实行的是防区制，就是军阀割据，分区管制。这种缺乏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给了袍哥一个非常好的扩展机会。实际上，袍哥逐渐主宰了地方社会，控制了地方行政，包括地方治安。这种特定的四川历史，为袍哥在地方的权威奠定了基础。比如，20年代时四川土匪横行，那么地方治安由谁来维持呢？政府没有力量稳定地方秩序，最后还是得靠袍哥。我在《袍哥》一书中的主角雷明远，只是一个佃农，没有经济实力的，他的兴起就是带着他的袍哥兄弟平定土匪，从而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他的这种英雄气概让他混了几十年。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沈宝媛在下乡之前，并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要去研究袍哥这个课题，她当时的出发点是了解地方的权力结构，比如说乡村怎么管理的，谁来管理等等。到了那个地方，跟地方的各种人们聊天以后才发现，要了解地方权力结构，就必须研究袍哥；不研究袍哥，就没办法了解地方权力关系。就这样，她把研究的焦点放到袍哥的身上，研究课题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袍哥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乃至日常生活的干预，都是非常之明显的。

袍哥及其文化对今天的生活仍然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虽然在1950年代初，袍哥被彻底打垮了，但他们的许多“黑话”，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比如“落马”这个词，过去指袍哥兄弟遇难了，现在指贪官垮台了，现在不仅仅是四川，其他地方都这样表述。再比如打滚龙，就是指在底层社会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袍哥的影子都还在，更不要说存在着袍哥故事的影视剧小说，比如《让子弹飞》就和袍哥有关。我在成都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就有同学讲他们家父亲或者亲戚就是袍哥。

我们对历史一直存在误解

新京报：在《袍哥》中，你写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川西农村基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而同时在两湖、两广和江西等地，农民运动却火如荼。再追溯远一些，历史上川西平原很少有农民起义，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这种情况？为何同样是农业生产地区，这三个地方却反而成为了农民起义的活跃地区？

王笛：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成都平原是中国内地最富庶的地区，自从先秦时期都江堰修建以后，保证了稳定的农业生产，生态稳定，物产丰富，生活安定，农民生活相对其他地区舒适。在我70年代下乡的时候，农民经常对我缅怀过去的时光，称他们原来都只做半年的活，夏冬是农闲的时候，袍哥是什么意思随便打理一下菜地，要不就做点小生意。但是人民公社以后就瞎折腾，搞得一年到头都累死人，说过去做半年的劳作就足够养活家里了。在这种情况下，谁愿意参加农民起义呢？农民起义也都是穷的地方比较容易爆发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就会对现实不满，穷则思变。实际上，农民是最希望安定的，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第二点，我觉得这跟川西平原的社会契约关系很大。《袍哥》书中雷明远的案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想象中，作为袍哥副首领，他手里有枪，可以随便开枪杀人，包括他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成为他枪下的受害者。但是，奇怪的是，由于他没有按时交租，地主立马就把40亩田给收回去了，这直接就导致雷明远的衰败，因为一帮小兄弟要由大哥罩着，平时为他卖命，那么在他家蹭吃蹭喝。现在他无法给小兄弟提供任何好处了，那么兄弟的忠心也就发生转移了。为什么地主敢于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种契约关系，你没交租，地主就可以收回，马上转租给另外一个人。这种契约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他既不交租又不还田的话，地方上的势力是不会认可的，而他的声望就是建立在这种遵守契约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们对过去社会的知识，经常是建立在曲解或者想象之上，以为过去完全没有秩序的社会。在传统的稳定的社会系统下，士绅是需要做表率的，一到社会需要救济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地方上做各种慈善，开仓放粮做粥厂，乡村中的土豪劣绅其实是极少数的。我的《袍哥》有提到，那时候长工短工到了农忙时得吃五顿饭，其中有两顿酒，地主雇佣他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必须抱以必要的尊重。

在土改以前，四川的土地分布其实是相对平均的，大地主也非常少，以中小地主、自耕农为主。在40年代时的关于四川租佃制度的研究里，根据各种统计资料和当时社会学调查和经济学调查，两级分化并不是很严重。后来由于革命的需要，加上官方话语的塑造，我们所知的川西农村社会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新京报：你也写道，由于移民的流动性，宗族势力并不如南方强大，但诸如江西也同样存在大量移民，尤其是从闽粤两地迁徙来的客家人，同样存在着宗族势力或者说宗法制度，一方面是凝聚自家实力，另一方面也为了抵御土客之争，甚至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时还特意提醒革命工作需要避免把土客矛盾带入党内。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局面呢？游民文化与袍哥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王笛：我不清楚江西的情况，但我觉得江西没有出现像湖广填四川这么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实际上，好多四川人也是江西、两湖、两广迁徙过来的，长途迁徙到长江上游地区。根据我的统计，清初的时候，四川土著只剩下50万人，大多数人口都是从外地长途迁徙过来的，土著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大。他们不知道到了长江上游，或者到了四川以后，到底生活会是怎样的景象，一开始就不敢拖家带口地过来。实际上，迁徙群体以青壮年为主，大家族或者大宗族的迁徙非常困难。当然后来立稳脚跟了，也可能把亲属或同宗们陆续聚集在一起，但所占的比例毕竟不大。所以，在四川，像华南地区出现的那种宗族主宰村庄的情况并不明显，在城市中间更难见到了，都是经过几代人的发展才慢慢建构起来的。

但是，移民到了陌生地方，需要各种帮助，那么社会的组织就变得格外重要。在四川，很多组织就跟移民有关，比如同乡人为主的会馆，和同业为主的行会。例如来自江西的瓷器商，成立有自己的公会。但是，袍哥是可以囊括各个阶层，而且地域分布非常广的一个组织。而且，袍哥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只有地方的分支。一般来说，袍哥建立了一个山堂，或者建立一个公口，相对独立存在，它并不隶属于某个中心，所以它地方性比较强。像成都一个城市可以有三四百个公口，以仁义礼智信来分不同的堂口。当然，他们有时候也可能会联合起来，如我在书中描述过一个退伍军人在40年代就把威远县周围几个县的袍哥联合到一起。

新京报：那么，就像在《袍哥》一书中，你写到一个地方社会的“制度”和“力量”是多维度的，有着多种因素对地方的社会形态进行着塑造。为何这种传统的社会秩序没有形成诸如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自治传统，或者说形成某种大的社会传统呢？而总是以地域性为特征，却没有形成国家制度建构意义上的大传统呢？

王笛：在我看来，其实是形成了地方自治的。罗威廉在研究汉口的时候，实际上他不同意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形成城市意识和城市认同的说法。罗威廉研究了汉口各种同乡会、善堂和行会等社会组织，发现无论是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活动方式。后来我在研究成都时也发现，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存在误解的。我们总认为城市人没有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到城市去就是为了挣钱，挣钱后还是要回到老家的，死后尸体也得运回老家去的。当然，中国人自己也这样说。其实，如果你去读历史文献，你会发现，成都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这从他们身份、习俗、文化等方面都显示出来。在晚清警察出现之前，城市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是自治的。

20世纪初的汉口。

在过去的城市里，政府的角色非常有限，甚至没有市政府。中国的城市真正有了专门管理机构，是1902年警察出现以后，才开始有卫生、交通管制之类的存在。在过去，城市卫生都是由城市的自治

走进习水古城 难忘贵州习水

习水土生镇最后一位“袍哥”罗明贤，今年93岁。他体格健壮，穿着长袍，戴着小圆顶帽。当他在街上漫步时，他自然或不自然地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和老人聊过之后，知道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早上，他早早起床，绕着街道走三圈。他每天喝两次两元一碗的绿茶，然后拄着拐杖慢慢走回家。当地政府还恢复了土城袍哥的“堂口”，老人以袍哥的身份行走在土城，日复一日地追忆着自己的故事。

罗明贤老人告诉我们，他十几岁就加入了“袍哥”组织，因为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加入了袍哥，他加入袍哥自然容易得多。

土城的“袍泽”分为“青帮”和“浑帮”。所谓“混帮”，就是该组织向烟馆等收取“管理费”。并帮助人们解决事件。“青帮”指普通成员，不涉及暴力、收钱等。

罗明贤说，他家是“青帮”，所以他大哥才得以加入红军。

其实做袍泽不容易，有很多禁忌。他说，加入“袍泽”组织，不仅要忠诚、守规矩，而且不能有吃喝嫖赌等劣迹。包哥有外遇就麻烦了。他会去当地的教堂求助，大部分都会得到帮助。验证对方身份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通过语言和手势进行交流。有困难的时候会来到当地袍哥俱乐部专门接待袍哥的茶馆，按手势求助。当时为了生计去了重庆做木材生意，结果被骗了，身无分文。但在一路上“战友”的帮助下，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解决，并很快回到家中，追回了被骗的钱。可以说，当时“袍哥”的存在，为一些外地人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遵义市推进赤水河旅游开发，土城古镇作为赤水河上的重要码头，包括袍哥和十八团。

土城

文化也已经被发掘出来。罗明贤作为最后一个幸存的“战友”，他的经历被当地群众写成故事，收入文化丛书。“袍哥”作为当时的一种江湖文化，是“义”和“信”的传承。希望最后一个袍哥在美丽的古镇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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