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本”事件击中了谁的枪口？
国务院查处了江苏钢铁项目违法建设责任人
《长三角》特刊记者王晓东
如果把铁本事件仅仅理解为对一个不合时宜的项目的阻扰，或者是中央政府为遏制投资过热，特别是各地对“大炼钢”的不满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可能会忽略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样本所能提供的更深刻的警示意义
打铁的教训不是让每个人都不要发展，慢慢发展，而是要记住，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程序不能轻，法律不能违
村民：他们和正在节节败退的铁本公司一样苦恼，还有“等着去钢厂上班”的村民
午宴：你将来靠什么生活
4月19日中午。天气似乎突然变得更热了。
在集镇劳伟村的一栋两层楼里，六七个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桌子上除了一盘红烧肉片，没有其他肉菜。然而，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也不怎么吃东西。大家都在喝着一杯啤酒，七嘴八舌地谈论着铁本。每个人的声音都很大，他们要在别人说完之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听不清楚谁在说什么观点，但他们不时听到有人敲打桌子。
他们都是长江村的农民。迁出时间已经快一年了今年春天，这些在楼房间耕作多年的农民无事可做——-土地，被铁本公司占用建大型钢厂；房屋也在一年前被拆除。
“征用几千亩地”、“投资100多亿元”、“年产量800多万吨”、“未来需要2万多工人才能建起来”、“村里所有的人都没有足够的人力进入工厂”.从各种渠道获得的零碎信息一度让他们兴奋不已。当然，也有一些疑惑。怀着复杂的心情，这个村的1400多户农民几乎都在两个多月内搬了出来。
于是，一年前的春天，在田间奔跑的大型推土机像巨大的收割机一样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很快，这个长江沿岸的农村地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建筑工地；很快，炼钢炉在高耸的天空中升起。
然而，他们面临许多问题。房子已经拆了，他们住的公寓楼还没拔起来。他们要给亲戚朋友投票，但不能一直和亲戚朋友待在一起。“有些老人住在女婿家，但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一般都是脸红脖子粗，有的甚至认不出对方。”村民姚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都是一肚子的话，举了很多例子，大多都是朋友反目成仇，不亲家的事情。
长期和亲戚朋友住在一起不是长久之计。大多数农民选择在集镇租更便宜的房子。但问题似乎更大：原来50元能租的房子现在200元，原来1斤钱0.4元的青菜现在4元卖，原来1斤钱1.3元的大米现在3.2元卖，原来10万的房子现在20万买不到……总之，能上去的都上去了。“这不能怪，供需关系是决定的。”姚，姚的弟弟，非常了解市场的规律。但他总觉得在别人家租房有点尴尬，也觉得“人在屋檐下忍不住低头”。“比如我们有时候会做好吃的饭菜，所以我们总是叫我们的主人一起吃。不怕东家怎么对我们，毕竟是住在他们家”。
然而，从3月中旬开始，所有关于铁本的消息都让原本不太坚定的希望更加暗淡了一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成为镇上的闲人？这块土地被铁本毁了。未来我们靠什么生活？”有人又用力拍了一下桌子。
拆迁补贴有标准吗
夕阳的余晖静静地洒在长江村附近德胜河的几艘废弃货船上。一些衣服在船上晾着，一些船用砖和瓦建造了房子。有一些搬迁的房子
73岁的刘继宝推着一辆旧三轮车停在船边的岸边，准备去找点猪食。目前，他们和妻子住在河边的两个破旧的棚子里，一个是自己住的，另一个是养几头小猪。他们自己建了这个棚子。
“没门，找人搭棚，一天要30块钱！”这时，旁边是时间，一家工厂，工人们三三两两地从那里走过。在他们靠近棚子之前，他们捂住了自己的鼻子和嘴巴。“老头，你养猪污染了这里的空气，好臭。”每个知道或不知道的人都应该受到责备。
刘继保没有争辩。他掸了掸飞在面前的苍蝇和虫子，叹了口气：“不养猪能干什么？”没想到70岁了，却过上了这种生活。“他们过去住在一栋两层半的大楼里。拆迁后，他们在别人家住了一段时间的时间，因为费用太高，他们又搬出去了。
“住在别人家，你养不了猪。不养猪我们的收入从哪里来？
未来，他们在这些农民心中变得迷茫，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
“原来，我们这里的家庭作坊很发达！周边三个村有100多家小企业。现在，没有地方养猪养羊了。”魏培树说话的时候，村民们从村里唯一的一家小工厂走了过来。“我妈妈已经81岁了。去年她拆除房子时，她拒绝了。上面说不拆就开推土机推。老人很着急，花了2000多元。谁来付这笔钱？老人在家哭了一整天。”
姚的生活没有以前好了。他以前在村里的一家小工厂工作，一年总有一两千元。现在只能靠自己的摩托车载客，一天的收入够30元，汽油除外，剩下的很少。
“当然，话说回来，拆迁好，征地好，补贴都给我们。”姚对说道。然而，他似乎不知道具体如何补贴，许多农民也不知道。然而，也有一些农民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些文件和协议的副本，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找到这些东西后，他们变得更加困惑。“一亩只摊到一万三千多元，央视报道的时候，不是说铁公司以每亩一万元的价格征用土地吗？还有钱要到达
哪里去了？”这样一算，一些农民想起了什么：“怪不得有些村干部，原来抽几块钱一包的南京烟，现在是中华牌；原来骑的是破摩托，现在竟然有两辆汽车。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让农民糊涂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铁本事件”曝光后，他们都收到一份“铁本项目征地拆迁安置的有关政策”和“告知书”，该政策与去年那份协议最主要的变化是，每亩地的平均价格增加到了2.23万元，但这丝毫没有让这些农民高兴起来，反而怨气更大了：“为什么电视上一报道，就多了8000多块钱？究竟有没有个准数，有没有个政策？”
政策其实是有的。在这些协议书和告知书上，都提到一个85号文件，这个文件是常州市2001年5月出台的一个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办法。但是，看到这个文件的农民似乎不多。
一位农民回忆，有一次他去找村干部要85号文件看，对方回答：“你也配看？！”
怨悔与担忧：不管项目怎么处理，我们的生活总要有个保障
毕竟还在仲春，晚上的风有些凉意。
张剑一头钻进长江村的一爿小饭店，要了一碗饭一碗汤，闷头吃起来。这几天的晚饭，他都是在这里解决的。这些日子，厄运一次次降临在这个27岁的年轻人身上。去年12月，他和未婚妻小丁经人介绍，从江苏如皋老家来到铁本工地，做起了电焊工。他们原本准备今年春节回家就把喜事办了，可今年1月5日，小丁在工作时被一块重5吨多的铁板砸伤右腿，直到前几天才刚刚出院。出院前一结账，近3万元。可公司只肯出2万多一点，还差好几千元。他父母在老家帮他借。可是，他母亲在取钱回家的路上又被拖拉机撞了，现在还在医院。这些天，张剑找公司老板，跑劳动局、工会、法律援助中心，想把公司欠他们的钱讨回来，可没有什么结果。
“我只能到法庭上告他们了。”这话，张剑说得不太坚定，因为他与公司并没有任何用工协议，能否立案还是个问题。“早知道铁本是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来了。”
后悔，怨恨，张剑不时把头深深埋进合拢的双臂里……
在与长江村一江之隔的扬中市西来桥镇，铁本公司建设的原料码头已快要竣工。
码头的水泥栏杆上，一个小伙子在默默地抽烟，脸膛黝黑发亮。没有拿到工资已经好几个月了，而现在，他们却要卷铺盖回家了。“我们抛妻别子出来打工容易吗？钱没拿到，还欠了一屁股债。”他猛地扔掉烟蒂，忿忿地说。看着远处一望无际的用沙子填出来的工地，他又骂道：“责任在谁？企业当然问题很大，但地方政府呢？如果按照程序来做，还会有这些事情吗？”
不少农民对铁本的一些做派也有看法，在一村民家中，他们想到自己的所见所闻，气就不打一处来：“太牛了，他们的货车过收费站也不用给钱，1吨的车拉5吨，没有人查。为什么这么牛？那些村干部还总是围着他们转，为什么呢？现在既然来查，就要一查到底。”
“不管项目将来怎么处理，我们的生活总要有个保障，总不能靠1万多块钱的征地补偿过一辈子吧。”“还有呢，现在，工厂还没有起来，就已经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了；要是钢厂建起来了，那个污染能解决吗？”“关键是把我们的保障解决好，哪怕200块钱一个月。”“别做梦了，谁来给你200块一个月，说不定要饭都没地方要”……
公司：工程停了，负责施工的管理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忙了，但脸上依然满是倦意
“现在接的电话，很多都是要来和我们打官司的”
铁本项目的办公楼矗立在偌大的工地中央，周围很远都没什么建筑，因而显得有些突兀。楼前停了十多辆汽车，楼内不时有工作人员走动。
放下电话，张灵军苦笑。“人家来电话问，你们订的货什么时候来拿？钱什么时候过来？现在这种情况，我能说什么呢？他们就是要和我们打官司，我们也没办法。”
张灵军是铁本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现场施工。据公司的人说，他原来在无锡一家国有钢铁企业工作，去年9月开始接触铁本项目的。他说，该项目在2002年12月开始启动，那时候部分设备就开始订货了。到去年6月，进入现场施工。按照原来的设想，铁本公司准备建设6座高炉，年产钢800万吨，先投产2台高炉，以后“滚动发展”。
工程停了，张灵军不再像以前那样忙了，但脸上依然满是倦意。“现在接的电话，没什么好事，很多都是要来和我们打官司的。”
远处，是5座尚未完工的高炉。“有些工程防腐还没做，一些施工机械撤也不是，不撤也不是。”关于未来，他说现在不敢去想。
私下里，很多农民在议论，说铁本的生产水平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为了否认这种说法，张灵军很快从一排文件夹中找到了一份文件。从文件中看，国家对钢铁投资的最低要求有明确的说法，张灵军一一对照：“高炉容积1000立方米以上，我们是1800立方米；转炉容积是100吨以上，我们是180吨；烧结机使用面积180平方米以上，我们是430平方米。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干部：有些镇村干部心里还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个弯拐得有点急了”
“过去农民见了就问什么时候开工，现在却都说我们骗人”，村干部一边躲着村民，一边喊冤
长江村村委会在一幢三层楼房内。据村民说，这里原来是一所小学。
一大早，二楼村委会门前就聚集了十多位村民，他们是为了拆迁补偿的事情来找村干部的，不过，门一直关着，他们只能站在门口等。
其实，村委会主任曹纪盛和村党总支书记薛纪荣就在里面。曹纪盛此刻显得有些烦躁。“说我们不顾农民死活，把他们赶到桥洞里住，这不是事实嘛！”他感到有些冤枉，“1400多户，绝大部分都安排好了，这是我们村今年的头等大事。根据现在公寓楼的建设进度，上半年可以安排800多户，年底前再安排600户。说有些农民流离失所，其实有的是因为在亲戚家闹了矛盾，有些是为了省钱。在住进公寓楼前，农民每月都拿到3元平方米的过渡费，比如，原来住的房子是100平方米，那就可以领到300元月的补贴，这也不少啊。而且在建的公寓楼，是按照500元平方米的价格给他们的，要按照市场价，1000元平方米也拿不到啊。”
他感到最冤的还不是这些，“你说我们村里这样做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农民致富吗？我们这里靠江边，地势低，一下雨，田里的水排不出去，所以以前有人说我们这里是武进的西伯利亚。来了一个这么大的项目，农民以后就不要种地了，就变成城里人了。所以，项目还没开工的时候，农民见了我就问，到底什么时候开工？当时开会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同意的。现在又都倒过来了，说我们骗人。天地良心，铁本开工到现在，我村里没多拿一分钱，可以来查账嘛。”
“以前看起来是成绩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却是罪过”，有的人求发展心情很急，但急得忘了规矩，违反了法规
“弯拐得有点急”，春江镇党委书记韦士章在电话中说。不过，他的认识似乎更深了一层：“一直都简单地只讲发展，可现在，如果用科学发展观对照，以前看起来是成绩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却是罪过。这段时间，我也接触到其他地方的一些基层干部，有的人说，这样下去是‘多做多错，不做没错’。看来，要一下子转过来，有些人可能适应不了。”
虽然思想上有这样的疙瘩，但对“铁本事件”的严重性，韦士章并不含糊：“这件事情让我们加深了对以人为本的认识，对出现的问题，该纠正的纠正，该规范的规范。”
镇村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似懂非懂”，还有另一个现实的背景，那就是，一些基层干部在谈到“铁本事件”的时候，都用到同样一句话：“该常州倒霉，正好撞到枪口上了”。
一位常州机关干部问：这些年，除了常州，有多少地方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一起查一查，有些地方说不定问题比常州更严重。有些人甚至言之凿凿地列举了一些例子，如A市未批先建开发区，B市电厂建好才得到了批复。
一些机关干部分析说，这些年求发展的心情特别着急，好不容易来了这么大一个项目，大家都很心动，当然不能错过。但是，心情很急，急得忘了规矩，违反了法规。
监管者：土地、环保等职能部门和银行的基层机构，对大项目尽管也查过，却总让人觉得有点示弱
“就差没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我们也难哪！”
“我们也难哪！”在铁本项目涉及的扬中等地，基层环保和国土部门有人这样叫冤，“这么大的项目，扬中从来没有过啊！不要说扬中市的领导多么重视，镇江的领导也来看过很多回。”
据他们说，为了这个“巨无霸”项目，扬中还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市领导挂帅，各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都是小组成员。“说我们没有履行职责，其实该做的我们也做了，手续没有下来，他们就动工了，我们也去查了，发了停工通知，还进行了处罚，74万元罚金都已经到账了。后来就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
他们说：“市里轰轰烈烈在搞，我们硬着头皮去查，因为我们也知道含糊不得。该使的力基本上都使上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是查处不力，监管不力。”
地方政府：“铁本事件”性质严重，教训深刻。要引以为戒，切实依法行政
“性质严重，教训深刻”，这是常州市对“铁本事件”的总体认识。市委有关部门向记者提供的一份材料中指出，铁本公司在土地使用、环境保护、缴纳税款和银行信贷资金使用等方面涉嫌违法违规。市及有关部门越权审批项目，违规审批征用土地，对企业违法行为监管不力，思想上存在着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总量扩大，而忽视了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忽视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等问题。“上述问题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常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就铁本项目的调查处理多次统一思想认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正确处理地方加快发展与全国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充分认识铁本项目违规建设错误的严重性，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切实增强法制观念，依法行政。
议论：关于“铁本事件”的调查处理还在继续。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
基层政府冤不冤？
农民：你原来就是违纪违规的，否则你为什么腰板不硬
长江村农民张桂银说：“好多地方领导一听说铁本的事情，像丢了魂似的，本来准备搞开发的也停了，本来准备拆迁的也不拆了。有一个地方，修了一条4车道的大马路，40多公里都修好了，已经快与一条垂直的大路接上了，可就在接合处，有一户人家不肯拆迁。跟户主商量，你说10万，他要20万；你答应20万，他说要40万，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只好先用栏杆围在那里，通一条车道。”
类似的连锁反应很多，但张桂银无意为这些地方政府叫屈：“这说明，很多事情你原来就是违纪违规的，否则你为什么腰板不硬？求发展是对的，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方法有问题，瞒天过海，先斩后奏，不按政策走，否则你怕什么？”该怪考核指标出了问题？
机关干部：用不着另出指标考核，依法行政就行了
“铁本事件”发生后，当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一位长期从事法制工作的机关干部说，“现在考察干部，往往只看他
大败局之铁本之死
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偶然看到了吴晓波写的《大败局2》，这是我第一次看吴晓波的书。正是这本书让我窥见了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个小人物。虽然它很小，但它在我的脑海中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我看到了那些让我们一步一步从大山中走下来的企业是如何从辉煌走向永不倒下的。
后来我陆续看了吴晓波老师写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套丛书让我对中国企业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作为银行从业者，我觉得这套书可以帮助我了解中国企业，了解经济脉搏
健脾益中。
今天把这个《大败局2》介绍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英雄
双出
听那个时代发生的悲歌。
第一个失败的案例：铁本，钢铁之死。我之所以把这个案子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它是最辛酸的故事。到现在，每当我掩盖思绪的时候，似乎都能清晰地听到一个钢铁巨人的身体傲然坍塌的声音。——肌肉撕裂、骨头折断、翅膀折断的声音。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参观的深处。
“每一块钢铁里，都有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卡内基出身贫寒，最终凭借钢铁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首富。
铁本公司的戴国芳和卡耐基一样穷。12岁辍学谋生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捡废铁。后来我攒钱买了一台压块机，把收集的废铁压成铁块，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在改革开放后的漫长的时间，能源短缺一直是企业最大的瓶颈，正因为如此，钢铁行业一直发展得很好。
1984年，戴国芳在老院子里建立了一个名为“三友轧钢厂”的炼钢车间，利用国有企业淘汰的机械设备，形成一条简单的产业链。之后，国有钢厂的一些车间相继承包。
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2000年前后，铁本厂面积扩大到18公顷，工人1000多人，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三年后，铁本高炉工程完工，戴国芳在数千名工人面前无法下跪，放声大哭。这一年，铁本钢铁年产量飙升至100万吨，销售收入突破25亿元。在当年的《新财富》“中国400富豪榜”中，他以22亿元的预估资产排名第376位。
按照这种速度，戴国芳如果能稳步前进，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幸的是，在建造高炉项目的过程中，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想法：建造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2001年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各种能源出现短缺，其中钢铁和电力是最稀缺的两种材料。钢铁价格几乎每天都在上涨。
铁本的新建设方案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常州市政府的GDP在13个城市中仅排在第六位，急需进行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填补这一尴尬的空白。这为铁本后来的灾难铺平了道路。
此时的铁本已经是常州的大企业，上缴利税全市第二。因此，戴国芳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铁本的梦想突然变成了常州的梦想。
起初，戴国芳的愿景并不像后来那样雄心勃勃。当初他的计划是新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多一倍多一点的工厂，占地2000亩，年产260万吨，总投资10亿左右，主要是自有资金。这是企业健康发展的稳健之路。但是，我不希望有关人员的热情推动，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它。半年来，项目规模从200多万吨增加到840万吨，占地面积从2000亩攀升到近9400亩。项目预算是天文数字160亿元。
当时铁本固定资产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金规模，启动一个超百亿的项目，无疑是一辆“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部下说：“地方政府哪里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在确认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大胆借钱给铁本，铁本因此获得了44亿元的银行信贷。
一个民营企业想要试水大型钢铁项目，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根据规定，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如果如实提交，铁路项目很难通过。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来有“破俗”的传统，许多改革都在这种习俗中成功实施；也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声名狼藉，成为违法的典型。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已经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历史的灰色现象。常州人也试图在铁的项目上“突破壁垒”。常州市政府和戴国芳都有一种侥幸心理。一旦投资上亿甚至几十亿，我们能让已经出生的孩子被塞回妈妈的肚子里吗？
最终，铁本840万吨项目分为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在建设用地证书的审批中，土地被“拆成了几部分”，分成了14块土地进行申请。一天之内，所有的基础设施项目都被批准了。戴国芳告诉日后来看守所采访的记者：“当时所有的手续都是政府办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没有过问。当政府说可以搬迁时，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如果铁路项目没有被强行叫停，常州的“闯关”将成为政府部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大胆发展的又一精彩案例。
840万吨的规模足以使铁本跻身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之列。当时中国只有宝钢和唐山钢铁有限公司的钢厂超过1000万吨。随着
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戴国芳说：“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而人家要7个亿乃到8个亿。”这一句话就道出了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当时他的协议价格为每吨300多元，市场上每吨则在1000元左右，而且这个价格长期不变。我们国有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在国际市场为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了，都成了国际笑柄了。国有企业一直做不到的事情，到了民营企业这里却是一蹴而就。个中款曲唯有当局者清楚。
这个时候的戴国芳信心爆棚，他对前来采访的江苏媒体记者说：“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
就在戴国芳豪言要“超宝钢、追浦项”的时候，他的身边其实已经弥漫起了一场漫天大雾。世局如棋，变幻无常。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政治是什么”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过度热情者、视而不见者、公然对抗者、茫然无知者，可是，却很少发现分寸拿捏准确、进退从容有序的人。戴国芳一直到入狱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或者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已这个问题。放眼当时国内，正有两场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它们的结论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棋局，戴国芳身处变局却毫不知情。
第一场大讨论是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趋势。第二个与此颇有关系的争论是，中国到底是否应该走重型化的道路？这两场大讨论事涉中国经济的成长路径，也对日后评判铁本事件有宏观上的参照意义。
2001年，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造成了钢材的全面紧缺，中国全镜再掀炼钢狂潮。到了2002年前后，全国的炼钢企业从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260多家，“散、乱、小”的问题非常突出。到了2003年，宏观经济过热，渐成最高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年底，宏观调控的大闸终于拉下。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好【2003】103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小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那一年我在市区联社任办公室秘书，这份《通知》我也看到过，而且通读了这份文件，至今仍有部分记忆。
第二年的2月4日，国务院专门举行了关于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会后，国务院组织了审计署、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部门的人员，组成八个督查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的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铁本悲剧性地成为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却是由非法用地问题意外引发的。2月初，几个新华社记者在江苏搞调研，看到了铁本新钢厂的工地。9日，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常州。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铁本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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