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邓玉娇曾经只是一个普通市民，但在2009年5月10日晚，他以自卫为目的，刺死镇政府人员，引起全国轰动。瞬间让所有人都认识她。正是因为这件事，邓玉娇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玉娇事件的真相已经被揭露，这次事件的影响应该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她现在怎么样？邓玉娇目前的情况如何？邓玉娇明确表示她遭到了性侵犯？互相了解。
2009年5月10日晚8时，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三名工作人员在镇上熊峰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主动挑衅当时在那里当服务员的邓玉娇，并带领邓玉娇用水果刀刺伤两人。其中一人喉咙和胸部被刺，获救后死亡。邓玉娇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第二天，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邓玉娇采取了强制措施。
死者名叫邓，现年44岁，是野三关政府投资促进办公室主任。另一位伤者黄德志，曾是该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今年年初调任招商办。另一名工作人员也是邓的同事，三人都在同一个办公室。消息在网上传开后，死者邓原是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因此被称为刺官案。
邓玉娇遇害后，网络上出现了《烈女邓玉娇传》、《侠女邓玉娇传》、《生女当如邓玉娇》等各种褒奖，舆论几乎一边倒，攻击贪官黄德志、邓等人。
邓玉娇
2009年5月31日，湖北省恩施州公安局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移送检察院起诉。巴东县纪委将黄德志开除党籍，县公安局对其治安拘留，未予刑事拘留或逮捕。
2009年6月5日下午，湖北两名辩护律师邓玉娇依法收到巴东县法院送达的起诉书。检察机关认为，邓玉娇存在防卫过当、自首等从宽、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形。网友继续支持邓玉娇。但是，有人认为法律至上，她为自己辩护，刺死邓是合理的。仅仅因为对方是官员，政府就不能屈服于网络压力。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将于2009年6月16日在湖北省巴东县法院一审开庭。的两位辩护律师和刘刚认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他们将为的无罪辩护。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防卫过当属于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形，而自首和部分(有限)刑事责任是可以减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
今年3月5日，邓玉娇的失眠仍然没有改善。张淑梅带邓玉娇到恩施富友医院就医，并做了血液和脑电图检查。报告中使用的名称是邓紫棋，报告结果显示正常范围。今年指的是2009年。这是《南方都市报》邓玉娇病例报告中的一张图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龙智。巧合的是，我在网易认识了龙智。两年前离开《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现在是网易新媒体中心主任。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龙智，那是五年前，邓玉娇案的影响席卷全国。当时，龙志迅速发表了对邓玉娇案件最有影响的报道，离开了巴东。而我刚刚写完杭州70码飙车案就赶往湖北。路上给龙智打了电话，了解了很多当地情况。我在叶三关口遇到了《南方都市报》记者孔普。
这是她从《新京报》转《新世纪周刊》后的第一次出差。我和孔璞在野三关木龙崖村采访邓玉娇的爷爷奶奶时，被暴力制止，采访被迫终止。几个月后，我和同事郑廷新以为情况有所缓解
今年3月，我在网上看了贾张克导演的电影《新京报》，赵涛饰演的小宇被认为是来自邓玉娇的原型之一。因此，它激励我继续做当年未完成的采访。
邓玉娇
邓玉娇杀人事件
当场
邓玉娇的朋友刘燕(化名)告诉本报记者，当她到达休息室时，21岁的邓玉娇正在报警。"她吓得脸色发白，握着电话的手还在发抖。"。当时并不清楚邓的情况。“我心里害怕，没顾得上看。”。刘燕说，邓玉娇在报警后又给她母亲打了电话。在警察到达之前，休息室一片寂静。刘燕告诉记者，她和邓玉娇只是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你为什么还在用那把刀？”刘燕说她花了半天时间才想出这句话。邓玉娇用当地方言回答，刘燕仔细考虑了措辞，把这句话翻译成了最贴切的普通话，“你这样的山羊，接不到他。”。直到警察赶到，“我们都哭了，还有人腿软坐在地上”。刘燕回忆说，邓玉娇被带走时，她穿着短袖条纹t恤，外面穿着熊峰酒店的制服。“晚上有点冷，我们去派出所给她穿长袖衣服。”。
邓的死讯是当晚前往梦之城酒店的同事告知的，并陪同郑爱知到医院处理善后事宜。野三关镇纪检委书记涂启东也出席。“我们到达医院时，邓大圭还在急诊室，已经死了，胸口还带着血。”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郑爱知说她和同事都迷迷糊糊的，除了哭什么都不知道。有些冷静的屠启东随后打电话到派出所，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派出所说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正在处理，我也没问。”涂启东告诉本报记者，郑爱知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激动。同镇干部安慰郑爱芝，让她冷静下来，相信公安机关。当他们把郑爱知送回家时，屠启东说，他只是隐隐有些愧疚：“死在这样的地方不光荣。”
很快，外界的反应证实了屠启东的直觉，邓玉娇被杀事件成为近几天最热门的新闻之一，各种消息不断爆发让案件越来越复杂。截至新闻稿发布时，又有一场风暴。“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涂启东疑惑地问记者。
邓玉娇
去邓玉娇家的路很难走。开到一个走不动的地方后，我们还要再爬5英里的山路。村里的人居住稀少，由于地形和树木的阻碍，每呆一户都感觉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没有人声，只有鸟鸣和笼罩在高处的白雾。由于交通不便，村民很少与外界交流，民风淳朴。他们见到外人，都是笑脸相迎，在自家门口的平地上歇息，端来凳子，泡茶递烟，然后不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邓玉娇的祖父母也是如此。老夫妻住在山麓，快70岁了还在打柴。因为这里的条件太艰苦，邓玉娇的父亲和母亲张淑梅同意离婚。“他们没有感情问题，分手是原因，所以后来关系很好，邓玉娇的爷爷对她也很好。”离婚后，她的母亲张淑梅外出工作，一岁多的邓玉娇和她的祖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初中毕业，几天后去福建工作，她才真正离开这座山。
“一碗白水，一碗鸡蛋饭，一碗油炒饭，一碗白糖饭。”邓玉娇的祖父用当地的俗语来形容抚养她并不容易。“娇儿出生没多久，妈妈就没奶了，却喂了米汤。后来，她母亲离婚了，又结婚了，生了一个弟弟。我们看着焦儿，心疼。”尽管没有完整的家庭，邓玉娇还是在祖父母的照顾下长大。“我每天要爬5英里的山路去上学，还要接送。”邓玉娇的祖父告诉记者。然而，他们说，他们不会因为怜悯而宠坏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个男人的原则和责任是一样的，没有教给邓玉娇。“从小教她出门有三稳：稳身、稳口、稳手，不能骗钱，不能贪。”我爷爷总觉得她的教育很成功。“她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头被别人打破了，人家给了她500块钱。她不想要，所以她说算了。”
在爷爷眼里，邓玉娇是一个男孩子的性格，“你开心的时候，你做事的时候就会大喊大叫”。如果你犯了错，骂她不是个好主意。她是那种越来越固执的人。她一定很温柔，很会哄人。这种脾气一直持续到成年。她的邻居告诉记者，邓玉娇的母亲张淑梅很强壮，也很能干，她的母亲和女儿性格非常相似。当她妈妈责骂她女儿时，她女儿会回嘴。相反，邓玉娇和她诚实内向的继父非常亲近，继父说话很有礼貌，没有打扰她。
邓玉娇外出工作后，她的祖父母不再认识她了。“她没有从心底告诉我们，没有告诉妈妈，更多的是告诉小伙伴们。”2006年，邓玉娇从外地打工回来，结交了一群好朋友。“刘燕，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以前在熊峰饭店工作。柳岩带她在我家住了几天，所以我请她过来住。”刘燕大约有十几个女孩来来去去，在熊峰酒店工作。他们年龄相仿，感情很好。邓玉娇在柳岩家免费住了一个月，刘燕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这只是给晚餐加一双筷子。我们都是这样的。关心事情的人从来不会来来去去。邓玉娇也是这样的人。”。
刘燕知道邓玉娇失眠了。“我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她晚上经常整夜睡不着，起来就哭。”刘燕推测，当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心里会想着一些事情，当他想得更多的时候，他会哭。然而，刘燕告诉记者，她不知道邓玉娇为什么失眠。“这是她的隐私，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会很自然的对对方说想说的话，不会问不想说的话。从恩施回来后，邓玉娇告诉她的朋友，她患有抑郁症。”我们也看到她吃药了，但是她吃了这些药比以前好多了。”刘燕说。
除了失眠，刘燕并不认为邓玉娇是忧郁的。“她比我更会说话。”。柳岩开了一家服装店，邓玉娇在那里帮客人挑选衣服。当她在路上遇到人时，她总是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我已经说过了，她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影响，不要和任何人说话。”姐妹之间会因为点的不好而吵架。外人觉得这些女生吵架很厉害，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可以暂时和好。“邓玉娇没有她在网上说的那么暴力。我们吵架后，她总是先哄我们，讲和。”24岁的刘燕认为邓玉娇还很年轻，什么都不知道。“有家室的男人不是邓玉娇的男朋友，他是来做项目的，我们在一起都很开心。”。邓玉娇传奇的第二任男友刘燕说她没见过她。“她。
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她回到野三关两个人就分手了”。刘燕没觉得这件事给邓玉娇构成重大的打击，“她没有那么小心眼儿吧”。在刘燕的叙述里，她们这群女孩子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多少钱，也不花什么钱，每天腻在一起打牌、吃饭，有时去唱歌。对于未来，懵懂的她们还没有怎么认真规划过，“结婚挺遥远的，趁着现在能玩赶紧玩，将来结婚、生孩子了就玩不成了”。不过，总这么逛荡着也没意思，出事前的一个月左右，邓玉娇到雄风宾馆娱乐部做了一名DJ师，负责在KTV里给客人倒酒和点歌。而且，因为医生让她注意休息，所以她每天晚上只上一个班，一两个小时就下班。工作并不繁重，每月还可以拿到千把块钱，不用靠妈妈和爷爷的零用钱过日子了。新的快乐生活刚开了一个头，却在5月10日戛然而止。
邓贵大
5月23日，邓贵大被杀的第13天，按照当地土家族的习俗，邓贵大的老家举办了“回沙”仪式。村里人解释这是邓贵大在喝孟婆汤之前最后一次回家看亲人。因为是晚上20点多钟被杀的，“回沙”仪式的时间定在早上8点到9点之间。不到7点，邓家那座土房子的正面就已经搭了一座竹子的长梯，上面有13个台阶，用白纸包着。当地人相信，邓贵大会顺着梯子爬下来。前一天见面时还请本刊记者进屋喝茶的邓贵华情绪很低落，他守在小路上，不许本刊记者靠近：这是他哥哥最后一次回家，他害怕有外人在场哥哥不回来。
十几天来，网络上扑面而来的各种讽刺、挖苦、指责，让邓贵大的家人除了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郑爱芝请了一个多月假，不知所踪。郑爱芝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邓贵大读高二的儿子也绝食了几天。“回沙”的前一天，有熟人在市场看到郑爱芝买菜，“像变了一个人，黑瘦了很多”。这个熟人没上前打招呼，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她，说些什么。
邓贵大老家的朋友向本刊记者强调，邓贵大的生活轨迹要从1985年开始。那一年邓贵大离开小村子顶父亲的班到乡政府工作，“他母亲和弟弟都是朴实、憨厚的农村人，他的堕落跟家庭没关系”。一开始，邓贵大只是普通工人，后来才一步步转为干部，先后在司法所和信访办工作。比邓贵大晚好多年进入政府工作的纪委书记涂启东对这位同事的介绍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不过，信访办的工作却对人有特殊要求：“要有耐心，不能是官僚主义。”涂启东告诉本刊记者，野三关镇是个大镇，百姓之间的纠纷扯皮错综复杂，调解工作很难做。每一个来访的人你都要热情接待、登记，然后到实地去协调，处理不好就会造成越级上访，压力很大。邓贵大是那种会做群众工作的人，这也符合镇上其他熟人对他的评价：对人和气，没有架子也不惹是生非。所以，当警方发布案情细节，“邓贵大拿出一沓钱称自己有钱，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同时拿出一沓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扇击”时，许多熟人都觉得与他们认识的邓贵大判若两人。
因为“信访工作做得还可以”，今年2月，镇里决定把邓贵大调到招商项目协调办公室。涂启东告诉本刊记者，镇上目前的项目有柳家山村的煤矸石火力发电厂、青龙桥的污水垃圾处理厂以及龙潭坪村的福诚矿业的铁矿。“这些今年初正式启动的工程会涉及与农民的土地纠纷，矛盾更加突出。”邓贵大的新职位在民间和官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镇上的生意人觉得这是一个“有权”的职务，因为项目要顺利进行，就得跟老百姓打交道，尽快解决纠纷，那些搞工程的必然要围着邓贵大转，好吃好喝招待着。在涂启东眼里，邓贵大的这些“权力”则不值得一提，“他就是协调工作、处理矛盾的，他既没有审批权也没有许可权，他有什么权力？”涂启东还认为，外界夸大了邓贵大的级别。他很认真地向本刊记者解释，“副科级以上才是领导干部，他是一个科员，不算什么领导。黄德志和邓中佳连公务员都不是，是与公务员待遇相当的事业单位”。
在邓贵大老家人的眼里，这些工作变动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在政府工作，能为村上说话办事，他躺下了就是村上的损失。但是，他们又不认为邓贵大有钱，“他家的家具都不算新，开的那辆吉普车算上维修费花了4000多块钱，一个政府的人开4000块钱的车还算有钱呀？”不过，没人向记者解释每个月挣“千把块钱”的邓贵大为什么会随身揣着几千块钱打牌。钱的问题如果放在一边的话，最让邓贵大这一方难以启齿的是“特殊服务”。邓贵大的弟弟和弟媳说，家里没有电脑，心情不好一直没有出门，所以不知道外面说些什么。但是，这显然是一种回避。村里人聚在一起就会情不自禁地议论。女人们的解释逻辑是，“郑爱芝长得漂亮，又是政府里工作的，他怎么能找别人呢？”郑爱芝的女朋友说，邓贵大夫妻感情很好，郑爱芝有时候下乡工作天晚了，邓贵大还骑着摩托车去接。男人们对此倒是不做任何阐释，他们讨论是不良风气带坏了纯朴的同乡或者是这个刑事案件被炒作了，但是每段交谈的结尾，总是用“死的不是地方”的感慨来结束。
小镇
赴野三关镇的交通不方便：坐飞机到宜昌，然后可以坐快艇到巴东县城再换车走3个半小时的山路。如果从宜昌直接坐车到野三关，则要在毁坏严重的路面上颠簸7个小时。也可以飞到恩施，那也还要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不过野三关镇的人却不以为意，他们觉得随便去个地方就要开两三个小时车是正常距离，甚至对自己的地理位置很是骄傲。2004年，宜万铁路和沪蓉西高速公路都在野三关镇开工，这是野三关镇最好的机遇。从长远看，这两条重要的交通干线会在野三关镇设有县级车站和高速公路出口，所以县里准备把很多招商项目设在野三关，将来这里就是巴东县的工业和经济中心。而眼前，大量随着工程而来外来人口带动了镇上的经济繁荣。
野三关镇没有像样的企业，唯一出名的三峡酒业还是县里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野三关镇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商业。它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沿街两边是各种商铺。2004年之前，这条“繁华”的街上连名字叫做“喝二两”的小吃店都能成为地标式建筑、公交车的站名。2004年之后，看到商机的人们蜂拥而至，这条街上的商铺各向南北方向蔓延。
雄风宾馆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起来的，它的前身是上世纪90年代就有的迎宾馆。熟悉雄风宾馆的人告诉本刊记者，里面分为餐饮部、娱乐部和客房部，包括足疗、洗浴、KTV、美容美发、餐饮、住宿一条龙的项目，开业之后就成了当地最有名的社交和娱乐场所。经常送客人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来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工程人员或者政府里的人。对于本地普通百姓来说，这里的消费算是高的。依据项目不同，服务人员的组成不一样：修脚师大多是结了婚的嫂子，KTV里的DJ师是像邓玉娇一样的本地女孩，而特殊服务的小姐则大多来自于四川。司机与雄风宾馆的员工很熟悉，他告诉本刊记者，特殊服务的小姐们主要针对的是客房部，而且很多时候做的是熟客生意，宾馆里其他服务人员并不提供特殊服务。从衣着上也可区分，宾馆里的员工都要穿制服，小姐们的穿着没有要求。雄风宾馆的效益很好，几年内老板迅速发迹，去年还在巴东县城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商务酒店。
有了雄风宾馆的例子，陆续有人进入到这个休闲娱乐场所，最近镇上人常去的是距离雄风宾馆不远处的“天上人间”和“美廉商务酒店”。这两家店甚至没有临着唯一的那条街，而是选在还没有完工的工业园小区里面对面做邻居。地点其实很偏僻，并且还是土路，下雨天就会走一脚泥。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生意，雄风宾馆停业了，唱KTV和做足疗的人还要有去处，夜晚的“天上人间”和“美廉”霓虹闪烁，与宁静的小镇对比鲜明。
镇政府的办公楼被称作“土房子”，是一栋上世纪50年代建筑，无论从外表看还是里面的陈设都是寒酸破旧，踩在楼梯和地板上“咯吱咯吱”响，即便是白天，二楼的走廊里面还要使用手电筒。星期六，政府的工作人员照常上班。“我们是个大镇又是个山区，老百姓上来一趟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办事找不到人。”工作人员没有周末，每年只在春节期间休息，工作强度很大。邓贵大的同事们都说，邓贵大也许是个别现象，政府里的人生活很清贫，按照级别推算，互相基本都知道挣多少钱：工资低的还不到1000元，级别最高的镇长、书记每月工资也就只有1200元左右。“打工的都比我们挣得多，包工程的就更多了。”但只有一个细节却令本刊记者很疑惑——一位工作人员闲聊时随手递出的烟，却是镇上饭店里卖30元一包的黄鹤楼。
他人
5月24日中午，邓玉娇的代理律师夏霖决定同所有在巴东县的记者吃一个晚饭，顺便说明目前情况。此前的一天，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与夏霖律师解除了委托关系，因此，这顿饭颇有些“最后的晚餐”的味道。晚饭时间临近，夏霖律师又决定改为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本来不到10人的记者就聚集在他的房间里，但是夏霖律师还是坚持找了一间小会议室，把记者们转移到那里，自己又换了一件衬衫，非常正式。自从会见邓玉娇后，邓案快变成情节跌宕的连续剧了。
5月21日，媒体记载走出看守所的律师在等候了一天的媒体面前曾失声痛哭并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于是当天关于邓案的新闻是称邓玉娇受到了性侵犯。本刊记者询问夏霖律师在当时会见中的什么细节触动了他，夏霖律师说，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见不到张树梅，担心她被挟持、重要物证被销毁。至于为什么说出那8个字，他以不能透露案情为由没有回答。
5月22日，重要物证销毁的风波更是扑朔。夏律师告诉本刊记者，22日提取物证当天，张树梅自己说邓玉娇的内衣、内裤已经被清洗了。但是，张树梅对本刊记者解释说，她洗的是邓玉娇从优抚医院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并不是案发时所穿。那么案发时所穿的内衣内裤是否被提取？张树梅说不方便透露。
5月23日13点37分，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突然通报张树梅和律师解除了委托关系。但是据夏霖律师说，5月23日上午10点多，张树梅来电话表示，新闻通稿中她声明的内容不实，她没有要解除委托关系，要求见面。直到下午16点，张树梅忽然打电话要求解除委托关系，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张树梅了。夏律师说，5月24日当天，他打了9个电话，张树梅都在关机。而召集媒体开新闻发布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与张树梅当面沟通，“希望不要有人为制造的障碍阻碍我们与她自由交流”。
也就在5月24日上午，本刊记者却打通了行踪飘忽的张树梅的电话，她说她既不在巴东县也不在野三关，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心力交瘁。她表示了对律师发布邓玉娇被性侵犯一事的不满——她说她在看守所问了女儿，没有的事。就是从这里把事情搞砸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却把水搅浑了。她现在只想等待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
新闻发布会临近结束，夏霖律师要能够联系上张树梅的媒体帮忙传话，他在会见时，邓玉娇要母亲把治疗失眠的药和换洗的外套送过去。夏霖律师说，邓玉娇从案发当天一直到会见时都没有吃这个药。但是，这个传话也很匪夷所思——从21日会见到23日解除委托关系，双方有很多打电话和见面的机会，送药的事情为什么等到这时才说呢。
在巴东县城里天天上演“罗生门”的时候，野三关镇也很热闹。从邓贵大被杀前吃饭餐馆的老板到邓玉娇的闺中密友都被一轮一轮地采访着。年轻漂亮的女老板一遍又一遍讲着邓贵大一行8人喝了3斤38度的白酒，更正自己的身份不是从小在政府院里长大的，是农村姑娘，只是妈妈跟郑爱芝相熟，然后小心翼翼地送走记者，拜托他们不要拍摄她饭店的门脸。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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