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宪，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她将在这个月庆祝她的60岁生日。
原标题：心如明月，生如天蚕|封面《央视再见》
薛飞和杜宪已经远离公众很多年了，但他们并没有被遗忘。这是刻在时代底片上的两个人。在历史发展之前，如果他们想看到阳光，他们需要面对阳光。
本报记者|卜昌义
1992年，杜宪决定打破他的饭碗。这是她在央视的第十个年头。三年前，她从《新闻联播》主播的位置上退下来，调到央视经济部做编辑。
饭碗真的很铁，不容易砸。大概用了4个月才算砸了。杜宪在1993年出版的《我在美国106天》一书中写道。1992年6月，她保留了一张工资条，这是她与央视关系的最后证明。
就在杜宪离开央视的几个月前，同样从《新闻联播》主播转任幕后编辑的薛飞也完成了辞职手续。1992年2月3日，农历除夕，薛飞带着行李箱独自登上了飞往匈牙利的飞机。在那里，他的妻子和他与朋友一起开的一家中国餐馆正在等待他的到来。
在后代人看来，1992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年初，88岁的邓小平接过改革开放的火炬，一路坐火车南下。他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有冰雪融化的声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潮由此而起，官员、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工人；已经出海了。如今，在商界久负盛名的‘92学校’是海上最大的花朵。
在飞往匈牙利的飞机上，薛飞宣读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薛飞回想起凤凰城。com前不久说我看的时候没有完全看懂，因为这种事情只有事后才能看到。但不管他是否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首先，他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从系统中分离出来的薛飞和杜宪，就像是从冰山上解冻的两个小冰块。当他们自由时，他们必须独自掌握自己命运的风帆。它们不知道自己会漂多远，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满是碎冰的大海里迅速融化。
薛飞说：我从未想过离开，如果没有经历那段难忘的燃烧时光，我也没有理由离开。他想起了几年前的那个夏夜，他坐在北京西单万国啤酒馆，和妻子以及电视台的一些朋友喝酒，很多人都喝醉了，期间他朗诵了一首诗：当我的紫酒在深秋变成露珠/当我的花依偎着别人的感情/我依然倔强地盯着那一株株死了的血藤/在荒凉的土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1968年诗人食指创作的《相信未来》，是文革时期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当时有很多手写的版本，其中薛飞背诵了一首也是他唯一能背诵的诗。
同样是离开，杜宪似乎没有太多的记忆，但他有点后顾之忧，但转念一想，他觉得自己不能想那么远。
1982年，他们一起加入了央视。十年后，他们同时离开，加入了商界。现在他们都隐居在大学校园里。他们的人生道路看起来几乎一样，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波段和频率。
郝跃和天蚕是杜宪和薛飞离开《新闻联播》后使用的笔名，意味深长，暗暗指向他们的生活。
出发点
薛飞和杜宪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77级播音班的学生，也是文革后广北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广北只恢复了新闻系的招生，设播音、编辑、摄影三个专业。每个专业有一个班，三个班加起来才108人。
在此之前，薛飞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因为不想去农村，他已经躲在家里一年多了。杜宪是北京人民轴承厂的食堂工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薛飞的父亲是总政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后来担任舞蹈指导。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薛飞从小就热爱文艺。高中毕业后，他最大的梦想是获得一些戏剧团体和
16岁参加工作的杜宪，在工厂的饭堂里呆了7年，蒸馒头、烙饼、煮菜、卖饭，什么都干。年轻、端庄、人脉广、办事熟练，是她给当时人们留下的印象，以至于每次卖米，她的窗口前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她几乎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离开这个有1000多人的大工厂。
高考的突然恢复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薛飞记得他们的学生在这个水平上有很大的年龄差距。最小的是应届毕业生，比他小两岁，最大的比他大六岁。有些人甚至带着急需喂养的孩子来学校。杜宪比薛飞大4岁，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
当时中国电视行业起步的时候。央视只有一个频道，每天下午6: 30开始，晚上10: 00结束。节目类型偏向文艺，直到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的问世，内容才逐渐多元化。薛飞和他的同学几乎都把中国国家广播电台作为自己理想的目的地，很少有人会想到毕业后去电视台工作。
戏剧性的是，这个班的毕业生最终都没有进入中央广播电台播音系。薛飞认为，这与恢复高考后对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的轻视有关。有的招录单位觉得十年动乱，人才基本流失，回归教师行业的老师实践经验少，带出来的学生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从78级开始变化很快，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工作能力很强，然后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不公平。薛飞回忆道。
1982年，大学毕业后，薛飞和杜宪选择了央视招人。初入央视，《新闻联播》开始录制国内新闻20分钟。后来随着老一辈播音员赵忠祥、刘佳、吕大羽等人淡出一线，《新闻联播》开始由薛飞、杜宪领衔。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央视在80年代非常活跃，决心改革。这个频繁变化的标题来自《新闻联播》
《中国电视报》原影视部主任张斌告诉《博客天下》，那时的央视环境要比现在简单、宽松，人的思想观念也更纯洁，个个怀揣一腔热血，追求上进。《中国电视报》是央视旗下的一份报纸，因为工作关系，张斌对薛飞、杜宪很熟。在他的观察里，1980年代的央视虽然也要求讲政治，但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加强则是在1990年代之后。
薛飞在年初出版的《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一书中，对当时的工作氛围亦有提及：那个年代，国家各项事业刚刚转型，人们工作中既带有计划经济时代习惯性的纪律，又带有对未来的殷切希望，所以利益与心态上的矛盾也少。
1980年代是薛飞和杜宪人生中最为耀眼的时期。借助《新闻联播》，他们成了文革后最早的一批大众偶像。张斌用近乎一种完美的神话来形容杜宪。为了采访她，张斌没少跟她及她的丈夫陈道明周旋。一次，张斌悄悄顺走了杜宪少女时期的一张照片，第二天就接到了陈道明的电话，他大为光火，要求张斌赶紧归还。
至于薛飞，张斌留存至今的印象是：他是那种话不多、老老实实，但是非常聪明的人，大学里应该很招女孩子喜欢。喜欢摄影的薛飞家里有一个暗房，可以冲洗彩色照片，张斌曾整宿整宿地跟他在一起洗照片。
薛飞和杜宪的播音生涯同时结束于1980年代末。两人不再担任出镜主播后，杜宪被调到了经济部当编辑，薛飞则被调到专题部《神州风采》节目组做纪录片。为了便于工作，两人都起了一个笔名，杜宪叫皓月，薛飞叫白墨。张斌认为，这实际上是单位对他们的一种保护。
1992年2月，杜宪从央视辞职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今日杜宪》的短文，其中记录了杜宪当时的状态：今天的杜宪，留起了长发，人也胖了一些，在屏幕上看惯了她的人们，猛然间还不太认得出来。但是细看去，那淡淡妆、天然样，纯朴、自然的风姿，仍叫人回想起那个当年被誉为中国女性典范的汉家姑娘。
下海
Tata是距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66公里的一个小城，仅有3万人口，宁静，安逸，按匈牙利的发音，薛飞称之为陶陶。这里是他新生活开始的地方。
1990年代初，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大批中国人涌入当时与中国互免签证的匈牙利，以求在该国经济转轨之际，大捞一笔。这也便是当时流行歌曲中唱到的北京的倒爷震东欧。
薛飞回忆，当时每周都有两列从北京开出的国际列车将一批批中国人连同他们携带的货物，经莫斯科转到匈牙利。最后涌入的中国人太多，匈牙利政府不得不临时做出决定：封闭边防，禁止中国人入境。
薛飞的妻子及其家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早就在陶陶开了一个中餐馆。后来，薛飞在国内的几个朋友通过追加投资也加入了进来，共同注册了公司，以便做大宗贸易。薛飞赶赴匈牙利时，正值公司各种矛盾丛生。一边是家人，一边是朋友，毫无商业经验的他很难维持平衡，不久也陷入了矛盾的漩涡。最终，饭馆被关闭，朋友撤股，落在薛飞及其家人身上的是一大笔债务。
最困难的时候，薛飞带着家人一起在陶陶的集贸市场上辛苦地练摊。曾经的国家喉舌，这时不得不为生计发出个体户的吆喝。
第一声叫喊实在不易，它所冲破的不仅仅是我心理上的防线，而是将全部的虚荣心彻底打碎，使我重又走上了一条实实在在的生活之路。薛飞说。
杜宪的商海生涯相对要少很多波折。1992年离开央视后，杜宪先是在国际新闻广播电视交流中心（即梅地亚中心）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持人，拍摄电视片《中国小城镇》。直到1993年夏，她才真正开始下海，担任今日新闻广告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及常州先奇影视制作中心董事长。
张斌说，像杜宪这样的名人当时很受商家青睐，她本身就是一道招牌。张斌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见到的下海之初的杜宪：像往日一样衣着朴素、提着个菜篮子走进梅地亚豪华大厅时，杜宪对立正拉门的服务生还是如往日般地随和，而不是那种大老板的礼貌或气派。只是，几声蛐蛐叫后，她会从菜篮子的篮底，摸出一只BP机。然后到服务台掏4角钱换成硬币，排队去打公用电话。
离开央视后的杜宪差点还参演了《北京人在纽约》。那是1992年底，她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接到了导演郑晓龙和冯小刚的邀请，请她出演女主角郭燕。当时，陈道明已经被定为剧中大卫的扮演者，和姜文等人已经进组。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杜宪、陈道明一起离开了剧组。
作为1990年代最成功的电视剧之一，《北京人在纽约》也给远在匈牙利的薛飞提供了灵感。通过练摊、开商店等艰苦创业，薛飞的手头宽裕了起来，他和家人一起在陶陶小城建了一座占地约700多平方米的别墅。摆脱了生计之忧的薛飞开始关注他更感兴趣的文化事业。他认为无论从电视市场还是文化道义讲，自己都应该拍出一部旅匈华人的电视剧来。
一部名为《多瑙河&;黄太阳》的20集电视连续剧由此诞生。薛飞对这部电视剧的期望值很高，从筹资到拍摄再到最后的剪辑，他全程参与。出于市场考虑，他还邀请了陈宝国等明星加入。当时类似的电视剧题材还有《上海人在东京》和《别了，莫斯科》，卖得也都不错。
可等到《多瑙河&;黄太阳》1997年发行时，恰好赶上一些电视台推出限价政策，被薛飞预估为10万至20万一集的电视剧，突然变成了一两万元一集。最终，薛飞落下了80多万元的债务。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薛飞至今都很严重的烟瘾便是在那时候犯下的：一根接着一根，每天从早到晚都停不下来。
拍摄电视剧惨败后，薛飞决定回国发展。他把教育培训当成了再出发的起点。最初，他只是利用自己在播音主持方面的特长，纯粹地做技能和职业培训。但随着市场转向，他意识到人们对学历的看重，开始和学校合作。现在的薛飞，是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讲座教授。
2000年，就在薛飞回国前后，杜宪受凤凰卫视之邀，重返荧屏，担任《只有一个地球》、《穿越风沙线》、《寻找远去的家园》、《永远的三峡》等专题片主持。然而两年后，她再次从公众视野消失。直到2013年，一位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组杜宪回到母校授课的照片，外界才知道她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
回归
和20多年前每晚在万众瞩目的电视上为国家播音不同，现在的薛飞和杜宪更多地在校园一隅默默为自己发声。栖身大学校园，使他们身上多了几分传承的意味。
薛飞的老朋友张宝瑞告诉《博客天下》，这些年薛飞其实有很多机会重返电视台，他都拒绝了。张宝瑞是中国悬疑小说开山之作《一只绣花鞋》的作者，他记得7年前北京电视台搞改革时，广纳人才，曾力邀薛飞去做主持人，但薛飞在饭局上当场就婉拒了。
他不想太张扬，也可能包含着他的一些心酸吧。张宝瑞说。他听闻中国传媒大学也曾邀请过薛飞回去当教授，但薛飞最终还是没有同意。
教书之余，摄影、书法、朗诵等都是薛飞的爱好。网络上流传着很多他以天蚕为名朗诵的作品。张宝瑞还收藏着多年前薛飞送给他的一张CD，里面刻录了薛飞朗诵的一首诗。
诗的名字我忘了，很抒情的，朗诵中带了很多他经历的岁月的心酸，听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张宝瑞说这首诗是薛飞在匈牙利的时候朗诵的，他很思念自己的故乡，所以最后还是回来了。
在学生隋伟凌眼里，薛飞在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是男神一样的存在。一方面他很酷，似乎没有什么拘束他的灵魂和思想，想去哪儿了就会去，想干点什么就会去做；另一面，他又很随和，就像一个邻家大伯，跟你有什么聊什么，讲一个笑话给他听他能笑上半天，有时候自己也会说个冷笑话，同学们其实都听过了，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薛老师自个儿却笑了起来。十分的亲切，让你都不好意思不认真听他的课。
现在的杜宪也一样埋首课堂，低调、沉默。以前，人们提到陈道明时，会说他是杜宪的丈夫；现在，刚好反了过来，而杜宪似乎也乐意隐藏在陈道明的光环背后，如同那些流失的岁月，寂静无声。
除却一些八卦新闻，能搜索到的媒体最近一次对杜宪的公开报道，是2007年她与清华大学签署杜庆华奖学金协议。杜庆华是杜宪的父亲，也是中国著名力学教育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宪遵从父亲遗嘱，以父亲所获何梁何利奖为基础，首次筹款55万元人民币，设立清华大学杜庆华奖学金，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
去年，陈道明的影迷聚集地明阁转发了一段杜宪寄语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10届毕业生的短片，这是近些年来杜宪少有的一段公开视频。镜头前的杜宪恬淡从容，一身素色衣服，外加一头烫得略卷的短发，让她在一如既往保持着不变本色的同时，多了几分时代赋予她的优雅。
虽然远离公众视野多年，但薛飞和杜宪并没有被时光湮没，任何一丁点儿关于他们的动态，最后都会成为新闻。偶尔还有人在网络上贴出自己与他们中某个人的合影，以表达某种情怀。
对于往事两人则都刻意不提。两年前，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传媒记忆书系，曾邀请广院77级播音班全班同学撰文。负责此书的该社编辑赵丽华在博客中透露，薛飞杜宪事件全班学生的回忆稿件中，薛飞和杜宪的文章显得别具一格：薛飞全文不着一字，内文共3行，以问号和感叹号为主，逐渐加强，题目同样是一串标点符号；杜宪则写得很长、很认真，但也仅仅是回忆了自己后来在凤凰卫视工作时一次采访途中的落水经历，以及濒临死亡的那种生命体验。赵丽华告诉《博客天下》，出于多种考虑，这本书后来是内部印刷的，没有公开发行。
私下里，薛飞和杜宪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几年前他跟我说，他跟杜宪一个礼拜见好几次面。张宝瑞转述。正直，善良，行事低调，不爱说话，也不爱聊往事，喜欢抽烟这是薛飞给他留下的多年不变的印象。
薛飞低调、沉默、烟瘾很大，很少提及往事。
除此之外，张宝瑞最大的一个感觉是这些年薛飞苍老了很多：他以前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是一个英俊小生的形象，现在是一个非常沧桑的中年人了，身上有很多岁月的痕迹，受苦的痕迹，但是他很坚强。
张宝瑞曾到薛飞家里去过。那是位于北京东四的一座老旧的大杂院，里面住了很多人。薛飞的家静守一角，面积不大，布置得很典雅。屋子中有两样东西让张宝瑞记忆犹新，一是带有佛教色彩的装饰和摆设，还有就是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照片，是薛飞跟同学们的合影，其中有杜宪那是一个属于他们的年代，如今被微缩、封存在像纸上。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一书）
揭秘四代《新闻联播》播音员 须耐得住寂寞
新闻网的主播
从1978年《新闻联播》开始，出现了四代播音员，从40后的赵忠祥、李娟、邢志斌等人，到70后的海霞、康辉等人。他们被认为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新闻主播。
中国周刊记者邓艳玲北京报道
48岁的罗京是四代播音员中第一个去世的。罗京去世期间，短短一周，新浪出品的专题报道。com为他的死创下了2000万点击量的记录。
新浪超千万点击量的专题。一年多前是“赵岩男人”。这个专题挂了整整一个月，点击率只有1000万。
"他们(新闻广播员)才是真正的明星。"新浪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头脑异常清醒的人
在为罗京哀悼时，人们爱用“声无处不在”这个词。人们都声称最难忘的是他庄重大方的嗓音和优雅帅气的形象。
然而，罗京最看重的却不是这样。罗京曾在录制《艺术人生》节目时深情说：“希望我退休后，大家不仅能记住我们播音员的形象，还能通过我们的报道数清几件大事，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这说明罗京作为《新闻联播》播音员的基本素质是——头脑清醒。”罗京的老师、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播音最重要的奠基人张说。在他看来，《新闻联播》四代播音员虽然都有自己鲜明的播音特色，但共同点是都有着异常清晰的新闻大脑。
《新闻联播》自成立以来，基本播出国家级法令或重大决策。上级或编辑决定的稿件，必须逐字播报——一篇几千字的大稿件，可能以前根本没见过。它还必须保持每分钟至少220字的速度；直播过程中，被“气球灌满”的稿件(记者或编辑修改的痕迹)一定不能结结巴巴。这些都不是具备基本的读写技能就能达到的。播音员必须有极其清晰的头脑。
除了赵忠祥、邢志斌等第一代播音员，《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全部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1963年，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成立后，张松成为专职教师。他说这个专业的最高培养目标是《新闻联播》播音员——，因为他们是最高层次的。
另一张入场券
《新闻联播》的播音员除了头脑清醒，还需要一张准考证——声音和形象。
说到形象，《新闻联播》播音员不想看起来很美。“太美会影响观众对新闻的接受度”，但只需要端庄大方。但是这张照片有一个指标，那就是眼睛里一定有神灵。
杜宪和薛飞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也是《新闻联播》成立后最早招募的播音员。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开始招收第一批本科生，当时23岁的杜宪和当时20岁的薛飞成为其中一员。来门头沟一家工厂当厨师考试的杜宪，在口试中连作者的名字都没念出来，却被《新闻联播》第一位和张松一起当考官的女播音员李娟一眼抓住，立马想带她回台湾工作。当时，杜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但有眼睛。张松评价她：“充满了坚定、智慧和自惭形秽。”
薛飞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他们班有32人，大部分都参加过工作，当时的培训对象主要是面向广播电台。1981年，他们班的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去了广播电台。和很多同学相比，他和杜宪的嗓音条件几乎没有经过练习磨炼，这意味着他的形象看起来还算不错，受到央视的青睐，这是需要出现的。
1979级的鲁静一毕业就被央视选中，进入《新闻联播》。她也觉得和优雅小生罗京一起被分配到央视之前，自己更上镜了。
至于60年代出生的张、李、王宁，以及70年代出生的四位新人，在镜头前基本都是亮眼的。根据媒体学者詹江的说法，他们甚至是“俊男靓女”。郭志坚一出场，就获得了“最帅新闻播音员”的称号。李简直就是两年前央视内部选美大赛的冠军。
主播培训
也就是“帅哥靓女”。现在她要去《新闻联播》广播站。在张松看来，从班里毕业后，她至少要打磨自己的播音员岗位十年。
四位新播音员海霞、康辉，1992年毕业于广播学院，直接分配到央视新闻中心担任播音员。他们2007年底才坐上《新闻联播》广播站；1996年毕业后，郭志坚在北京电视台播了两年《北京新闻》，之后进入央视；大三的是李，200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央视。她毕业后加入了新播出的《国际时讯》，只播了7年新闻。她可能在《国际时讯》中表现足够好，之前性格突出，所以被选为“例外”。
刘洋从杜宪和薛飞毕业后进入《新闻联播》。就连荆一丹、肖晓林(《今日说法》监制)、虞姬(《中国财经报道》播音员)等人也曾在《新闻联播》主播台短暂露面。张峥和徐小媚曾经是播音员。
然而，经过那一时期的试用和双向选择，邢志斌、罗京、李瑞英、张、李、王宁最终被甩在了后面。
而这六个人，据张松说，自从进入央视新闻联播组后，就从未放弃过学习商业。除了几乎每次都听自己的广播，提高专业水平的方法就是非常认真地参加新闻联播组组长组织的专业学习。多年来，张松每年都会受邀参加一两次《新闻联播》广播集团的业务学习。
张告诫播音员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联播》播音员，他们必须是工作中最有核的
心的两条：一，让新闻播音最高限度地达到准确；二，要尽全力让新闻播得可信，要认定所有经过审查、决定播出的稿子绝对是可信的，相信这样的稿子对维护国家利益是可靠的。他们的尝试
2004年，身为播音组组长的李瑞英在央视网和网友聊天时说到，《新闻联播》播音员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才能完成把文字语言变成有声语言的艺术再创作的过程。
张颂完全同意李瑞英所讲，因为“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同行知道，一周不练，全国人民都知道”。
薛飞和杜宪进入《新闻联播》是在1981年，那个时候“文革”结束还不久。“文革”期间所形成电视播音风格基本就是高亢激昂战斗檄文似的播音，“文革”之前备受推崇的播音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夏青、齐越那般的爱憎分明、坚定豪迈。薛飞他们把夏青他们的那种播音称之为“新华体”，速度也比较慢，总感觉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很远的距离。于是，他们和之后进入《新闻联播》的张宏民、罗京、卢静等人一道，谋求播音上的某种突破。
比如，薛飞这些年轻的播音员会刻意把播音的速度加快些。张颂总结，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播音的速度是每分钟160到180字，到了1980年代就变成了每分钟220字到240字，1990年代以后，速度再次要求加快，变成了每分钟280字。1980年代的那次提速就来自于薛飞他们的探索。探索之后，每分钟220字几乎成了新闻播音的基本速度要求。
薛飞还尝试过一种新“动作”——每播完一条稿子，都会把头扭向一旁。而此前，几乎所有播音员在播完新闻的时候，只会直愣愣地看着镜头，如果导播慢了就显得非常傻。
这个动作，是他们参考国外新闻主播的举动，这样显得非常自然和舒服。他们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国外的主播其实是扭头去看监视器。薛飞只是觉得，这样就可以给观众一个间断，提醒他们接下来就会是另外一条新闻或者出画面了。
从这一扭头，薛飞他们开始从观众角度考虑，怎么播报才会让人感觉更舒服。
于是，第一代播音员固有的问候“观众同志们”，也是在这几个年轻人的努力下，变成了“观众朋友们”。卢静还是在伙伴们的支持下，1984年第一个尝试微笑播音。为了表示对观众的尊重，卢静换衣服也相对比较勤。此外，薛飞开始尝试把声音放低，尝试把播音播得亲切些。
他的尝试在当时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也带动了同事，在前辈和后辈的一道努力下，《新闻联播》播音员们逐渐形成了现在这种字正腔圆、沉稳大方的播音。
这种播音比第一代播音员那种铿锵有力的播音显得要亲切平实多了，在1980年代形成以后，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被认为是亲民的播音。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亲民几乎持续不变到现在之后，就成了“刻板”的代名词。
1994年的时候，中国播音学诞生的那年，很多人就都说《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只会照稿念。张颂希望罗京写一篇文章反驳反驳，罗京回答，“这用不着写文章，让他来念一个试试就行了。”
国嘴是怎样炼成的
定义“新闻主播”的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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