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偶然看到了吴晓波写的《大败局2》，这是我第一次看吴晓波的书。正是这本书让我窥见了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个小人物。虽然它很小，但它在我的脑海中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我看到了那些让我们一步一步从大山中走下来的企业是如何从辉煌走向永不倒下的。
后来我陆续看了吴晓波老师写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套丛书让我对中国企业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作为银行从业者，我觉得这套书可以帮助我了解中国企业，了解经济脉搏
健脾益中。
今天把这个《大败局2》介绍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英雄
双出
听那个时代发生的悲歌。
第一个失败的案例：铁本，钢铁之死。我之所以把这个案子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它是最辛酸的故事。到现在，每当我掩盖思绪的时候，似乎都能清晰地听到一个钢铁巨人的身体傲然坍塌的声音。——肌肉撕裂、骨头折断、翅膀折断的声音。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参观的深处。
“每一块钢铁里，都有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卡内基出身贫寒，最终凭借钢铁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首富。
铁本公司的戴国芳和卡耐基一样穷。12岁辍学谋生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捡废铁。后来我攒钱买了一台压块机，把收集的废铁压成铁块，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在改革开放后的漫长的时间，能源短缺一直是企业最大的瓶颈，正因为如此，钢铁行业一直发展得很好。
1984年，戴国芳在老院子里建立了一个名为“三友轧钢厂”的炼钢车间，利用国有企业淘汰的机械设备，形成一条简单的产业链。之后，国有钢厂的一些车间相继承包。
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2000年前后，铁本厂面积扩大到18公顷，工人1000多人，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三年后，铁本高炉工程完工，戴国芳在数千名工人面前无法下跪，放声大哭。这一年，铁本钢铁年产量飙升至100万吨，销售收入突破25亿元。在当年的《新财富》“中国400富豪榜”中，他以22亿元的预估资产排名第376位。
按照这种速度，戴国芳如果能稳步前进，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幸的是，在建造高炉项目的过程中，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想法：建造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2001年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各种能源出现短缺，其中钢铁和电力是最稀缺的两种材料。钢铁价格几乎每天都在上涨。
铁本的新建设方案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常州市政府的GDP在13个城市中仅排在第六位，急需进行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填补这一尴尬的空白。这为铁本后来的灾难铺平了道路。
此时的铁本已经是常州的大企业，上缴利税全市第二。因此，戴国芳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铁本的梦想突然变成了常州的梦想。
起初，戴国芳的愿景并不像后来那样雄心勃勃。当初他的计划是新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多一倍多一点的工厂，占地2000亩，年产260万吨，总投资10亿左右，主要是自有资金。这是企业健康发展的稳健之路。但是，我不希望有关人员的热情推动，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它。半年来，项目规模从200多万吨增加到840万吨，占地面积从2000亩攀升到近9400亩。项目预算是天文数字160亿元。
当时铁本固定资产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金规模，启动一个超百亿的项目，无疑是一辆“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部下说：“地方政府哪里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在确认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大胆借钱给铁本，铁本因此获得了44亿元的银行信贷。
一个民营企业想要试水大型钢铁项目，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根据规定，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如果如实提交，铁路项目很难通过。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来有“破俗”的传统，许多改革都在这种习俗中成功实施；也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声名狼藉，成为违法的典型。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已经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历史的灰色现象。常州人也试图在铁的项目上“突破壁垒”。常州市政府和戴国芳都有一种侥幸心理。一旦投资上亿甚至几十亿，我们能让已经出生的孩子被塞回妈妈的肚子里吗？
最终，铁本840万吨项目分为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在建设用地证书的审批中，土地被“拆成了几部分”，分成了14块土地进行申请。一天之内，所有的基础设施项目都被批准了。戴国芳告诉日后来看守所采访的记者：“当时所有的手续都是政府办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没有过问。当政府说可以搬迁时，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如果铁路项目没有被强行叫停，常州的“闯关”将成为政府部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大胆发展的又一精彩案例。
840万吨的规模足以使铁本跻身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之列。当时中国只有宝钢和唐山钢铁有限公司的钢厂超过1000万吨。随着
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戴国芳说：“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而人家要7个亿乃到8个亿。”这一句话就道出了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当时他的协议价格为每吨300多元，市场上每吨则在1000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长期不变。我们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在国际市场为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了，都成了国际笑柄了。国有企业一直做不到的事情，到了民营企业这里却是一蹴而就。个中款曲唯有当局者清楚。
这个时候的戴国芳信心爆棚，他对前来采访的江苏媒体记者说：“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
就在戴国芳豪言要“超宝钢、追浦项”的时候，他的身边其实已经弥漫起了一场漫天大雾。世局如棋，变幻无常。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政治是什么”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过度热情者、视而不见者、公然对抗者、茫然无知者，可是，却很少发现分寸拿捏准确、进退从容有序的人。戴国芳一直到入狱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或者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已这个问题。放眼当时国内，正有两场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它们的结论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棋局，戴国芳身处变局却毫不知情。
第一场大讨论是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趋势。第二个与此颇有关系的争论是，中国到底是否应该走重型化的道路？这两场大讨论事涉中国经济的成长路径，也对日后评判铁本事件有宏观上的参照意义。
2001年，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造成了钢材的全面紧缺，中国全镜再掀炼钢狂潮。到了2002年前后，全国的炼钢企业从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260多家，“散、乱、小”的问题非常突出。到了2003年，宏观经济过热，渐成最高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年底，宏观调控的大闸终于拉下。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好【2003】103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小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那一年我在市区联社任办公室秘书，这份《通知》我也看到过，而且通读了这份文件，至今仍有部分记忆。
第二年的2月4日，国务院专门举行了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会后，国务院组织了审计署、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部门的人员，组成八个督查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的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铁本悲剧性地成为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却是由非法用地问题意外引发的。2月初，几个新华社记者在江苏搞调研，看到了铁本新钢厂的工地。9日，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常州。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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