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庵事件

jason2021-09-21 11:46:1166430

两岸历史上的失踪人口《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省的历史记忆。

王辉

兰伯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省学者称之为报告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史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这种忠实历史形式的叙事是议论文，也是针对蓝绿阵营的主导叙事，即台独叙事和国民党及其变体的正统叙事。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下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下的大规模民主左翼运动。通过长时间的考察，在他的作品中，日本占领时代台湾省人民和革命党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省人民和革命党人反抗国民党压迫统治的斗争，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斗争和牺牲，逐渐以具体、理智、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他检查了这一时期的连续性和变化，并将其置于与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关系中，展开了一幅无穷无尽、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

这张图的形成是与上世纪90年代台湾省发生的巨大政治变革同步的，或者说作者是围绕着历史观卷入这场蓝绿色主导的战争。在这场历史战争中，国民党处于守势，而夺取了党外运动领导权的民进党处于攻势。在台湾省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口号下，新台湾省史的书写以省略、扭曲的叙事策略，涵盖了台湾省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了台湾省的悲哀。这种扭曲的历史语境，对台湾省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两岸关系的历史观和思想感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新台湾省史的叙事是一个包含几个层面但并不复杂的叙事：最表层的部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台湾历史当作殖民史，把民进党上台前的台湾省政权当作外国政权，依次排列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民国的殖民序列。

基于这一外来政权的历史，台湾省史的新叙事重新梳理了这一历史序列的内在联系：一是通过提升日本殖民统治(和荷兰殖民统治)的文明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侵华置于现代性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中，塑造了殖民地台湾省对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将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变”进行比较，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人民开脱(即比较意义上的合理化)，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念组织成一种台独氛围(即区别于中国大陆，与日美主导的秩序和解)。第三，虽然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有同情和理解的人不多，但用美国自由主义包装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台湾省政治结构，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省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是台湾省历史叙事的主流。在台湾省，用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概念指代中国大陆，掩盖冷战时期台湾省与美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殖民关系，是贯穿各大派别的政治修辞常用词汇。

在中国建设台湾省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省岛内的政治运动，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统治和二战结束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主导的内战和冷战体系。《美中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于1954年，符合美日美台省的性质d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颁布《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的形式取代《美中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持两岸对抗分离的既定格局。“台湾省的命运由台湾省人民决定”的口号原本包含着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内涵，但当这一口号转变为反对中国大陆的独立运动时，其含义恰好与两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造成的分裂相吻合，从而以自治或独立的名义巩固了这一统治。借助中华民国的政治外壳，在中华民国对台湾省、中华民国在台湾省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省的声明之间，台独运动和台独政治一直在回避。换句话说，当代语境下的所谓台湾主体性，以及近代台湾省为摆脱台湾省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为日本殖民统治，新殖民主义为美国帝国主义统治)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没有历史联系，而且是以切断或扭曲这种联系为前提，或者以台湾省在美国冷战体系中战略地位的变化为契机，以承认双重战争结构所造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前提。如果说台湾省的自我定位来源于冷战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他者，那么这种新的自我定位则是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合理化日本殖民统治和美国主导的霸权区域体系的必要步骤。

正因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的新台独史观，一定是建立在忘记兰伯洲所探索的地下历史的基础上的。这是蓝绿对立中的共识。从1895年的《马关条约》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省经历了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2000年，台湾省第一次政党轮替后，为了在法律和道德上肯定日本殖民统治的连续性和台湾省的独立地位，民进党不惜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修改为日本统治时期，并将其作为教科书的标准用法加以推广，导致台湾省史研究中出现了日本统治时期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命名之争。从日本殖民统治的角度来看，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省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1895年B-War至1915年Xi来安事变的第一个时期，大致与武官总督残酷镇压台湾省民众反抗运动的时期重合；从1915年的西莱安事件(第一时期汉族人最后一次武装反抗)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时期，大致与日本从大正民主时期向法西斯军国主义过渡相重合。这一时期，日本对台湾省的统治政策被概括为对台湾采取同化政策的所谓大陆扩张主义。1937年至1945年的第三个时期，即帝国人民政策时期；这一时期，殖民当局禁止自治社会运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使台湾省成为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预备基地。

而是来自台湾省的抗日运动。

的角度看，日本殖民时代的分期则有所不同。从1895年至1915年，台湾人民以各种形式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武力反抗，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95年台湾保卫战时期、1895年至1902年间由北部义勇军起义延及中南部响应的游击战时期，1902年屏东林少猫事件至1915年西来庵事件所代表的零星抗日武装起义时期。台湾人民在整个武力抵抗时期的牺牲总人数，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日军在台湾的殖民地征服战争战死的人数，远比甲午战争战死的人为多。至于台湾同胞惨遭日本军警屠杀的总人数，有学者据日方官书台湾宪兵史、台湾警察沿革志累积统计，总数约近40万人。这个数字远超台湾史上（包括战后）的族群冲突受难总人数。1915年以降，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并未终结，如1930年雾社事件就是台湾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里程碑，但伴随日本殖民统治的巩固，台湾汉人的抗日运动还是在西来庵事件之后由武力抵抗转为文化抵抗。

面对日本的殖民同化政策，台湾的自治性社会运动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蒋渭水（1891－1931年）是这一时期文化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蒋早年学医并关注中国革命运动，曾致电国际联盟指控日本妨碍中华民国统一。1921年，他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在以林献堂为代表的雾峰林家的资助下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倡导民权启蒙运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后，蒋渭水成立了居于中派的台湾民众党。在蒋的左边，是岛内新兴左翼夺得领导权的台湾文化协会；在蒋的右边，则是与日本统治者妥协程度较高但仍追求台湾自治的林献堂。1928年台湾共产党于上海成立之后，先后夺取了岛内台湾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权。蒋渭水也于1928年成立台湾工友总同盟，并在斗争中日渐激进、左倾。与蒋渭水并肩抗日的许多革命志士，如廖进平、杨元丁、黄赐等，后来均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他的三子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蒋时钦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内地；与国民党关系复杂的胞弟蒋渭川则列入捕杀名单，女丧子伤。

蓝博洲的所有作品均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通过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他串联起台湾历史的断续脉络。他的成名作《幌马车之歌》从妻子蒋蕴瑜（本名蒋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视角展开基隆高中校长锺浩东（1915－1950年）的生命史。锺具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因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枪毙处决的中共党员；另一重身份是蒋渭水的女婿、著名乡土作家锺理和的异母弟。锺浩东年轻时不愿效命于侵华日军，为逃兵役而去日本求学，后于1940年携妻奔赴大陆参加抗日，在广东惠阳被误为日本间谍而遭拘禁待决，幸得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少将参议丘念台（1894－1967年）的救助，并加入他领导的国民党第四战区的东区服务队，协助审问日本俘虏，从事敌前敌后的政治工作。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们转赴广州，协助处理滞留广州的台胞返乡。这些台胞大多是被日本强征入伍的军人和医护人员。锺浩东夫妇等用台语和日语向他们解释台湾历史的演变及回归祖国后台胞均为中国国民的事实，安定其情绪。钟浩东年轻时崇拜蒋介石，视之为抗日领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响，接触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左倾,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他坚持地下斗争，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报》，宣传国共内战的局势发展，进行反帝的阶级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周年那天牺牲。

钟浩东也是《悲歌》中的一个人物。1946年5月，正是张志忠批准了由台共党人吴克泰担任介绍人的锺浩东入党。相对于张志忠，钟浩东只是这一复杂的共产党人活动谱系中的一个相对边缘的环节。作者所以慨叹张志忠、季沄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是因为这两位历史的失踪者恰恰处于这个活动谱系的关键位置。在这个谱系中，我们可以找到翁泽生、王万得、蔡孝乾、侯朝宗、秋山良照、李登辉、谢雪红等各色人物，他们经由不同道路参与过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又在残酷斗争的时代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奋斗、牺牲、坚守、疏离、投降和背叛是描述这一时代不同政治选择的基本语汇。张志忠和他们的交往，以及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折射出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曲折、复杂的现代历程。作者在书中已经对张志忠、季沄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描述，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是参照其他资料，摘其大者略做勾勒，以显示这一历史脉络的广阔与深厚。

张志忠，1910年出生于日据下的台湾南部嘉义的一户赤贫农民家庭，1924年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参与了翁泽生等人建立的闽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刊物主编。翁泽生（1903－1939年），台北人，先后就读于集美学校以及瞿秋白、任弼时等早期共产党人任西来庵事件教的上海大学，1925年参与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至1927年间在漳洲发展组织。1928年4月15日，他参与创建了以台籍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台湾地区共产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32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被移交给日本政府，送回台湾。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1939年被折磨致死。

1926年至1927年，张志忠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的活动，成为该组织嘉义地方负责人，并因此被日本当局逮捕。黑色青年联盟领导人是王万得（1903－1985年）、蔡孝乾（1908－1982年）。王万得，台北人，1922年加入林献堂、蒋渭水等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在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转籍至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选为台共常务委员兼书记长，同年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12年。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陆。蔡孝乾，台湾彰化人，与翁泽生一样，1924年在上海大学就读，受到在该校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1928年参与组织台湾共产党，并担任重要职务。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介绍，蔡孝乾与许多台湾人一同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他也是台共成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物。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返台工作；1950年初被捕后脱逃，第二次被捕后自新，引发著名的吴石、朱谌之案。

1932年，张志忠由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赤色救援国际的中国支部）；又经王灯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并回台湾重建台共的党组织。侯朝宗（1905－1968年），嘉义人，1926年至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为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后潜赴大陆进入国民党系统任职。抗战爆发后，他改名刘启光，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从事专职宣传工作，后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第三战区少将兼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启光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及包括今桃园、新竹、苗栗三县的新竹县长；1946至1947年，他负责筹备华南商业银行(由日据时期的株式会社华南银行与台湾信托公司合并改组而来)，并出任董事长，由此成为台湾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悲歌》开篇叙述柏杨寻访刘启光，其根据便是后来被证实是张志忠、季沄儿子的杨扬自杀时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书。

也是在1932年，张志忠回台后因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关系者大检举的牵连而被捕关押，但未暴露党员身份，得以在1933年用装疯的方式获得假释后脱逃。1939年张志忠在延安抗大受训后，赴刘伯承部（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曾帮助秋山良照等日本战俘学习进步理论。秋山良照，原日本第四十一师团士兵，在冀南堂邑地区的一次战争中受伤被俘。八路军为其治伤，他还受到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慰问。此后，他发起组织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并担任书记。1942年，秋山良照带领反战同盟成员参加了八路军在冀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表现英勇，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评价。

1946年，张志忠秘密回台，并与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指导其工作。经过对原有组织的合并和改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张志忠批准由吴克泰介绍的李登辉加入共产党。谢雪红（1901－1970年），台湾彰化人，制帽工人出身，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她在上海参与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中央候补委员。1945年10月，谢雪红在台中组织人民协会等组织，后遭陈仪政府强迫解散。二二八事件中，谢雪红在台中号召人民起义，攻占台中警局及公卖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和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亲自担任总指挥。在她的领导下，起义者攻占军营及弹药库，为嘉义、虎尾等地的起义军供应弹药，并于3月6日组建著名的二七部队，即台湾民主联军。起义失败后，谢于1947年5月经上海逃至香港，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任主席。

二二八爆发之后，张志忠与许分一起前往东石，接管拘留所，释放犯人，他通过以黄文辉为核心的外围组织，组织嘉南地区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嘉义民众对警察武装实行缴械，并占领市政府。张志忠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嘉南纵队，又称台湾自治联军。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坚贞不屈。1954年3月12日，参谋总长周至柔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兼任司令俞鸿钧发出执行张志忠死刑的命令；3月16日，下午2时30分，张志忠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年45岁。他的妻子季沄先于他在1950年11月被枪决。

《台共党人的悲歌》延续了作者早期纪实性作品的文脉，在叙述上采用了文献、口述与人物故事相互印证的形式，但与《幌马车之歌》等作品相比，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它所要处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不同于通常的历史学著作，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带入叙述，用张志忠和季沄的斗争和牺牲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让二二八事件摆脱话语的扭曲，重返其历史现场。作者显然相信：这种谨慎的纪实文学叙述（但排斥虚构的）的形式，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和侦测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确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