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世纪英国封建国家权力的发展，君主的地方主权逐渐加强。1381年的剑桥暴动是探索王权地方运行机制的典型案例。君主对剑桥政治结构的塑造，即以慈待大学、以善待国民，是后两者关系恶化并最终导致骚乱的深层次根源。随后，当局对骚乱的处理体现了主权中央政府对专制权力的运用和对地方传统政治格局的维护。在这次事件中，主权中央政府根据形势的需要，利用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对地方社会施加影响，凸显了王权运作的灵活性特征。君主地方治理权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反映了中世纪后期英国国家地方治理体系发展的成熟性。
关键词：剑桥骚乱剑桥大学英国王权地方治理的微观历史
中世纪英国君主的中央政府如何统治地方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多关注，有两种观点，分歧明显。一种强调英国王权占据强势地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治理。这种观点指出，主权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普通法体系、议会制和成文法的建设，有效地克服了地方社会的离心倾向，巩固了中央集权和王国统一。另一种侧重于揭示君主地方主权的局限性，剑桥事件强调英国的国家行政体制体现了君主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合作关系，地方治理是“国王控制下的自治”。
以往的研究揭示了英国君主地方主权的基本模式，但没有发现君主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为了深入考察中世纪英国王室权力的灵活运行机制，分析王室权力与地方社会动态关系的本质，本文拟采用微观史学的方法，对1381年剑桥镇暴动这一典型案例进行横向和纵向分析。通过追溯骚乱的历史，分析了皇权是如何深度介入并发挥影响的，揭示了当局交替使用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实施地方控制的方式，挖掘了中世纪英国君主地方主权的运作特征。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研究的对象“王权”，并不是君主的个人权力，而是指以国王为首的君主中央政府的长期制度性权力。
一、1381年剑桥暴动的过程
1381年6月中旬的暴乱是剑桥中世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这一事件的爆发与1381年英国的大农民起义直接相关。起义于5月底6月初首先在东部的埃塞克斯县爆发，随后肯特、赫特福德等附近县的人乘势组建起义军。起义军在6月13日左右入侵伦敦，迫使国王在6月14日和15日两次会见起义军首领，将起义推向高潮。起义的迅速发展对剑桥产生了直接影响。根据一份档案记录，剑桥市民之所以发动骚乱，是因为他们“事先知道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郡、伦敦等地的人发动了骚乱，并(在这些行动中引用了——条)得到了国王的许可和命令”。
在这种背景下，剑桥市民开始采取正式行动。根据议会记录，6月15日，在市长和法警()的带领下，剑桥市民“聚集在剑桥镇外骑马……并与许多在剑桥郡反抗国王的叛徒和敌人聚集在一起，密谋邪恶”，然后他们回到镇上，聚集在市政厅，然后先后洗劫了剑桥大学工作人员威廉比德尔()的住所和基督教圣餐学院。16日，市民的行动达到高潮。他们“集结成许多大帮派，在县城里与反抗国王的汉奸和敌人相遇，并把他们引入城镇”，然后攻击剑桥大学，“迫使大学校长和学者放弃自建国以来国王授予的各种特权……并始终服从公民的规则和统治”。与此同时，市民还强迫大学签订了两份担保合同，其中一份规定大学“向上述市民支付巨额费用……撤销双方因纠纷产生的所有担保合同(——引注)”，另一份要求大学承诺“放弃(——引注为市民)各种行为”。此外，市民还命令大学“交出所有特许状、特权册和国王盖章的公函，然后在市场上焚烧”。17日，市民们瞄准了剑桥镇郊区附近的巴恩韦尔修道院。他们“强行闯入，砍伐并带走那里的大量树木，并犯下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严重行为”。
这份材料论述了暴乱核心的暴力活动，指出行动者是镇上的官员和剑桥的大量市民，而损失则是由剑桥大学圣餐学院、巴恩韦尔修道院和威廉比德尔本人造成的。就参与行动的市民而言，人多到可以“集结成许多大帮派”。根据另一份历史记录，市长被当局逮捕，并被法院起诉。他说有1000人参与了暴乱。由此可见，当时演员的规模，除去外人，至少留下了几百个市民。市民的行动主要由5名镇官员主导，这是事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市长是爱德蒙李斯特()，法警是约翰赫雷斯()，休坎迪斯()，威廉库尔特()和罗伯特布伦森()。事实上，此次行动的领导小组也包括了更多有镇上官职背景的人，比如罗伯特布里格姆()，他之前担任过镇长并代表镇上的国会议员，理查德马丁()，他曾经是镇上的民意调查员，约翰马歇尔，他曾经是镇上的警官(警员)，以及约翰吉邦尼尔的父亲约翰
在时间，剑桥骚乱的三天中，受害者集中在剑桥大学和巴恩韦尔修道院，尤其是前者。这一现象的特殊性值得强调。一方面，剑桥郡的暴动是1381年全国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这次起义最突出和共同的特点是集中攻击君主政府的官员，剑桥郡农村地区的起义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剑桥镇是剑桥郡的地方首府，许多官员在此定居或拥有产业。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然而，恰恰相反，这说明剑桥市民有选择地避开地方官员，把这两个地方实力派组织视为死敌。因此，这场骚乱体现了市民对剑桥大学和巴恩韦尔修道院的仇恨。大学
无疑又是市民仇恨的主要目标，市民不仅攻击了其相关机构与人员，而且烧毁文件，还迫使大学签署两份契约，放弃各类特权，并服从市民的统治。由此来看，市民痛恨大学的特殊地位是源于后者虽然在地理上位于剑桥镇之内，但并不受市镇机构管辖，而且其地位还凌驾于市民之上。因此市民行动的目的便是彻底扭转这一格局，从此前受制于对方变为凌驾其上。这也是不少地方史学者的判断，他们指出大学凌驾于市民之上的格局由来已久，这是双方积怨深久、纠纷不断的根源，也是1381年骚乱事件发生的前因。剑桥骚乱事件的结束也与1381年大起义的进程密切相关。虽然君主中央政府因为遭受伦敦起义军的攻击而一度陷入困境，但其力量很快得到恢复，不仅在6月15日驱散了首都的起义军，而且随后对各地起义民众进行了集中处置。根据议会档案记载，勒令暴乱分子停止行动的国王公函在16日左右寄达剑桥镇，当地市民由此知晓并确认伦敦起义失败的消息，转而迅速结束行动。据学者考证，17日攻击巴恩韦尔修道院乃是市民最后的大规模行动，此后剑桥的骚乱逐渐偃旗息鼓。
二、王权在场：骚乱事件背后的深层根源
对剑桥骚乱事件的考察，地方史学者往往强调大学凌驾在市民之上的地方政治格局乃是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一格局并非自然形成。事实上，剑桥大学的形成远远晚于市民群体。剑桥大学最初源自牛津大学，后者于1209年遭受当地市民攻击，部分师生不得已出走并迁居剑桥。而当时的剑桥已经是英格兰颇为重要的市镇，也是剑桥郡的行政首府与经济中心，有数千居民，力量远远强于初迁而来的师生群体。即便剑桥大学此后不断发展，其自身力量在1381年之前仍然弱于市民群体。这一点通过对比双方人数便可知晓，当时剑桥镇的市民至少有3500人，而大学的教师、职员与学生总人数应该仅有数百。双方力量的差距在此次骚乱事件中也有体现，大学面对市民的攻击显得并无招架之力。
既然如此，大学如何能凌驾在市民之上呢？关键在于有君主的鼎力支持。据上述议会档案引文，大学享有“由国王盖印授予的特许状、特权书以及公函”，这些文件记载着“英王从世界创始至今授予的各类特权”。而市民对此难以容忍，竟然全然不顾冒犯君威，将君主颁发的这些文件公然焚毁，从侧面也可知君主对于大学的支持力度。对大学发展而言，国王授予的自治特权（liberties）最为关键。1231年，亨利三世授予剑桥的师生团体特许状，这意味着剑桥大学的合法地位获得正式确认。此后，国王又陆续颁发诸多特许状，授予了包括独立司法权在内的更多特权。大学成员的身份等同于教士，因而可类似教会组建自己的法庭，处理与大学相关的案件，这意味着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世俗法律体系之外。不仅如此，大学还享受其他诸多特权，如参与负责地方的治安事务以及享受较低的租金等。此外，国王还直接参与大学的建设——国王学堂与米迦勒学堂便是由爱德华三世设立。在君主的带动与示范之下，教皇也予以诸多支持，而且许多权贵，特别是王室贵族或主教也纷纷仿效，支持乃至创建了多所学院。至14世纪末，剑桥大学已经初具规模，除大学中央机构之外，还有8所附属学院，大学与学院的校舍、地产分布于城镇及附近乡村。
与此同时，剑桥市民群体也在发展，国王对其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认可与支持。早在12世纪初，亨利一世便向剑桥市民颁发了特许状，授予了少许经济特权。此后的多位君主又陆续授予更多特许状，其中包含政治性自治特权的内容最为关键。根据这些特许状，市民有权组建市镇法庭，并为君主收取赋税，还可选举镇长与执达吏等市镇官员，甚至派遣两名代表参加议会。到13世纪末，市镇政府（municipality）基本形成，有权代表当地的市民群体处理诸多地方事务，以市政厅（guildhall）作为治所。
至1300年前后，剑桥镇内“市镇与大学”（townandgown）并立的局面正式形成，所谓“两个群体，一僧一俗”，这是此后数世纪里当地政治社会格局最为突出的特点。按照常理，这种二元格局相对而言具有更大的平衡性，如果处理得当，双方未必不能和平相处，甚至彼此制约、相互协作，对地方稳定或更为有益。实际上，君主也在一定程度上尝试促进双方协作，如1270年王太子爱德华曾促使大学与市镇机构达成协议，共同维持地方治安。然而在中世纪后期，双方之间却屡屡出现隔阂矛盾，其中君主的责任可谓巨大。剑桥大学本身力量微弱，但仰赖以君主为代表的权威阶层的大力支持，百年间竟然迅速发展成可与市民群体并驾齐驱的重要力量。虽然君主对于市镇发展也予以支持，但相对大学而言显然相差甚远，因此大学作为当地迅速崛起的“新贵”，很容易引起市民的嫉妒乃至敌视。更何况这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组织管理制度也截然不同，一个是脱离世俗生活的高等学府中的师生，往往来自外地，另一个是身处市井红尘中的商贩工匠，一般是当地居民，二者可谓泾渭分明，本就容易产生隔阂乃至误解。
不仅如此，大学享受的诸多特权还直接侵犯了市民的切身利益。例如，君主曾发布命令，规定市民收取大学师生房租之上限，意味着市民的经济获益减少；而且市民与大学师生不免发生纠纷，其中许多交由大学法庭处理，于市民而言并不公平，也易引起不满。1317年君主授予大学的特许状还规定剑桥镇长与执达吏在就职时必须宣誓维持大学的特权。双方隔阂渐深，纷争不断，不时导致剧烈矛盾冲突，例如1304年、1322年、1371年、1380年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因为性质严重，引起了国王关注，而最高当局的处理态度几乎总是偏袒大学，这于1380年事件中有集中体现。当时一大批市民闯入学生宿舍，攻击学生并杀死一名大学的牧师，还将一份写有大学特权的君主令状掷在地上，并在市政厅门前公然撕毁。国王随后对此事件进行了处理，矛头直接指向市镇政府。1381年2月国王向市镇发布命令，指责镇长爱德蒙利斯特以及约翰赫雷斯、约翰马歇尔等16人阻碍治安法官处理此事，勒令这些人此后必须服从，且每人须提交高达100英镑的资金担保，一半属国王，一半属剑桥大学校长。这批受到国王责罚的市民大多参加了1381年的骚乱。
既然大学与市民同为剑桥的重要居民群体，君主为何厚此薄彼？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大学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而享有更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剑桥大学与当时欧洲的其他大学类似，是典型的教会大学，其成员被视作“学者”（clerks），属教士（clergy）群体，按照中世纪的“三等级”标准乃是“祈祷者”，位列最高等，因此享受教士般的特权和荣誉。不仅如此，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中世纪大学的功能同教会、贵族等统治者的要求极为契合，不仅以基督教神学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而且旨在培养教士、学者和官员，故而更容易得到权贵青睐。而且到14世纪，英格兰君主政府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国王的统治颇为仰赖有知识的官员，而剑桥大学作为集中培养知识精英的高等学府，自然深受君主器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乃是当时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在整个西欧的高等教育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地位更是突出，堪比中国古代的“国子监”。而与大学相比，剑桥市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要性则逊色许多。其一，市民虽是自由人，但乃是“三等级”之中的“劳作者”，位居末等，社会地位较低，享受的特权待遇自然有限。其二，剑桥市镇的规模并不十分突出，无论人口、财富乃至缴纳的税收数额在全国只是位居中游，在国王心目中的分量自然较轻。
简言之，大学对于封建国家的统治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因此国王权衡轻重，自然会重大学而轻市镇，这几乎成为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君主治理剑桥的一贯政策。君主的这一政策因此也决定了二者政治地位之悬殊，我们通过对比两个群体的首领之政治地位便可一目了然。剑桥大学的校长（chancellor）几乎历来由各类权贵人士担任，他们往往同国王关系密切，如1381年骚乱发生之时的在任者是约翰卡文迪许爵士，此人之前长期在君主中央政府任职，曾担任王座法庭首席法官（chiefjusticeofthecourtofKing’sBench），权势显赫。而剑桥镇长则只是地方官员而已，一般从当地市民精英群体中选出，其职权地位甚至低于郡守等郡一级官员。
概括言之，正是因为强大王权的支持庇佑，剑桥大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后来居上，超越市民，成为当地最具权势的组织群体。市民一方虽对大学极为不满，甚至不时发起反对行动，但慑于君威，他们并不敢有更多举动。既然如此，市民何以敢在1381年6月发起对大学的大规模行动呢？这与1381年大起义的爆发直接有关。上文提到，当时的国家形势十分动荡，随着起义浪潮在各地翻腾，君主中央政府一度陷入危机，剑桥的市民因此受到鼓舞，进而下定决心放手一搏。
然而市民在骚乱事件中的行为却值得玩味。我们从市民在这起事件中最重要的“成果”——他们逼迫大学签署的两份契约文件中或可一探问题的核心。其中一封契约文件说：
我们（剑桥大学——引者注）……永远放弃英王从世界创始至今授予的所有各类特权；我们永远遵守从古至今使用着的规章习俗，服从英格兰的法律与剑桥镇的古老传统；……我们还承诺此后将该条款交由最英明的吾主英王理查德二世的文秘署正式盖章发布。此文件盖上本大学的公章以及各学院的印章，特此为证。……（1381年5月1日——引者注）于剑桥
该契约要求大学放弃所有特权，却强调大学须遵守规章习俗，服从国家法律与地方传统，而且还尝试借用代表君主权威的御印来加强相关条款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市民承认、敬畏王权，也认可地方自治体制，只是对该制度的追求与当局的设计有所不同。君主将大学置于市民之上，而市民则希望凌驾于大学之上。
市民对君权的这种敬畏态度实际上并不难理解。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发起对大学的暴力行动，毕竟会侵犯王权，因此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此次行动由市镇官员领导，这一群体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于潜在风险自然有所估量，更何况君主已在1381年初有特别警告乃至管束。这种心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市民在骚乱行动中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首先，市民知晓该行动侵犯王权，却很少攻击君主的地方官员，显然是有意避免与王权直接对抗。其次，他们于6月15日方才正式开始行动，明显晚于大起义波及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可见此前一直逡巡犹豫。即便在行动开始后，市民还细密筹划，试图转嫁责任，降低风险。市民本身的力量明显强于大学，足以独自行动，但他们却与“剑桥郡诸多反抗国王的叛徒敌人”合作。根据其他文献记载，这股外部力量乃是剑桥郡乡村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起义队伍，由约翰汉恰齐（JohnHanchach）领导。市民在行动中甚至还“伪造时间”。他们本来于6月16日逼迫大学签订了两份契约文件，但文件签署日期却分别为4月31日、5月1日。市民明显有意“修改”文件签署时间，应该是考虑到避开骚乱事件会降低事后被当局追究之危险。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剑桥骚乱事件虽然主要发生在当地，但决不能仅用“地方性事件”圈定，其影响也不只限于“地方”。王权在事件发生与进展过程中始终“在场”，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君主中央政府对剑桥地方自治格局的塑造，厚大学而薄市镇，导致双方矛盾激烈，此乃该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其二，1381年大起义过程中王权先短暂退却又迅速恢复，直接影响了该事件的进程。一方面，骚乱的发生以
剑桥事件：一只鞋子扔向宽恕与获得进步
作者：小雨
这个世界总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运转，表现出宽恕和进步。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欧洲指日可待。这是一个小细节，也是抗议者在他剑桥大学演讲时扔鞋的事件。很多天过去了，但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却留下了成长的印记。
2月6日在时间，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专程前往伦敦会见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正式道歉。学校还发了一封肇事德国学生写的信，就干扰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向中国人民和温家宝总理道歉，并意识到他的行为缺乏对剑桥大学客人应有的尊重和礼貌。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扔鞋，第一种是愤怒，第二种是模仿。
去年12月14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突然访问伊拉克。当他出席新闻发布会时，遭到了伊拉克记者的攻击。小布什躲闪不及，还在现场跟记者开玩笑。3360“我发现这是一双十码的男鞋”，并说3360“这是在自由社会发生的事情。刚才那个人想引起大家的注意。”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他对3360,说：“北京的一些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个人问题，但我认为至少应该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事件也提醒我要观察谁要在这里举手提问，同时也要注意谁是松绑者。”
宽容其实是一种进步。百年来，我们第一次能够以平静而不屈辱的方式，用平等宽容的眼光看待世界，因此拥有坚定的温柔和宽大。在剑桥大学的讲台上，扔向温家宝总理的鞋子是对轰动效应的笨拙模仿。“事实上，他(造成事故的德国学生)无法清楚地解释他对中国的指控，但这只是一只鹦鹉。”然而，这只鞋必须扔给宽恕3354，所有扔给宽恕的偏见都会证明它的幼稚。
扔鞋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向英方表达了强烈不满，但温家宝总理的冷静回应赢得了海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国内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及时全面报道，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因此，在事件引起观众和国内民众愤慨的同时，民众都认为温家宝总理的现场处理“体现了大国风范和凛然正气”，宽容是建立在宽厚的心理氛围之上的。
中国总理在现场表示，“中国政府的卑鄙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这是一个大国的坚定和冷静。2月7日，傅莹在伦敦转达了温家宝总理的意见，称3360“优先考虑青年学生的教育，希望学校给他继续深造的机会。浪子是不会换钱的。希望学生正视自己的错误，从发展的角度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是个人的自信和宽容。
扔鞋事件的前一天，温家宝总理早早起床，在伦敦海德公园跑步。面对面试官，他举起食指，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我会以开放真实的态度接受你的面试。”在被扔鞋子的演讲中，中国总理仍然说3360“一个国家在灾难中失去的将会从国家的进步中得到补偿。”对于经历过灾难的中华民族来说，一只代表偏见的鞋子算不了什么。扔鞋只是大海上的一朵小小浪花。说不道歉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进步。
然而，一只鞋扔向原谅后能否摒弃偏见，才是共同进步的起点。我们还记得，见证了伦敦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感叹：“中国融入世界是不可能有诚意的。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墙太厚了.像我这样身处中西方之间的人，不能不深感忧虑的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公众之间的相互印象正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下降。”她说，3360“世界曾经等待中国融入世界，今天中国有耐心等待世界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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