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媛
6月6日，陕西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回应“招聘3名教师2名是领导子女”一事。通报称，经查，公示的3名考生中李某某系学校中层干部的子女、王某某系学校退休教师的子女。经研究，决定取消2名教职工子女考生进入下一个招聘环节的资格。近期，学校将对外国语学院人事代理教师招聘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重新组织招聘考察工作。
此前陕理工招聘“领导子女”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关于“岗位内定”、“萝卜招聘”的猜测甚嚣尘上。如今真相揭露，证实2名应聘者确为教师子女，且均被取消招聘资格，广大网友松了口气。但不少人放松之余，疑惑又起。因为光看通报，这两名应聘者并没有过分的违规之举，也不是像有人之前料想的那样纯靠“走后门”，考核沦为走过场。如果只是因为两人的身份瓜田李下、引人遐想，就取消其招聘资格，对他们本人是不是也有些残酷？
根据学校的说法，此事的主要责任，在于作为招聘组织方的学院，“外国语学院未能就有教职工子女报考的情况，采取校内考官回避等针对性措施，对2名教职工子女考生打分难以保证公平公正。”由此可见，问题不在教职工子女的身份，而在没有执行严格的回避制度，来确保程序的公正。
陕理工本可以避免现在的尴尬。早在2019年，人社部就颁布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里面对回避的情形、关系、场合做了明确要求。例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等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新闻中领导干部的子女，并不属于这类情况。但《回避规定》里还提到，事业单位人员在从事岗位设置、公开招聘等活动时，若涉及与本人有所列亲属关系人员利害关系的，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应当回避。具体操作上，由本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回避申请，或者有关单位提出回避要求。
很多高校招聘公告中，都会列明回避规定，比如苏州大学规定，应聘人员与校领导或二级单位领导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应聘该领导的秘书或者人事、财务等特殊岗位，以及与该领导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从事公开招聘工作的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与应聘人员有上述亲属关系的，或者有其他情形可能影响招聘公正性的，应当主动回避。中国农业大学则要求属于回避范围内的学校事业编制教职工，申报回避情况，提交应聘单位党委，报人事处备案。
陕理工作为常年招聘的公立大学，理应熟知此类规定，不应犯下这类失误。事实证明，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不仅是为了让其他人心服口服，对应聘的教职工子女，也是一种必要的保护。高校教师招聘考试，试讲和面试至关重要，由于评判标准相对主观，很容易被人诟病打“人情分”。就算教职工子女实力突出，技压群雄，但如果考官中有认识的人，就不免被人质疑有水分、走后门。此类情况一旦公之于众，就很难说清楚。这时，教职工子女的身份，非但不是加分项，反而成为求职路上的阻碍。
回避制度并没有完全禁止高校录用职工亲属，而是为了保证机会的均等，“举贤不避亲”的公正实现。现在陕理工取消两名当事人招聘资格，希望以此恢复学校的信誉，平息公众的质疑，但对那两位被取消资格的候选人来讲，则为程序的不公正付出了代价，不管他们是否从不公正的程序中获得好处。
当然，事已至此，就算这两人没有被取消资格，重新参加招聘，学院和考官在舆论的旁观下，出于谨慎考虑，打分时想必会趋于保守。如果不是表现特别突出，他们可能很难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或许这两人的能力确实不差，但是因为有了第一次程序不公正的质疑，要想证明自己靠的是能力而非关系拿下这个职位，恐怕是更难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两位教职工子女同样是程序不公正的受害者。
如果回避执行到位，招考过程经得起监督，教职工子女身份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呢？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就因为程序上小小的不公正，参与招聘的其他人，两位教职工子女，以及学校和招聘的学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损失。我们不希望有人凭借关系和身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违规抢跑其他人；同样也不希望他们因此遭遇反向歧视，成为公正公平名义下的牺牲品。程序公正保护的其实是所有的参与方，不仅仅是那些背景不深厚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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