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人们称林彪为“政治骗子”，全党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但越讨论越糊涂。原因是获得无关紧要。回顾30年后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平静地说，林彪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不全是“受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重视林彪，主要是因为他考虑到军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在夺取政权的时代，他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国家政权建立后，非常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排名第二的大元帅彭，回国抗美援朝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对彭的工作不满意，认为“他不懂政治，不懂经验主义，只习惯于老套路”。后来，由于性格不同和一些意见分歧，连彭都对自己产生了一些怀疑。毛泽东曾在庐山会议上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说，准备分裂是有意义的，就是你。
在这种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增补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的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任务是照顾好他的病情，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出了问题”。林彪作为“帮手”，大力支持，批评彭，慷慨激昂地对彭说：“只有毛主席才能成为伟大的英雄，你我相距甚远。不要打这个主意。我很生气，但我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了彭。1959年9月17日，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指挥和阶级斗争促进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党内多人“跟不上”和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而是指责自己的权威被削弱，认为“这几年搞个人崇拜很有必要”。他试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来进一步推广他的思想。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一系列做法正好符合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真正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以“决议”的形式发给全军执行。从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和毛主席著作影响广泛。如“巅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巅峰”)“捷径论”(学习朱茂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有利可图的事”)“最高指示论”(“我们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极大地制造了“人格崇拜”的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学风甚至危害了全党全国。
党内有识之士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公开批评。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活学活用”问世时表示不赞成。他说：“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在前进，事物是多样的，不可能要求前人为一切开出药方。”后来他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学毛选有问题，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问题。”“学几个语录就能建设一支好军队吗？”林彪没有亲自说一句话，但会后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习”，是反对毛主席的。事情反映在中央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意见。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到这段历史时说：“罗荣桓同志首先不同意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同罗同志讨论同意。”后来，它去了毛泽东。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反毛”，但支持林彪的主张，指示总政治部“按林彪同志的意见办理”，并在会上称赞林彪“提出了几条建军的好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50年代末的大跃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7000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会议。面对很多批评中央工作的人，毛泽东虽然也呼吁发扬民主，但他“白天泄愤，晚上看戏，大家都满意”，进行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把问题放在心上，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一点可以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七千人代表大会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松了一口气”的说法中得到印证。
在林彪的七千人会议上，毛泽东的心理得到了肯定，他为此唱了一首赞歌。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损失，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减少了一些收入，但精神上增加了很多收入”，并竭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困难的发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最后，林彪提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公式：“我们的工作好起来，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极大干扰，事情就会出问题。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都归结于毛泽东个人，而且夸大了毛泽东代表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正确方向，这是真理永远正确、不再需要实践检验的体现。林彪不寻常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他抑制不住喜悦地对与会人员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你能做这样的演讲吗？罗瑞卿：我做不到。在我们党面临困难的时候，也应该有可能清醒过来，林彪继续散布人格崇拜的迷雾，给全党正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髓”。林彪垮台以后，仅仅说林彪的“高举”、“突出”、“紧跟”“是假的”，而不对口号本身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清算，其影响是难以绝迹的。
关于“高举”：
林彪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倡导下，报纸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后来发展到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文革”中，对立的两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对于林彪的这一套“高举”，虽有狂热响应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更有少数勇敢的思想先行者当即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陆秀兰，写文章指出：“把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封建皇帝了”。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表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提意见者虽然惨遭厄运，他们的思想光辉却永照后人。
每读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内心受到一次震撼。笔者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才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林彪为什么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且让如我这样的许多人“上当受骗”呢?一个重要教训是，不管什么事都不能盲从，都要问问科学不科学，信仰离开科学，就要变为迷信。
关于“突出”：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领袖”的狂潮。当时曾出笼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其他领袖不是反面教员，便是正确领导的陪衬，整部党史就是毛泽东单枪匹马和其他少数领袖人物的斗争历史。这部《斗争史》的虚伪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当年由林彪骨干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舆论，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的学说，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炮制出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学习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领袖“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认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决定着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党，没有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这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赤裸裸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领袖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理论，实属罕见。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林彪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林彪垮台五年以后，又掀起过一场“突出华国锋”的新高潮，其形式、规模、气氛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如×报1976年10月29日文章宣称：“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还有许多报刊、杂志，称华国锋是“江山永不变色”的“可靠保证”，“有了领袖华主席，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要求人们“像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华主席”，“无限信赖”、“永远忠于”华主席。
接二连三的出现“突出领袖个人”的历史教训，说明不只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如何科学地认识领袖的作用以及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未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率先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老革命家叶剑英重申列宁的思想：“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他认为“突出个人”造成的危害是：“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庄重地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着手解决高度集中体制的问题。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错的”，毛泽东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个人崇拜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林彪提倡的“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个人崇拜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闻风而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
我这里想进一步讲讲提倡“紧跟”的林彪，其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什么是“紧跟”?为什么要“紧跟”?这对我们理解他的“紧跟”口号，颇有启迪。
“九一三”事件以后曾出过不少“林彪罪行材料”，其中有林彪和叶群的读书笔记、札记之类的东西。现摘录几段，并稍加评析，奇文共赏。
其一，“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林彪把党的领袖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领袖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许唯命是从。——此为“紧跟”含义之一也。
其二，“党性，遵命性也”，“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这里林彪把党性——共产党员为崇高理想而自觉献身的精神，歪曲为只是对领袖和上级的盲目“遵命”。把民主集中制仅仅归于服从和纪律，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取消了党的民主精神。——此为“紧跟”含义之二也。
其三，“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此话赤裸裸的表明林彪以个人得失为中心，投上所好，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此为“紧跟”含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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