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严明著《往事不忍成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考虑到全球战略，美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应对苏联的挑战。就中国而言，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与美国的和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经过调查并征得毛泽东同意，形成了新的战略决策：政治上进攻苏联，军事上保卫苏联；着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中美关系的缓和打破了冷战时期东西方长期存在的“核平衡”，这无疑刺激了苏联领导层，迫使他们重新调整思想，与美国展开竞争。之后，在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上，苏联向中方致敬，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虽然由于苏方缺乏诚意，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也向世界表明，在多年的恶劣关系之后，苏联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蒙古国为了自身利益，做出了改善中蒙关系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8月20日，徐文怡大使被任命到乌兰巴托上任。(1967年春节，驻蒙古大使张回京参加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驻蒙古大使空缺近5年。)然而，20天后的一件意外事件，让徐文怡大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件大事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预约了
徐文怡大使抵达乌兰巴托后立即开始工作。24日，他向蒙古人民大呼拉尔(相当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团主席三布递交国书，开始了一系列访问活动。蒙方反应积极，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突然蒙古外交部打来电话，称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勒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徐文怡大使.
传统上，外交约会应该提前一天迎接，至少提前半天。如今，即使在中蒙关系紧张的年代，如此仓促的任命也是罕见的。此外，许大使上任后一直没有拜会副部长，这种既不是提前预约，也不是预约的任命，让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许大使颇感意外。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是两国之间的一件大事。有边境冲突吗？或者这两个国家在做什么？许大使和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没有发现“大事”的迹象。许大使感到不祥。8点20分，他和翻译刘一起上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副部长额尔敦比勒格一直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等着。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零食和燕莎，似乎在欢迎新大使的到来。首先，我对大使上任仅20多天就仓促任命表示歉意。然后，谈话一转，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报了以下情况：13日凌晨2时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中国肯特省伯杰矿区以南10公里处坠毁。我们的相关部门在那天早上得知了这件事。虽然昨天天气不好，但我们还是派人去事故现场了解情况。根据各种证据，这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某个部门，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九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事情发生在晚上，我们不得不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已经晚了。他接着说：“中国军机侵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古国保留ma的权利
许大使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道：“谢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因为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坠毁了，这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然后他用提问的语气说：“但我希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请蒙古帮助我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飞机误入蒙古。”至于副部长的口头抗议，在我完全了解和知道真相之前，我不能接受。但是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政府。”最后，许大使说：“今天，我第一次会见了副部长。虽然我在蒙古境内遇到了中国飞机失事，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双边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能派人去看看事故现场吗？"
额尔敦贝格解释了许大使提出的一些问题：“蒙古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发生草原火灾，必须全力扑灭。伯杰矿区有人看到飞机坠毁起火，立即派人灭火。大火熄灭时，只发现了9名船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人活着。我觉得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在时间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然后我问：“大使让大使馆派人去现场。我能理解你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吗？”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许大使离开后，要求中方迅速向蒙方通报和赴坠机现场人员的情况。
敢于冒险，克服困难，迅速向中国报告
回到使馆时已是9点30分，许大使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每个人都绘制了蒙古150万个地区的地图，并找到了伯杰矿区的位置。这个矿离肯特首府温都尔汗不远，距离中蒙边境约350公里。每个人都对这样的事件感到突然和困惑。许大使指出，此次事件虽然严重，但要保持冷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中国汇报情况，等待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收集各方信息和反应，会后单独处理相关事宜。
过了一会儿，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不安地汇报：蒙古电报局说，因为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最早要4个小时。当时中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礼堂外，都有短波电台，很多使馆的通信服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的邮电局办理，不仅效率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倒台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设立短波电台)。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的巧合还是
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许大使。许大使虽然表面冷静，但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这时他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岂不能解决燃眉之急？这个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造反派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拒绝接转，立刻挂断没商量。外交部鉴于这种情况特转告柯西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要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闭。
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许大使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他认为事不宜迟，应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封启用专线。办公室贾长禹急忙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时间久远，大家都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得一把一把试着开，站在一旁的同志急得头上热汗直流。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立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推说外交部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这边蒙古使馆的同志，无奈他们急得抓耳挠腮，跳脚哀唤，北京总台竟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怎么办？此时许大使极力让大家保持镇静，并果断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沟通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必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使馆要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到电话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飞机失事的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时20分了。
据说驻蒙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散。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读完电报后，立即派人把电报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多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北京，表示满意。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18份，当天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周还专门强调，知道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密封后送他亲启。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勘察
14日中午12时左右，正当我蒙古使馆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许大使原定派一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自己留馆等待国内指示。在蒙方催问时，许大使考虑去现场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之前，不能贸然行动。于是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请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两小时后，蒙方又来电催问，大使便直率相告，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蒙方也不再催了。
下午6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外交部要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查看。许大使顿感事情比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他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副部长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上8时半，地点仍在他的办公室。许大使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人员陪同去现场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听完后立即要许大使澄清：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式答复”，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认为。他又追问到是否是“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许大使警觉起来，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不是最后答复。”他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并反问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给使馆，他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额抱怨：中方不及时赴现场勘察，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惟恐中方提出更多问题，并问许大使有无权利处理尸体，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许大使问额蒙方有无可能将尸体火化，让我们把骨灰带回去。额表示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可能性不大。他要许大使等候飞机起飞消息，做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
许大使回到使馆后立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求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运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运回国内。
勘察飞机坠毁现场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好转，专机2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带着应用物品，并准备了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匆忙动身。除此之外，许大使有每天收听外语新闻的习惯，他还随身带上了收音机和照相机。临上车时，吕子波参赞把一件夹大衣塞到大使手中。蒙古草原的秋天，昼夜温差大，这件夹大衣让许大使在随后的勘察中免受了冷冻之苦。
为勘察现场，蒙方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他们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蒙古通讯社、报社及电影摄制组人员，看来蒙方对这次坠机非常重视。
2时45分他们乘坐的伊尔14飞机起飞，航程300公里，目的地是邻近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从飞机往下望去，乌兰巴托东北乌兰花的北山上，苏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正在不停地转动着，当飞机飞经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上空时，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尽收眼底。大约3500米长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组成的矩形机场，呈东南--西北方向躺在草原上，几十架喷气式歼击机都脱去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熠熠发光。在飞机身后滑行道的外缘，一串串机窝历历可数。下午3时45分，飞机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简易的机场降落。在蒙古，肯特省以水草丰美而着称，肯特省的肯特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乡。该省一位副省长和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大家寒暄了几句后，蒙方说，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70公里，趁天气尚早，可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休息。在征得中方同意后，大家匆匆改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向目的地出发。
汽车沿着克鲁伦河前进。克鲁伦河是蒙古境内的一条大河，它向东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这条河下游东方省的哈拉欣河尤为出名。1939年，苏联元帅朱可夫指挥苏蒙联军在此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次大会战，苏蒙联军大胜，致使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日军不敢染指苏联东方战线，保障了苏对德战争大后方的安全。三辆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左右抵达现场。在一片漫坡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和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映入眼帘。失事现场边缘上，有蒙古哨兵在游动。据说该地区原为苏军防区，飞机失事后，苏军立即封锁了现场。随后，苏军撤出，蒙军进入。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的盆地，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牧草茂盛，有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许大使环顾了一下现场，在萧瑟的秋风中，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蒙方人员簇拥着许大使等人向现场走去，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高陶布对许大使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表示同意。
勘察从现场北端看起，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大使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是惟一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数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像蜡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
许大使让孙一先等人抓紧落日前的阳光进行拍照，同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蒙古方面基本保护了飞机失事现场；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着陆时失去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据笔者了解，70年代初，因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发放了为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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