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本：钢铁之死作者|吴晓波
“每一块钢铁里，都有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安德鲁卡内基(
W.《1835-1919》的传记作者克拉斯说。卡内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纺织厂家庭。他遇到了美国经济快速崛起的时代，凭借天才的收钱能力和超人的毅力，在密西西比河畔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从而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首富。
100多年后的中国，也有一个出身贫寒的人，想在长江沿岸建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如果他成功了，他可能会像卡内基一样成为这个国家的新首富。
可惜，他功亏一篑。戴国芳和铁本的故事寓意深远，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或许真的隐藏了很多“深刻的秘密”。
长江沿岸钢厂的梦想
戴国芳建造一个大型钢铁厂的想法在2002年春天突然出现。那时候，39岁的他，在长江南岸长长的河岸上踱来踱去，像一个找到了婴儿的孩子。
这是一个苦逼的孩子，从蒿草丛中长出来的。他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叫杜南村的小村庄。
12岁那年，家里穷得我不得不辍学谋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捡废金属。
随着苏南模式经济的发展，常州成立了许多中小型制造企业，戴国芳每天都去工厂捡买废铜废铁。虽然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似乎有做生意的特殊天赋。积攒了一点钱后，他去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于是收购半径一下子增加了不少；不久后，他买了一台压块机，把收集的废铁压成铁块，可以卖更高的价格。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能源短缺一直是长三角企业最大的瓶颈。正因如此，钢铁行业的增长一直比较好。
大约在1984年，戴国芳在他的旧院子旁边开辟了一块土地，并建立了一个名为“三友轧辊厂”的炼钢车间。他从上海第三钢铁厂等国有企业购买了几台淘汰的二手转炉和冲天炉，形成了简单的产业链。
在积累了一定的炼钢经验后，戴国芳去了常州附近的地方承包了一些濒临破产的国有钢厂的车间。那是一个制度决定效率的时代。曾经国有企业厂长手中毫无生气的炼钢车间被转移到戴国芳，它立刻变成了一台赚钱机器。很多时候，他名下的承包车间已经
多达五个。
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以铁为本”的意思是从铁开始，永不离开这个行业。2000年左右，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18公顷，工人1000多人，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但工厂规模还很小，技术水平很低，生产的产品都是轧辊、连铸坯等低档产品。为了让铁本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戴国芳决定在高炉项目上破产，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逃离成千上万的小炼钢厂。
三年后，铁本高炉工程完工，戴国芳无法在数千名工人面前下跪，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今年是铁本暴涨年，钢铁年产量暴涨至100万吨，销售收入超25亿元。在当年的《新财富》“中国400富豪榜”中，他以2.2亿元的预估资产排名第376位。
在高炉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一个更大的梦想从戴国芳的心中升起。
2001年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各种能源出现短缺，其中钢铁和电力是最稀缺的两种材料。钢材市场上，线材和板材、普钢和特钢的价格普遍保持上涨，几乎达到“一日一价”的地步。在铁本厂门口，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货车排起长队，等待发货。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出现。根据戴国芳的估计，中国的钢铁繁荣至少可以持续五到六年，这应该是铁工一生的大市场。
戴国芳把新工厂的地址选在了长江沿岸一个狭长的沿海地带。
在长江中下游，有一条非常突出的钢铁走廊，从西到东，湖北的武汉钢铁，江西的九江钢铁，安徽的马鞍山钢铁，江苏的南京钢铁，上海的宝钢集团。全部被列为“中国工业企业100强”。没读完小学的戴国芳，想和这些国家的大佬们一起打造未来的铁本。
铁本新建设方案得到常州市政府的积极支持。常州、苏州、无锡又称“苏锡常”，是苏南模式的起源。这里的中小企业非常发达、活跃，但与苏州、无锡相比，大企业是短腿。
2001年前后，常州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位居江苏第一，但其GDP在全省13个省辖市中只能排名第六。如饥似渴的常州需要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填补当权者的这一尴尬空白。
在当年市政府的报告中，“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抓投资、抓项目，增后劲，加快大企业、大项目建设，力争在总投资、项目规模上实现新突破”，这是每年都必须提到的紧迫发展战略。
此时的铁本已经是常州的大企业，利税缴纳排名全市第二。当戴国芳的想法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市政府的回应。大家都知道钢铁是一个投入产出大的行业，以铁为主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市政府的梦想。在常州很多官员眼里，
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脸皮薄，话不多。他生活中没有爱好。他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一起玩。他是当地有名的“五无老板”——，不坐豪华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吃喝，不赌博，甚至不住高档酒店。他的日常生活很简单，所有的积蓄都投资在工厂里。他的父亲和继母一直在农村种菜和种地。
他家住在一家钢铁厂非常简陋的小房子里
，房屋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一个口子，他也没有在意。他常年开的车子是一辆抵债抵来的桑塔纳2000，即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亿万富翁，也不改节俭本色。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宏大。
2002年5月，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1倍多一点的新厂，它的主体建设是两座高炉和一个14米深的深水码头，占地2000亩，年产260万吨的宽厚板，总投资额为10亿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投入。
然而，在有关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
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加码到400万吨级、600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级，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产品定位为船用板和螺纹钢等较高档次产品。
在那个时候，铁本的固定资产为
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于是铁本一下子获得了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的。中国的钢铁行业是一个有准入门槛的半垄断性行业，
按有关规定，投资额在
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就必须报国家发改委审批，铁本项目如果照实上报，不但审批流程旷日持久，而且获准的机会十分渺茫。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在日后传为美谈；也有不少在这个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的典型。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
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人们怀有的侥幸心理是，一旦几亿元乃至数十亿元投下去，难道还让已经生出来的孩子再塞回娘肚子不成？
于是，铁本的
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块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如果铁本项目没有被强行中止，那么，常州市的“闯关”就将成为政府部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大胆发展的又一个精彩案例。有了政府的鼎力支持，戴国芳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项目的可行性上。
钢铁行业尽管在表面上是一个大进大出的行业，可是其赢利的秘密则仍然是规模与成本的控制艺术。100多年前，安德鲁·卡内基在打造他的钢铁帝国时，天才地发现了这样的准则。他说：“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是成正比的，因此，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降低成本，抢占市场，开足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益自然就来了。”
戴国芳没有读过卡内基的书，可是他却不折不扣地遵循了“卡内基准则”。
840万吨的规模，已足以让铁本跻身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的行列，当时全国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厂只有宝钢和唐钢两家而已。戴国芳聘用了很多顶级钢铁专家参与论证和定位，在技术方面，从锻熔、炼铁到烧结、焦化等部分，均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设备，高炉则采用国家允许的120吨高炉。
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有资料显示，民营企业炼铁成本比国有企业每吨要低
60元到90元，炼钢成本每吨低60元到150元，成品每吨低100元到300元。
因而，戴国芳说：“就像家里造房子一样，你去买一套现成的房子，它贵得很，我们自己去买材料造，它就能便宜
50％吧。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而人家要7个亿乃至8个亿。”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当时，他的协议价格为每吨300多元，市场上每吨则在1000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长期不变。
戴国芳的这些投资措施，加上钢铁市场的持续高温，使得几乎所有的人均对这一项目抱以乐观态度。戴国芳本人也信心爆棚。他对前来采访的江苏媒体记者说：“铁本要在
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第三。
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当戴国芳豪言要“超宝钢、追浦项”的时候，他的身边其实已经弥漫起了一场漫天大雾。世局如棋，变幻无常，戴国芳是一枚只顾自己埋头往前冲的棋子。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政治是什么”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过度热情者、视而不见者、公然对抗者、茫然无知者，可是，却很少发现分寸拿捏准确、进退从容有序的人。一直到入狱的时候，只有小学学历的“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或者，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放眼当时国内，正有两场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它们的结论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棋局，戴国芳身处变局却毫不知情。
第一场大讨论是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趋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是一场民营企业崛起的历史，这些体制外的草根工厂在没有任何资源和工业背景的情形下，从乡间萌芽，自轻纺和快速消费品等“轻小集加”型行业入手，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
到
2001年前后，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国有企业，拥有最大量的产业工人和产业资本，在很多行业，“国退民进”已成一种趋势。也是在这一时刻，随着住宅、汽车、电子通讯等终端需求行业的增长，市场对上游的能源产业，如对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等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跃迁的必然调整。
向来嗅觉敏锐的民营企业家无疑意识到了这个重要的转型，那些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家们开始纷纷向一直被视为是国有企业“禁脔”的上游产业挺进。
在这一群体中，戴国芳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就当他在长江边做钢铁大梦的时候，上海复星的郭广昌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几乎同等规模的钢铁厂，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团刘永行则在内蒙古紧锣密鼓地筹划一个投资过百亿元的电解铝工程。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经济界和传媒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上游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该由国有企业唱主角，不应该让民营企业入场搅局。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些产业根本不可以市场化，应当由国家来垄断经营。另一种观点则为此欢呼不已，《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一篇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道：当人们看到，民营企业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资本一并注入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论功过的重工业巨头。
第二个与此颇有关系的争论是，中国到底是否应该走重型化的道路？这场争论的主角，是国内两位元老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和吴敬琏教授。厉教授认为，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开始显露端倪。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从政府到企业，都应该在战略布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顺应这一趋势。
吴敬琏则对厉以宁的“重型化阶段在中国不可逾越”论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结构在向重型化工业方面转化，其调整的主力其实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原因有两个：其一，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其二，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吴教授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现在政府在那里纷纷投资、纷纷参与是不对的，而且，现阶段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不应选择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产业和小企业的发展。
厉以宁与吴敬琏观点的对立，事涉中国经济的成长路径，也对日后评判铁本事件有宏观上的参照意义。
当戴国芳在常州的长江边为他的钢铁梦想激动不已的时候，中国经济界和传媒界正展开着这两场与他干系很大的讨论。可惜他无暇关注到这些艰涩的“书生争论”。他平日很少读书看报，一位相熟的北京专家曾把《中国企业家》上的那篇文章带给他看。专家最后说：“如果你的项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国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戴国芳憨憨地笑了。他没有听出“如果”那两个字里隐藏着的万千玄机。
戴国芳的一句“赶超宝钢”，在一些人听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钢铁，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曾经意味着一切。自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能力几乎是国力强盛的象征物。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在相当长时间里其实是一场关于钢铁的竞赛，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提出了“钢铁就是一切”的口号，而美国在钢铁工业上的投入也不遗余力，很多年里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钢铁大国。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对钢铁也情有独钟。在综观天下大势后，他总是以钢铁为最重要的指标，并尊之为“钢铁元帅”。正是基于如此浓烈的钢铁情结，毛泽东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国家战略。
1959年，他提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在这一赶超目标下，他发动了“大跃进”，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78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帷幕，国门开放，百业俱兴，第一个被引入中国的大型项目，便是上海的宝山钢铁厂。这一年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就在全会结束的两天后，总投资达
214亿元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根桩，它被国内外舆论视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钢铁工业一直处在快速膨胀的阶段，年均产量增长超过20%，1992年，中国的钢铁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
2001年之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造成了钢材的全面紧缺，中国全境再掀炼钢狂潮。大型国有钢铁公司纷纷宣布投入巨额资金开建新项目，地方的中小型钢铁工厂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钢铁业原本是一个巨额投入、长期产出的行业，可是在旺盛需求的拉动下，它竟成了一个可以短线投机的暴利型行业。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1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100万吨的产能只需1年建成，1年就可收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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