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阎石告别小资生活，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西南部的一个农场当了半年农民，亲身体验了美国农场的管理模式，也为令她困惑的问题寻找答案。今年4月，阎石回国后，将她从美国学到的商业模式移植回北京。在北六环凤凰岭脚下的一块20亩地，她的小毛驴养殖场开张了。6月，农场的收获季节到来了，阎石和她的美国模特也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蔬菜从哪里来？
驴场被铁丝网包围着。因为是种植有机蔬菜的农场，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通常，农场里没有其他人，除了农场工人，只有两只大黄狗和飞喜鹊。小毛驴农场目前有两类客户。一种叫做普通股。每周，农场都会为顾客提供新鲜采摘的有机蔬菜。而且品种和数量都是农场根据当季种植情况来搭配的，顾客很难像在超市买菜那样自由选择。另一种叫劳动分成。每个客户在农场租30平方米的土地。周末，他们会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收获劳动果实。无论是普通份额还是劳动份额，都应在种植季节开始前与农场签订为期20周的协议，提前支付的农业种植中的风险由农场和客户共同承担。每个周末都是参观农场和工作一周的时间：周六会给普通顾客上蔬菜，周六周日会让劳务顾客来农场帮忙打理自己的小菜园。
为了准备周末送餐，工作人员每周三都要加快工作进度。他们将在时间花两天时间检查农场蔬菜的成熟度，以便为客户统计周末送货的种类和数量。周五午休后，开始了送餐的序幕。容易保存的瓜豆要先挑好，然后按照普通成员的数量平均分成33份。因为要给一个家庭供应一周的蔬菜，就要对蔬菜进行准确称重。第五周只摘了14斤豆子，然后平均做了33块。每家最后能拿到的豆子都不算多。本报记者不禁担心农场能否让顾客满意，但从称重负责人的表情来看，他们对结果还是心中有数的。绿叶菜要在送货当天采摘，这样才能保证顾客开箱时，蔬菜新鲜有活力。
早上六点半，天还没亮就开始工作了。地里的油麦菜长势不错，也让收割的人心情不错。一个香港的实习生扎菜，自言自语，香港要卖8块钱。这引发了其他人的讨论：能不能把菜卖到香港去？切好的根，一起干活的大姐用刀把外层的土剥掉，生吃。她告诉本报记者，只要不使用农药，所有蔬菜都应该是可以食用的。空心菜的生长情况并不那么乐观。和超市里的比起来，它们实在是太小了，农场的技术总监小姚不得不提醒大家，还是尽量挑大的好。去年，这片土地还是一个苗圃。今年第一次种蔬菜。土壤里的营养不够，明年会好一些。养殖场施的是蚯蚓粪、芝麻酱渣等有机肥，没有促肥因素。在小姚看来，空心菜长这样是正常现象，符合自然规律。
在挑菜团队工作的同时，配菜团队已经把箱子排好了，每个箱子上都有顾客的名字和地址。除了这些新鲜蔬菜，每位顾客的盒子里还有一份《小毛驴市民农园CSA简报》。除了要送的蔬菜清单，还有蔬菜保鲜的知识和食谱。更新颖的是，在田间新闻栏，顾客可以了解到为他家提供蔬菜的农场一周的重大事件。第五个问题让关注食品安全的人有点伤脑筋：上周在农场发现了一个空的塑料农药袋。工作人员怀疑有外人私自在地里洒农药。他们又气又难过，觉得对他们不尊重。因此，工作人员恳请大家在看望毛驴时，不要将农药等化工产品带入田间。此外，上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农场。她帮忙干了一个星期的农活，然后去了河北继续她的研究。香港岭南大学三名实习生的农活技能也有进步，从刚开始的除草到挖土喂猪。
第五次分发的蔬菜有13个品种，如生菜、西葫芦、苋菜等。里面都是排序框。早上七点半，送菜的大车准时出发了。客户分布在北京的四面八方，要从北六环转到南三环和东四环。除了送蔬菜，他们还要和顾客交流，写下他们对农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要花一天时间才能送下来，时间
种植的乐趣
当同事们还在沉迷于虚拟网络的种菜、偷菜游戏时，在外企工作的白领刘丽珊已经在现实中拥有了自己的一小块菜地。她是第一批与小毛驴农场签订劳动分成的客户之一。刘丽珊是典型的乐活人士，穿着简单宽松的棉麻衣服，热心环保活动。她是公司的健康专家。虽然只有30平方米的豆腐块地，但刘立山打理得很好：菜地最外围种了一圈花生和向日葵，作为菜园的框架，南部种了一些油籽和香菜，而西红柿和黄瓜需要种在北部，南部低，北部高，有利于阳光。在南北交界处种了一排菊花。现在，菊花的顶端开满了小黄花，非常漂亮。每块菜地边上，都有一块木板，上面有毛驴标志。业主可以给自己的菜地命名。刘丽珊的牌子还是空的，因为她的邻居，中国人民大学的陆老师，在她的牌子上写了一句话：田埂渠前分下半田，瓜留豆右也桃园。凤凰岭前和引水渠后，他们把这片30平米的菜地当成了自己的世外桃源。这让小刘感到了压力，她让学美术的朋友设计好了再摆出来。
一开始我觉得他们的模式很好，想支持一下。没想到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乐趣。在带领本报记者参观完菜地后，刘丽珊迅速脱下鞋子，赤脚在地里干起了农活，她称之为接地气。本来周六是开放日，但周五下午在家休假的刘丽珊却迫不及待地打理自己的菜。下午的高温和阳光让人汗流浃背，但刘立山并不在意。她蹲在地上，手里拿着小铲子，头也不抬地为菜地松土。很多人花几千块办健身卡，去了几次都坚持不下来。在这里工作几个小时后，他们流汗并呼吸新鲜空气。况且这些蔬菜是活的，你担心它们，还得坚持吃。她说。
鲁老师在东边三个街区。
相连的菜地的主人互相有亲戚关系，周末干农活也成了家族聚会。最早赶来的是已经退休的张先生夫妇，他们早上5点多就起床出发了。张先生这周收获颇丰，上次来还只有小手指粗细的黄瓜这周已经长成了，豆角、油麦菜和苋菜也都可以采摘，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装了两大袋子。空下来的地也不能闲着，夫妻俩商量了一下，赶紧翻地、施肥，种上了小香芹和丝瓜。他们对自己的成果很自豪，张太太掐了一截香菜给本刊记者：你闻一下，这自己种的就是比外面买的香。第二家到来的是从事法律工作的李女士和母亲。走到自家菜地边上，李女士首先支起了可以折叠的休闲椅。这是为我父亲买的，他也算是老知识分子了，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回到河北老家看了10年菜园，现在80多岁了还是对种菜有感情，是我们的总指挥。因为北京酷暑，父亲并没到现场，可是任务已经下达给了女儿。我爸爸上次来看说，黄瓜和西红柿的架子太细了，怕禁不住，让我再搭几根加固。除了来自父亲的督促，从没干过农活的李女士对种菜也很上心，周三太热了，我怕新移植的生菜活不了，晚上下班还来给浇了一次水。因为农场也下了班，李女士说她没找到工具，于是她还打算买一套农具放在车里备着，方便随时使用。干完自己地里的活儿，李女士到张先生地里帮忙，她和张太太是表姐妹，俩人一边锄草一边聊各自孩子的教育，其乐融融。
临近中午，农场热闹起来，带小孩儿的客户们纷纷举家前来。桥梁高级工程师高先生一手牵着7岁的小孙子，一手拎着里面有一只小鸡的小笼。小区的草地上都洒了农药，小鸡不能放，让它到这里吃吃虫子。高先生的菜地是长得最好的，问他秘诀，他就说，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这个平时看不出来，现在就明显了。他把工程上的专注和细致也都用在了种菜上，小孙子一会儿因为要回车上看《三国演义》哭了，一会儿又因为小鸡不见哭了，他都不怎么管。孩子到了这儿也都是放养，不像在城里那么娇贵着寸步不离。吕老师4岁的儿子因为帮着妈妈捉虫，已经知道了七星瓢虫和二十八星瓢虫哪个是益虫，哪个是害虫。他还把家里第一次收获的黄瓜洗干净送给幼儿园的老师。钟声3岁的女儿楚楚已经认识了野菜马齿苋，大人们在凉棚里休息，看她一会儿就跑来上交一把。本身就是研究农业经济的吕老师对这种模式很认可，她称这是农业的多功能性：它既有教育的功能也有娱乐的功能，对孩子来说，每周去公园也没什么意思，不如这样有意义。
CSA模式
说起食品安全问题，石嫣说：农民会留一块不施农药化肥的地种自己吃的菜，而卖的菜则用很多农药化肥，可这也不能怨农民。她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整个农业体系，几乎没人指导农民农药稀释多少倍，而且因为对年终的收益没有底，农民就会施用很多农药化肥增加产量。石嫣说，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早就注意到了。她给本刊记者举了前几年热炒的教授卖大米事件：农大的何老师事先付给了农民种植大米的收益，让他们在有了收入保障的情况下种植无公害大米，但是到了收获的时候没有销售渠道，何老师急得只好把大米拉回北京卖。石嫣说，这件事的症结不在炒作教授能不能卖大米，而是石油农业转化为生态农业时的销售渠道问题。而她在美国学习的CSA模式就是在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人与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背景下产生的：种植季节之初，消费者预付给农民这一年种植的收益，等于变成了农民的股东与农民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农民则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保证食品的安全。因为没有中间商环节，农民和消费者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增加了收益，消费者得到了有机的农产品。
我们学校的老师在美国看到了这个模式很感兴趣，当时也没有更明确的目的，就是让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弄清楚这个模式倡导的精神和生活方式，走马观花的学者考察肯定不行。2008年4月，石嫣被派往明尼苏达州的一个CSA农场做实习生，踏踏实实干了半年的农活。石嫣实习的农场有16英亩土地，由两个农场经理和3个实习生经营，因为CSA农场不使用大型机械，工作很繁重。在中国农村，你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很自由，可是在美国的农场这就是一份工作，从早到晚干活，就算是下雨天无法做户外的工作，也会把实习生集中起来学习做果酱和腌菜。城市姑娘石嫣虽然学的是农业经济，可是也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活，第一周过下来非常的痛苦。我甚至想干一天休一天，大不了少拿钱呗，可是后来一想这么远来了，别人坚持我也得坚持。
随着逐渐适应新环境，石嫣的脑子也开始转了起来，干农活之余，她开始思考这种新型的消费方式。她制作调查问卷，统计参加CSA的份额成员加入的原因、对CSA的期待、农场到家的距离、CSA蔬菜的食用率、对蔬菜种类是否满意等问题。在加入原因的回答里，本地化产品和想要获得新鲜的蔬菜是数量较多的两种答案；CSA蔬菜的食用率中大部分人的答案在75%到99%。
她还访谈了其他的CSA农场、有机农场、观光农业和普通的农场，既比较它们的异同优劣也联系国内情况。CSA农场大多数是家庭成员经营的小型农场，因为是劳动密集型有些也要雇用实习生，这跟中国的情况很像，每个农村家庭拥有的土地都不多，但是密集劳动所需的劳动力不成问题。而更为重要的结论是，石嫣考察的CSA农场收益都不错，能够支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通过对普通农场的访谈，石嫣学习的理论得到了实践引证，他们的农药和化肥用量真的是在逐年增高。不过CSA模式对于农民来说也有挑战，普通农场是机械化的生产，品种单一，讲的是规模效益。CSA模式每周要提供许多种产品，需要具备不同蔬菜的种植经验、统筹安排蔬菜的播种、收获时间和续种时间。
我们一提起美国就觉得他们的农业是高科技、机械化、大规模，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对这种模式的反思，我们为什么要重走美国的老路呢？石嫣告诉本刊记者，在她回国之前的一两个月，原来模糊的目标逐渐清晰，想在中国做一个CSA农场的试验。
中国的版本
从事房地产业的钟声年初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石嫣的故事后，很是兴奋：我写邮件给石嫣的导师温铁军教授，询问如果这样的农场真的做起来，我可否成为它的客户。钟声告诉本刊记者，自从有了女儿楚楚，他格外重视食品安全，这个模式让他能够有稳定和信任的食品来源。温教授给我回邮件说，这个农场操作起来很困难，因为要事先付费。
温铁军的担忧也是CSA模式落户中国的障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彼此承诺、互担风险是CSA的精髓，可是预先付费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如何让先挑菜后付钱的消费者在蔬菜还是种子的时候就掏出钱来，还要承担诸如自然灾害这样的种植风险，考验的是石嫣的智慧。我在美国访问的那个CSA农场的主人是一个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农场最开始的客户就是犹太圈子里的亲戚和朋友，然后慢慢扩大小毛驴农场。因为有这个例子，石嫣的招募广告只通过发邮件方式在老师和朋友中传播。热心的钟声也帮忙宣传，他印了许多份广告贴在每个单元门口的布告栏里，他的妻子也在论坛中发帖子。通过熟人间的口口相传，CSA农场得到了客户信任。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产学研基地的性质，管理团队是倡导生态农业多年的温铁军教授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和洋插队的女博士石嫣都为赢得客户的信任加了分。
今年3月底，小毛驴农场正式开始了成员招募。小毛驴这个俏皮可爱的名字也颇有些来历和意义：石嫣的导师温铁军教授当年在河北定州开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免费教育农民时，曾经养过小毛驴。后来，温铁军将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的实践基地移到北京的时候，还想把那些毛驴也一起带来。小毛驴是传统农业耕种模式的一个标志。
进入到具体操作中，差异又一次体现：跟美国的方式相同，普通份额成员的有机蔬菜分为全额和半额两种，20周的全额价格2500元，如果可以自己到农场取菜价格是2000元。不同的是石嫣还有一个附加说明，保证400斤蔬菜的供应。在美国的时候，还真没有客户问过菜的重量问题，可是中国的客户好多人问到底折合多少钱一斤，我就只好加了这个说明。这样算下来，平均5块钱一斤的菜要比市场上普通菜贵而比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便宜。
签约过程比想象中的顺利，很多客户认同这个理念，不过对操作层面半信半疑。但是，为了支持这些年轻人的理想，他们还是选择了宽容的态度。风险肯定有，不过总不能一点收成都没有吧，再怎么样还是可以收回来一些的。热心的钟声当时都是这样安慰自己。
劳动份额的20块出租地也很顺利地签出。我为了支持自己的学生，就租了一块还动员其他学院的老师参加，我丈夫到单位一说，同事们也都有兴趣，结果回来一问没有地了。吕老师告诉本刊记者。不过，普通份额客户关心的食品安全和模式推广并不是劳动份额客户最关心的。李女士告诉本刊记者，租这块地主要还是为了周末的休闲娱乐。CSA除了经济上的功能，还可以拉近市民与土地的距离，促进了市民和农场的关系，也增加了农业知识：这一周几乎所有劳动份额客户种植的西红柿都遭了病。技术指导小姚告诉大家，这是北方种植西红柿的常见病。高先生和钟声马上讨论，以后黄瓜可以放心吃，西红柿一定要小心。因为通过他们的实践，黄瓜是丰收的说明很容易活；西红柿容易得病，要想长好就得用农药。
周五下午，两个江西农民下了火车就直奔农场要见场长石嫣，他们在宜春有万亩山林，想搞生态农业却走了很多弯路，听说这个试验后就赶来向石嫣取经。在农场的开放日，石嫣每天都要接待几拨儿来考察的人。她的规划是在农场的荒地上建一个交流教室来讲解CSA的知识。不过，对于推广还是有些顾虑：与客户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是普通农民欠缺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小毛驴农场的客户都是受过大学以上的教育，收入中等以上的人群，因此，实习生贵瑜想在内蒙古老家推广CSA这样的想法目前还得搁置着。CSA在美国发展了20年，有2000家农场，与普通农场相比，它还是少数的。对于推广CSA的进度，石嫣有冷静的认识。但是，对于未来她也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最好能够推动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比如说能够给农药化肥补贴，那么在转化为生态农业的三年减产过渡期里能不能也给补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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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女博士石嫣 放弃高薪当农民 又黑又瘦一手老茧 年入800万
今天
报纸眼
今天有什么新闻，我看报纸的时候应该就知道了。来看看今天的报纸。
一个博士生去美国的小农场插队六个月，带着老茧和“我要当农民”的梦想回国。
希望为现代中国城市构建新的食品供应链，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和城乡之间的不信任找到一条新路。这是许多CSA农场的创始人阎石的中国梦。
“小毛驴”:CSA试验田
2009年，26岁的阎石是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专业的博士生。站在西郊凤凰岭脚下，面对新开垦的200亩荒地，阎石带着4名核心队员和3名当地农民开始实践CSA的梦想。
CSA是“社区支持农业”的缩写，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日本和瑞士。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消费者提前一年付款，购买农民一年的收成。根据承诺，农民完全不使用化肥和农药，保证农产品纯天然、无污染，定期将农产品送到消费者家中。
苏丹红，地沟油，三聚氰胺.当时国内食品安全危机频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互不信任。“CSA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类真正与土地友好相处。”阎石希望生产者和消费者形成良性互动，以解决食品安全僵局。
开垦、平整土地、播种……一排排菜苗从土里冒出来，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场”的CSA农场就此起步。阎石设计了两种会员模式：“配送分成”需要一年押金，农场每周送当季新鲜蔬菜上门；“劳动分成”就是出一半的钱，农场提供土地和技术自己耕种。
虽然送来的蔬菜往往只有白菜、黄瓜等品种，而且外表“看起来没那么水”，但配送员李佳佳觉得“味道真的很好，很丰富。有一次，一只绿色的大虫子从盘子里爬了出来。”
没有农药，有时候会有消灭不了的敌人。2010年，全地蒿秆上发生了严重的美洲斑潜蝇灾害，不使用剧毒农药无法清除。结果，分配份额成员在当前季节没有收到艾草茎，种植艾草茎的劳动份额成员也没有收获。“CSA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种植者和消费者不仅分享利润，还分担风险。”阎石说。
“善待土地。土地是最诚实的。如果你关心它，它会回报你的。你忽悠它，它就忽悠你。”阎石说，虽然“小毛驴”没有参加有机认证，但它得到了消费者的“认证”，会员逐年增长：2011年扩大到700多户，2012年达到1000多户。
“我在美国学习的农场，经营了10年，成员只有33人。我写邮件告诉他们我有1000个家庭，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阎石说。
CSA:借鉴“与国外接轨”的经验
2008年4月，阎石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盛迪农场”，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外国插队”，系统学习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没干过农活的姑娘来说，这里的劳动强度超乎想象。除了一台小型拖拉机，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必须手工完成。
最让阎石害怕的是拔草。没有化学除草剂，田里各种杂草疯长。看着一望无际的杂草，阎石曾问自己：这就是“社区支持农业”吗？
蔬菜和水果一个接一个地收割，农场准备分配。“每年第一次，总有些意外。”农场经理尼克告诉阎石，他很担心。因此，在包装蔬菜时，阎石格外小心，直到他把33箱蔬菜全部放进冷藏室，他才松了口气。
但事故还是发生了。第二天中午运输过程中，他们发现，由于冷藏室温度比事先设定的要低，箱子里的一些蔬菜被冻住了，甚至连芦笋也被冻变色了。
接下来的一幕牢牢地印在了阎石的脑海里。首先，尼克和他们一起把送来的成员一个个叫过来道歉，然后把没送来的芦笋换成新鲜的。
“诚信是最高原则，农民信任土地，消费者信任农民。”在半年的时间里，阎石对CSA有了更多的了解。当农民的愿望开始在心里萌芽，“我想让大家吃得健康快乐。”
阎石因为去美国插队，被美国一家报纸用整版报道。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她大胆表达了自己的梦想：在中国建一个CSA农场。
重新开始：与农民分享收获。
《小毛驴》的成功使阎石一举成名，但她决定离开，重新开始。与“小毛驴”农场雇佣农民的方式不同，阎石这次将以农民为合作伙伴，通过协商制定生产计划和生产规范，推动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采用有机种植。“从长远来看，健康安全农产品的可持续供应取决于农业和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这必须惠及农民。”阎石把他的新农场命名为“分享收获”。
如今，已有450多名消费会员加入了“分享收获”的行列。生产基地也从一个扩大到两个，通州150亩基地，顺义50亩基地；顺义刘庄湖村农民家庭增加了一个合作社。
阎石在《分享收获》的宣传册上写下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梦想：“每五个消费者加入，一亩地可以解毒；每10个消费者加入，就有一个农民有机耕种；每100个消费者，可以有5个年轻人留在农村工作；每1000个消费者加入，就会有一个更可持续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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