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银行事件

随着调查的深入，近日引起警方介入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银行”)遭遇一起高价值贷款诈骗案，其风险痕迹早在2010年初就已显露。(《第一财经日报》 1月4日)。

2010年12月28日，外界盛传齐鲁银行亏损60亿元，其他亏损合计超百亿元。董事长邱和总裁被“逮捕”。后来工行、中信等银行也参与其中。这些都没有得到证实。时间和齐鲁银行的事件复杂而混乱。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据报道，济南公安机关近日公布，查获一起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件，涉及济南当地多家金融机构。笔者认为，无论司法部门的调查结果如何，这起“久违”的金融票证诈骗案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反思和警示。

近年来，虽然银行金融监管部门越来越多，监管队伍越来越大，监管政策众多，每天都在呼唤国际标准，但作为一个从事银行业几十年的人，我认为监管的“成绩”远不如总结报告、报告材料、公开报告中的“成绩”乐观、理想。客观来说，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监管越来齐鲁银行事件越规范和严格。但对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早期中小银行的监管仍存在诸多漏洞。这些银行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只是业务监管。在地方政府多重压力的驱动下，监管和执行的规模大大缩小，甚至屈服于政府压力和行政命令。放任监管是齐鲁银行出事的原因之一。

目前，商业银行经不起市场竞争和货币紧缩的考验。在货币多年过剩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习惯于流动性泛滥下的“宽松”日子和轻松操作。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市场流动性紧张，立刻“原形毕露”，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银行没有认真的技能，有很多歪门邪道，所以他们采取恶性竞争、票据抵押等手段吸收存款。这种吸收存款的手段必须得到客户的协调，包括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银行内部人员不可能完成整个操作。这给了那些通过伪造金融票证骗钱的人一个机会。齐鲁银行事件看似耳熟能详，中国银行哈尔滨高山行窃取10亿元资金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案件，利用吸收存款的机会成功。去年央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得部分银行资金紧张。如果监管不力，很容易发生信用欺诈。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金融风险、银行经济案件、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纸包火”的错误做法，最终会酿成大祸。对于齐鲁银行事件，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早有预警和提示。因此，人员被替换，这最终导致了一个重大案件。现在很多银行，包括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甚至有倒闭的消息，只要有负面消息，就不报，说担心引发金融风险。事实上，当有风险案件的迹象时，他们会披露消息，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一方面会锻炼商业银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在萌芽阶段和早期消除风险，也能让人们及时了解真实情况，避免被谣言蛊惑。

银监会官员警告：再发齐鲁银行大案将成灭顶之灾

本次论坛处于收紧状态，没有计划上市，没有谈持续增长，主题是风险。4月12日，成都银行一位高管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自己参加会议的感受，感触良多。

日前，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十一次会议上，147家城市商业银行董事长、行长与银监会及各省市银监局负责人就如何防范案件风险、坚守风险底线进行了深入对话。银监会主席助理闫庆民强调，部分城市商业银行面临国内外金融环境的新考验，如何平稳过渡以满足高监管要求，是城市商业银行需要集体应对的难题。

银行监管二部主任肖指出，经过15年的发展，特别是近两年的快速扩张，城商行现在要降温，至少在“十二五”期间要严格控制扩张。

银行监管二部副主任蔡江亭警告称，银行风险具有传染性。一个案件处理不好，整个行业都会有声誉风险，齐鲁银行的另一个大案也就注定了。

银监会高管首次提出，城市商业银行也要引入市场退出机制。

城市商业银行进入休眠期

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2011年应该是一个分水岭。之前是春风，之后进入冬眠和休眠期，面临急流和浅滩。

当前经营业绩逐步改善的背后，仍有许多隐忧。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肖在4月1日下午的讲话中明确表示。肖认为，仅从监管和经营数据来看，2010年城市商业银行提交的答案是显著的。

据其介绍，截至2010年末，全国147家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为人民币亿元，占全国银行的8.53%，同比增长%。各项存款余额超过6万亿元，占全国银行的8.29%，几乎等于总资产的比例。此外，在资产充足率方面，城商行整体占全国性银行的12.8%，比全国性银行的11.5%水平高1.3%，核心资本充足率也比全国性银行高1.6%。利润方面，2010年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实现税后利润767亿元，较去年增加271亿，同比增长55%，平均资本回报率为%。比去年提高2.44个百分点。

虽然上述成绩喜人，但并不是所有城市商业银行都真正贡献了这些数据。一位在北京参加发布会的专家谨慎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全国147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真正达到良好银行标准的不超过30家，更多的城市商业银行还处于重规模发展、轻内控管理的粗放经营模式。一个现实是，虽然城市商业银行努力了15年，在行业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歧视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对此，北京银行董事长严深有感触：我连续四年为城市商业银行奔走呼号。他指出，城市商业银行仍面临规模小、基础弱、政策支持少的现状。利率市场化和当前国内外金融形势将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

与四大国有银行相比，希望国家能够创新城市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取消歧视性政策，并提供税收支持。事实上，在全行业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城市商业银行成为监管的重点。目前银监会对其实施重点监管，导致其整体战线收缩，进入休眠期。

一位姓陈的行长评论道：监管部门和城市商业银行现在都如履薄冰。据肖介绍，2011年，银监会上调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几项关键监管指标。具体来说，

肖还在发布会上透露，从2011年6月起，银监会将对城商行存贷比进行月度考核，对流动性进行月度考核，严查普遍存在的虚假贷款现象。他打破了这个词：银监会对城商行这么苛刻，是因为你家小，抗风险能力弱。

齐鲁银行案的集体反思

4月2日上午，银监二部副主任蔡江亭在专题汇报中短暂停顿，重点介绍齐鲁银行大案要案。在她看来，这是中国城市商业银行15年发展历程中最大的伤口，至今仍在流血。

有句话说，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过去，但我们做到了吗？蔡的话突然变了：不幸的是，在座的各位董事长、行长，就在上个月，某城市商业银行又发生了一起1000多万元的大案，犯罪嫌疑人用伪造的房产证骗取银行贷款。之后，论坛一片寂静。

蔡江亭语气沉重：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在座的齐鲁银行董事长王晓春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危害。蔡指出，就齐鲁银行而言，关键在于所有风险防线都是虚的，从未对该行存单质押业务进行过专项审计，风险管理和核监管部门也从未提出任何质疑。

事实上，银行有一个检查超过50万张大额存单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对开户和对账的质疑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查，最终导致了一起让整个行业名誉扫地的大案。会议披露，齐鲁银行此前也有过类似案件，但高管层采取了不报案、私下内部处理的措施。把钱填了手续，这最终会导致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

蔡江婷透露，齐鲁银行致命的错误在于没有关注普华永道提出的该行质押贷款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全球权威机构提出的专业意见也没有得到该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重视。

蔡江亭进一步提醒在场的147家城商行，齐鲁银行案的实质是对方100%使用银行的存单作为质押，因此贷款风险为零，不需要资金，实现了存贷款同步增长。这一直是商业银行的传记

一位参会的银监局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不仅齐鲁银行，其他银行出事也大多是存单质押业务。该人士指出，这类案件的特点显示，银行的核查管理基本上是失效的，犯罪嫌疑人是银行的长期关系客户，齐鲁银行发生案件的刘某早在2001年就和该银行发生业务往来，并且往来的资金量比较大，而且在涉案银行的贷款从来没有出现过逾期，是齐鲁银行的优质客户。也正是在这种优质客户面前，齐鲁银行的很多监管风险规定皆形同虚设。

严范内鬼勾结

论坛中，有银监会高层指出，近年城商行所发案件的主要特点就是内鬼勾结。如果没有内鬼里应外合，很多案件不可能发生，山东银监局一负责人说。据其介绍，在去年震惊海内外的山东齐鲁银行大案中，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通过伪造质押贷款证明、伪造存款单印鉴等手段骗取资金，其中与刘相配合的就是内鬼。

银行监管二部负责人指出，城商行在风险防范中要重点警惕几类人。首先是明星分、支行的行长和客户经理，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绑架了银行。其次是各级银行的老黄牛、劳模和银行的离职员工，他们熟悉银行各方面的情况。还有一部分往往容易被忽略的银行大客户、老客户，不能让他们享受免检待遇。

去年12月，山东齐鲁银行案件发生后，银监会组织过全行业排查，从了解的情况看，内审和外审环节不到位仍是城商行顽症，究其原因，问责不到位是主因。

由此，针对刘明康主席年初提出的今年银监会将把内审稽核的绩效评价纳入监管考核参考因素的指导意见，银行监管二部副主任蔡江婷从以人为本防内鬼角度进行了详细阐述。

她指出，在选人用人上面，不能重视用能人而忽视了对其品质和职业道德的考察。不能只重视数字、利润和业绩，而不重视利润的来源构成是否违规。银行相关负责人不能直接要求基层人员进行操作，领导指令不能高于银行内控规定，让各项制度成为摆设。

蔡江婷对城商行中存在开户时行长一竿子插到底的现象深感担忧。很多案件的源头就发生在开户环节，外界难以想象，一般都是支行行长和客户经理直接带着犯罪嫌疑人去开户，提供的很多开户证件手续看起来真实，实际上都是伪造的，印鉴是假，留给银行的查询电话，也是犯罪嫌疑人事先设计好的电话，即使银行相关部门进行查询也只能打电话到犯罪嫌疑人处，邮寄的对账单也是寄到犯罪嫌疑人手里，这样能不出问题吗？

另一位银监会官员补充披露，在贷款三查中流于形式，由客户经理一人包揽操办，也是导致城商行案件高发的一个重点。很多城商行对低风险业务、对熟人业务，在贷款所有环节都是免检免查的。该人士披露，在城商行发生的一个案件中，首先担保资金的合规性就没有审查出来。这个案件不仅存单是假，而且，存款担保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也没有去关注。按照地方国资委规定，国有企业的资金要去做担保资金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而且原则上是不允许去做担保的。最后在授信的关键环节也是失控，对资金的真实用途也完全失去了监控。

另外一家股份制城商行在案件发生后最后去看，结果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这家单位，该负责人痛心地表示。蔡江婷还指出，在城商行中，有关强制休假和定期轮岗的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很多岗位轮换了，业务却随人走，没有达到岗位交流隔离的目的。

针对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要求，2011年城商行要达到三个确保确保单体的中小银行不发生重大风险；确保中小银行的群体不发生重大风险；确保不因为中小银行板块引发区域性风险。对此，宁波银行一位高管指出：人的因素最重要，把人管好了就能做到。

　　城商行应有退出机制

扎堆等待上市，跨省跨区开设分行，增资扩股急剧扩张，这是近几年城商行的主题动作。但如今，城商行的高歌猛进式发展已受到监管层的合力钳制。在两天的论坛大会中，一位银监会官员笑称：我们现在最怕接到要求增资扩股或跨区开设分行的报告。

来自本论坛的数据显示，全国147家城商行中有40多家银行已经跨区域开设了110多家支行或分支机构。而等待上市或正积极筹划上市的城商行多达40家以上，而且，目前沪深两市已有136家上市公司参股到64家城商行中，城商行成为备受青睐的投资新宠。

银监会一官员坦承，城商行盲目扩张所导致的立竿见影后果是资本金趋紧，流动性压力增大：稍有风吹草动和意外事件发生，就容易出事。据大会讨论环节介绍，在中部省份有一家城商行，短短5年之内居然4次增资扩股，仅2008年间就连续两次，共募资金5.8亿，但在2010年该行又实施第四期增资扩股方案，增资扩股4亿，共募集近14亿资金。

增资扩股的背后，实为缓解高歌猛进扩张所带来的资本金压力。该行在2009年新增97亿的资产，相当于在一年中再造了一个同等银行。而该行仅用不到三年时间，就下辖4家分行、34家支行、3个中心。无独有偶，当前资产规模已经过千亿的汉口银行，也打出了三年再造一个汉口银行的口号。

然而，尽管城商行高速扩张的兵锋正锐，但却遭到政策监管的当头一棒。在本次论坛上，银监会高层明确强调，城商行要坚决守住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谨慎跨区域发展。银行监管二部主任肖远企指出，很多城商行甚至把分支机构开设到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的中心显著位置，实际并无必要。

至于城商行的上市话题，在本次论坛中根本没有涉及。知情人士分析，自2007年北京银行等三家上市后，城商行的上市之路就走得异常艰难。而当前，虽然证监会放宽了IPO政策，但城商行的上市门槛却被提高。按监管新规，城商行上市将被加上资产规模大于800亿元，净利润收入超20亿元两项指标。截至2010年底，全国147家城商行里，资产规模超过800亿元的还不到一半，而净利润过20亿的更是凤毛麟角。

来自北京银行的闫冰竹透露，针对去年发生的齐鲁银行大案，甚至有专家上书国务院要求将城商行逐步实行关停并转。

针对当前扩张势头，银行监管二部主任肖远企提出了监管部门的指导性意见。现在摆在147家城商行面前的有5条路，每家银行都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少数实力强的银行应进一步做大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影响的银行；部分有实力的银行发展成为区域性银行；实力一般的银行发展成为专门为社区服务的小银行；还有一部分银行可以发展成为提供某类专业特色产品服务的银行。

最后一类银行，就该按照市场机制逐渐退出，或积极寻求被收购兼并，肖远企强调，这个思路的总体框架就是葫芦形格局，两头大，中间小。过去10年银监会没新批一家银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可能新批银行牌照，但对业绩不好、风险高的银行，监管当局不可能坐视不管。

对肖的上述讲话，一位与会专家分析，这应该是银监会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提出城商行要适当引入市场退出机制。城商行就应该像中小企业那样，完全市场化，有能力就参与竞争生存，没能力就关停并转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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