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28事件70周年。为纪念在二二八事变中牺牲的外省无辜群众、中共党员和台湾省左翼民主人士，特发此函
像这样的事件必须被单独视为新疆三个地区的革命。
事实上，中共对228的定性现在相对准确――毕竟这也是中共在台湾省最具影响力、唯一的一次政治运动(中共在台湾省的影响力在近期以“吴石案”为代表的白色恐怖中已基本褪去)，所以由此产生的“23军”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在东北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性质相同。
然而，大陆忽略的一个方面是228事件中的民族冲突，当时帝国人民派来的一些台湾省人以民族冲突的名义大肆杀害其他省份的无辜百姓。所以，在这个层面上，228其实已经变质了。此外，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省形成的追求区域自治的历史传统，使得大陆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实际上有些笼统。
在我看来，这场政治运动是台湾省人民反对独裁、寻求民主的运动。前期台湾省人自发形成声势，后期由中共台湾省工委和部分台湾省籍左翼民主人士领导。
这是观察者网对228事件参与者陈明钟先生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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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二八事件”的目击者之一，陈明钟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是台湾省最后一名死刑犯。21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磨灭他对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向往，反而坚定了他在艰苦奋斗中的信念和追求。正如陈明钟自己所说：“乱世之人不如太平时代之狗。我只是生错了时代，没有走错。”这大概是他一生坚持的最好注解。
今天是“228事件”七十周年，70年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28事件”也被用作各种解释。辩论中非但没有和解，历史反而变得越来越对立，让后人无法判断70年前台湾省街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二二八事变”七十周年前夕，观察者网特别委托夏超联邦前总统陈福裕与陈明钟先生谈话，从省籍冲突、反国民党统治、“台独建国”和“皇民谋反论”等角度还原“二二八事变”的真实面目，有助于我们在厘清历史的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台湾省的现状。
陈福玉：
“228事件”已经发生了70年。随着时间的去世和档案的解密，历史真相尚未大白。相反，由于蓝绿斗争的加剧，特别是两次政党轮替，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解读，并且纠缠不清。历史是事实的反映，对事件的一切解读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受到个人视野、立场、党派的限制。
解除戒严30年来，关于“228”的信息和讨论虽然没有禁忌，但也有许多“政治误区”亟待澄清。一般来说，绿营的支持者倾向于认为“二二八”是“省籍矛盾”、“官逼民反”，而国民党，则是“外国政权对省内精英的蓄意屠杀”，所以“二二八”被定性为“台独建国运动”的开端；蓝营的群众已经转向另一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提倡“皇族造反论”。他们认为二二八事变是日本殖民统治下丧失祖国意识的帝国主义阶级和地痞。他们与美国、台湾省勾结，以偶尔发生的查私烟冲突为契机，趁机造反，希望达到“独立”或“托管”的目的。因此，他们认为228是“民逼官反”，而不是“官逼民反”。
作为一个历史
总的来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政府逼民反”，我不太认同。我们对当时负责接待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和普遍的民族优越感感到不满。他们以为八年抗战才能解放台湾省，所以有优越感，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但他没有强迫你！主要是我们对腐败无能的不满。我们反对腐败、腐败和专制政府。我们认为它不是士兵，而是强盗。我们恨的是，国民党比日本还惨。
当时，经过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省人民对祖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了解不多。因为他们的期望很高，所以差距很大。行政长官制度确实有很多错误。此外，接收官员腐败，军纪差，参政待遇不公平。同时，为了维持国共内战中庞大军需的管制政策，各行各业萧条、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等问题，导致台湾省民众对祖国的态度，从期待、失望到愤怒，认为祖国是如此不堪，甚至比日本人还要恶劣。
事实上，当时台湾省人民的遭遇，与抗战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接管工作类似，只是台湾省人民在异族统治下50年，不了解当时的祖国是什么样子。因为日本的压迫，对祖国的期望特别大，反差更大。
当时，我们通过大陆的杂志，如《观察》，知道国民党的收件人不仅在台湾省，而且在其他敌占区，包括东北。他们视曾经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人民为汉奸，无论官家还是平民财产，都想尽办法接收他们。因此，人们把这些贪婪腐败的国民党受助者的行为嘲笑为“五子”。这不是台湾省的个别现象。我们认为“228”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而不是外省人压迫本省人民。只是因为官员大多是外省人，才被扭曲成了省籍的矛盾。
我认为，“二二八”之所以发生，主要与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两岸差距有关。当时台湾省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随着初步的法制建设，大陆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然会引发冲突。让我们考虑一下。国民党官员为什么要接手贪污？主要原因是中国太落后太穷，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
但是中国为什么落后贫穷？那是因为过去100年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主要是因为日本的侵略
。现在很多人在说要“转型正义”，要斗争国民党，应该要考虑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那么惨，那么腐化？那些兵看起来像土匪，是因为太穷。为什么会穷？就是因为内乱外患。所以，如果要算“二二八”的账，日本也有责任，他们不找日本，只会追究国民党。二战后，因为战败而遭到接收的地区与国家不在少数，而在台湾或是大陆其他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发生类似国民党这种“劫收大员”的行径也绝非特例。像日本战败后，美军派员接收，在政治管制上就作出与国民党军队同样的行径，甚至强奸妇女扬长而去，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为什么在日本不会爆发类似“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却是一发不可收拾？主要是两地人民的心理落差不一样：就台湾人而言，以为日本战败，就可以扬眉吐气，不需再做异国奴；反之，日本人则早有做“亡国奴”的心理准备，只能逆来顺受。
更重要的是，相较之下，大陆内地的社经、文化水平和台湾还有所差距，但美国则是远远高于日本。日本老百姓看到美军的装备、武器和服装等等都优于日本，自然对美军产生好感，甚至进一步产生自卑感，开始崇拜美国文化。同时，由于美国的经济发展优于日本，美军接收日本之后，也没有什么强取豪夺的事情发生。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东亚战略转移，不但强迫各国放弃对日本的实物补偿，还大力援助日本振兴计划，日本人普遍对美国留下好印象，自然就不会发生类似“二二八事件”。
反观台湾人，由于对国民党、国军和外省人的恶劣印象，加上人为的政治打造，进而变成省籍对立的情绪，形成今日难解的仇视中国情结。所以我认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是来自于台湾与内地接收官员、军队在文化和社经发展阶段的落差，如今被解释为外省人屠杀本省人，是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起始点，其实是经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历史记忆”。
举例来说，单单是“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还争论不休。根据二二八补偿基金会的统计，“二二八事件”的死难者不到一千人，而且当中还包括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另外，用最宽松的标准，出面领取补偿金的也只有一千六百多人。
然而在民间被打造出来的集体记忆里，“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高达数万人，甚至是数十万人。我第二次坐牢保外就医之后，在九〇年代初到美国演讲，报告了上述的数字，就被海外“台独”人是骂我没有良心，说光是高雄市就死了30万人。我就告诉他，光复初期高雄市的人口只有15万，难道是全杀光了，还到外县市拉15万人来杀？历史真相的被扭曲，可见一斑。
陈福裕：
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定性，还有另一个说法，主要是泛蓝学者的主张，他们认为“二二八事件”并不是“官逼民反”，其实是“反民逼官”，就是皇民化的台湾人，因为不要大陆来统治，利用二二八来造反，杀外省人，最后才造成国民党对他的镇压。这种“皇民造反论”，近年来随着民进党二度执政所产生的焦虑感，表现得非常高亢。
陈明忠：
首先我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台湾人，并不是同“质”的。台湾人当中，有欺负人的，也有被欺负的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台湾人分为“有财有权”、“有财无权”和“无财无权”的三种。这三种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不同，互相之间并不是和谐的，甚至有时候还是相当敌对的。也由于有这种利害关系的不同，同样是台湾人，对光复的反应就有所不同。
例如，日据时代属于“有财有权”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为贵族院“议员”的许丙、简朗山等人自然反对光复，因此他们和日本军官勾结，搞台湾“独立”。
又如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绅，本来是属于“有财无权”的人。他们为了争取分享政“权”而抗日，组织文化协会。但后来受到“无财无权”的中下层台湾人要求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压力之后，逐渐走向妥协之路，在“地方自治联盟”时期已显然变质，最后在日据时代后期则积极参与“皇民化运动”。所以这些人对光复是心存观望的，看看是否能够在光复后得到利益。
至于“无财无权”的大多数台湾人民，则因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压，因此这些人是绝对欢迎光复的。所以，整体看来，台湾人民因各属于不同的阶级，对光复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台湾光复初期，确实有一批“有财无权”的地主士绅对陈仪非常不满，但是并没有参加活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陈炘与林献堂、罗万伡、林呈禄、蔡培火及苏维梁赴南京参加受降典礼，在大陆地区见识到江浙财团及国民党官僚对当地的横征暴敛，回台之后决定要接收日产（主要是糖业公司），向全台有10甲以上的地主仕绅募资5000万元成立“大公企业公司”，规定1人10股。台糖是赚钱的公司，每个人都想投资，以我们冈山来说，很多人卖掉二层楼房参加集资。
问题是，陈仪怎么会卖呢？陈仪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他有点北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他一定要收归国有。钱是收了，两三年后钱也有还你，但还你多少？一栋楼房还你一条毛巾。“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陈炘虽曾短暂的参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因为身患疟疾而无法参加开会，但在3月11日晚上，陈仪以约见陈炘为由将他逮捕，从此以后便下落不明。
总的来说，“二二八事件”不是什么台湾人的悲情，而是台湾人民继承日据时期“抗暴、回归祖国”爱国主义传统的表现，许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据时期参加台湾共产党、农民组合、文化协会和30年代以后的赤色救援会的积极分子。皇民化分子基本上没有参加，甚至还在旁边看好戏，嘲笑统左派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热烈迎接的祖国！”
举例来说，日本战败投降，我从高雄回到台中农学院（今中兴大学）读书。当时看到很多年青人在十字路口，用风琴在教民众唱国歌（“中华民国”）、教国语。当时我很感动，觉得他们很进步。二二八的时候，我到埔里参加武装起义，看到这些人竟然都围在谢雪红身边，听谢雪红指挥。再经过两三年，五〇年代我被捕入狱，在保安司令部军事看守所我又见到他们，看到他们被枪决的最后一幕。
现在“台独”势力起来，和二二八没有直接关系，参加二二八的那些人都是日本时代反日的那些人，日本时代反日的都对祖国向往的，看到这种腐败转成绝望，才会想要把这种腐败的政府推翻，才会参加共产党。后来这些人都死了，但日本时代的三脚仔（皇民化分子），反而都没事，因为他们都没参加。他们还冷笑着，觉得你们希望的祖国就是这样。
另外，“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确实也有些地痞流氓和从南洋复员回来的高砂义勇队日本军夫借机闹事，但到底有多少人？赢的时候就说有很多人，输的时候就跑光了。例如，打台中教化会馆的时候，据说有两三千人，但是我到埔里打乌牛栏桥战役的时候，就剩下一两百人而已。
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当时留在谢雪红身边的都是共产党员，像后来跑到大陆去的、台中商业学校的何其怀，他是陈文茜的七舅公。还有武装基地第三队队长，台中师范学校的吕焕章。还有就是嘉义自治联军的那些人，张志忠是省工委会武工部部长，简吉是政委。
“二二八事件”后，很多共产党的基地都是左派那些人。光复前很多乡长镇长都是反日的，都是农民组合或是文化协会的成员，像率领民众进攻埔心机场夺取枪械弹药的芦竹乡（今路竹乡）乡长林元枝。还有后来和黄顺兴一起去大陆的陈逸松（当过第一届台北市议员）和王世坚的外公，嘉义朴子的张荣宗等等，都是日据时代赤色救援会成员。
日据时期反日的人，因为受到大家尊敬，在光复后很多都当乡长。这些人在二二八的时候参加起义，二二八之后都变成共产党的基地，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都被消灭了。
所以，所谓的“皇民造反论”是毫无根据的。日本总督后藤新平说：“台湾人贪财、怕死、爱面子”，也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不敢反抗，反而都是左派的这些人才敢反抗，只不过因为抗日的左派几乎在白色恐怖时期都被肃清，现在就轮到他们发言。很多人在参加二二八之后变成共产党，共产党被消灭之后，换三脚仔起来，当日本的代理商，成为日后党外民主运动的主流。所以整个历史的解释是错的，因为参加的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反而是和日本勾结的这些人起来，话语权被他们拿走，所以他们会说日本有多好。
陈福裕：
你的意思是说，“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是日据时代抗日、迎接祖国光复台湾的知识精英，在经过二二八对国民党的失望后，转向对红色祖国的认同而参加地下党，因此在五〇年代时被全面肃清。在台湾的爱国主义传统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之下，皇民化阶层通过与日本之间的经济往来，做他们的代理商，日后成为占台湾出口总额90%台湾的中小企业主。由于他们对国民党的接收政策和土地改革不满，变成七〇年代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主体，掌握了“二二八事件”的话语权，借以打造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
陈明忠：
民进党一直在强调二二八是“省籍冲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省籍冲突，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当时贪污腐化的不满。谢雪红也是以打倒贪官污吏为口号，只不过因为当官的都是外省人，因此有一些误会，连老师都被连累。当时透过台湾人的保护来保全外省人的也有很多，各地方都有，但是保护的都不是当官的，都是老师和其他的外省人。
近年来，台湾有皇民化思想复辟的现象，连国民党都在纪念八田与一（日据时代台湾水利工程师——观察者网注），说日本人有多好。最主要就是参加二二八的反日知识分子，后来都加入地下党，在五〇年代被肃清。反而是和日本勾结的这些人起来，话语权被他们拿走。日据时期皇民化的地主阶级，除了像上述所说的“大公企业公司”，因为跟江浙集团的利益冲突而心生不满之外。土地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光复初期，台湾拥有10甲以上土地的大地主，虽然只占全省家庭户数的2%，但却占有全省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铲除共产党在农村的支持基础，五〇年代国民政府在美援机构“农复会”的指导下，推出“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等一连串的土改政策。对于被征收的土地，是以七成的实物土地债卷和三成的四大公司股票（水泥、纸业、农林和工矿等公营事业股票）作为补偿。四大公司的股票本来票面价值是十元，实际上只值二元，这就已经被骗了。征收的地价，还以战争时期的两年半的收成来计价，还不算期间作物。可说是土地用很便宜的价钱跟你买，但四大公司的股票又以高高的价钱卖给你，引起地主阶级很大的不满。
再加上为了安置随着国民党撤退来台人员（估计有170万人），公教人员的工作都被他们拿走，造成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那些地主阶级的子弟，因为土地没了、工作也没了，后来就跑到日本和美国。所以日本的“台湾独立青年会”是在1960年成立，美国的“台独联盟”随后在1970年成立，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台湾解严后才迁盟回台和民进党合流。
留在台湾这边的，一部分人用土地换了四大公司慢慢经营，经营时会不满，就是因为国民党带了170万人来台，要安插在公营公司里，但公司不需这么多人，这样公司就会赔钱。赔钱的话，银行就借钱给他们。银行的钱只借给公营，不借给私人，民间都借不到。
另外一大部分人，刚好赶上1960年代美国调整东亚分工，日本将淘汰的劳力密集产业转移到
什么是台湾“二二八事件”？
事件保险丝
1936年2月27日上午11时许，专卖局(即案发后改名为公销局的烟酒专卖局)接到密报，称淡水走私火柴和香烟。包括傅士通在内的6名侦查员随治安大队派出的4名警察被派去调查，但在淡水只查获了5箱私烟。根据秘密报告，走私货物已被转移到幸福三月(台北市南京西路太平镇。今天，在延平北路附近)。晚上7点半，当检查人员到达现场时，走私者已经逃跑了。只有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的私烟被查获，公私烟和现金全部被没收。林江迈央求说：“如果完全没收，我就没有饭吃了。至少把垄断局做的钱和香烟还给我……”但是检查员没有理会。当时有很多围观者加入进来。
目睹这一幕的人，转而悲痛愤怒，大喊“还烟”等。当巡官看到他迅速离开时，群众跟着他走了。巡视员傅士通为了脱身而鸣枪警告，但不幸错过了正在他家楼下看热闹的陈文茜(20岁左右，第二天去世)。探长转向警察总部，愤怒的人们砸碎了卡车玻璃，把它推倒在路边。要求交出开枪的凶手。9时许，垄断局商务委常委李、商务委领导杨前往现场，表示将对调查人员进行处罚，但人民群众仍要求交出肇事者。李和杨别无选择，只能将六名调查人员送往宪兵队拘留。
2月28日上午9点，人们沿街敲锣，宣布罢工，聚集人群游行。先是去太平镇二丁木派出所破坏站内玻璃和物品，殴打派出所主管。随后冲进该镇(今重庆南路)垄断局台北分局，殴打打伤4人，打死1人，并将局内物品、财物扔到街上焚烧。12时许，群众赶到南门专卖局要求处罚，却求助于行政长官办公室。约四五百人以锣鼓为前线游行，沿街喊口号，声势浩大。士兵已经驻扎在办公室的广场前，冲突处于边缘。不久后，枪声响起，士兵向群众开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办事处警卫被枪击事件，也是局势恶化的关键。
下午2点，人们聚集在中山公园(现228纪念公园)，然后占领台湾省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第二天，台湾各地得知台北发生“二二八事件”，乱象逐渐蔓延全省，惩治凶手的诉求也上升为政治抗议。群众涌向垄断局台北分局，要求交出凶手。他们殴打警察并摧毁了分支机构，因为他们认错了查获香烟的警察。成千上万的人去行政长官办公室请愿。在广场前，几个人被办公楼的机枪火力打死打伤。台北市参议院召开紧急会议，邀请省参议院议长黄到办公室表达感受。办事处主任陈毅宣布台北实施戒严，武装宪兵巡逻全城，并向市民开枪。群众包围了垄断管理局、铁路警察局、交通局等。并与军警发生了冲突。人群变得愤怒，激怒了其他省份的人。
二二八事件扩大为全岛性的历史事件，影响各界人士，各种斗争和冲突延伸到台湾各地。从台湾省北端到南端，从东到西，乃至澎湖地区，都是不可避免的，影响既深又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台北、基隆、台中、嘉义、高雄。为了配合蒋军的登陆，要塞部队进行了密集而持续的火力工作。
3.06彭高雄大屠杀。
3.08彭ent
绥靖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点：军事扫荡和青香。清扫比预期的要快得多。除了谢在中部台中组建的“二七军”残部有所抵抗外，其他地方的战斗很少。但是，各个绥靖分区的部队在进行军事扫荡时，确实进行了报复，造成了无辜的人民伤亡，犯罪嫌疑人未经审判被当场击毙。
就当时在台部队而言，事发前，驻守台湾的整编第21师独立团和工程营，三个要塞守备旅的总兵力只有五个或251个，不足以保卫台北。3月8日以后，国民政府的军队陆续到达基隆，形势发生了变化。3月10日，陈毅发布戒严令，绥靖政策全面展开。15日，国军去缩小包围圈。“二七部队”因两条主要对外交通路线受阻，通讯不便。形势非常不利。决定派陈明钟为突袭队长，士兵们分三路在日月潭夜袭国军。此外，由守卫队长金岛带领的小分队守护着乌牛昆桥，防止被双方攻击。突袭队在日月潭附近与国军436团二营四连激战，国军伤亡颇丰。
16日，国军四、三团二、三营部分部队与守卫乌牛昆桥的金岛队激战。战斗初期，该队曾因占据土地的优势而重创国军，造成重大伤亡。队伍火力远不及国军，作战经验也不足。然而，它逐渐处于劣势，被国民军的战争所包围。金岛有必要带领一名队员突破国民军的火力封锁，冲回去。“二七部队”无法供应武器弹药，遭到两面夹击，无法与其他部门联系，无法继续支援。决定化整为零，或者去嘉义小梅参加篡夺陈土地的游击队，或者分头回家。半夜11点，玩家埋完武器后解散。
从十九日开始，陈篡夺土地，进行了持久的游击战争，并逐渐撤退到山区，带走了附近村民的所有武器弹药、粮食和牛车。陈还呼吁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人员隐藏深山，实施一年作战计划。20日，第21师派出436团第八连向附近的小梅发起进攻，激战数小时，最终使其逃跑。但直到5月16日。
湖等地进行游击战.军事镇压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各地随即展开清乡,其主要目的为:收缴散失之武器,肃清叛乱首要份子,清查户口办理切结,办理盲从附合者自首自新等.清乡原系政府为维持社会秩序,恢复治安必要的措施,但执行手段颇有可议之处.当时挨家挨户搜捕嫌犯,使得许多事件参与者走投无路,已收惩治效果.但执行行为的偏激,或罗织入罪,或藉端报复,或勒索敲诈等不一而足,实已超过维护治安,防患犯罪之必要.「清乡」使本省籍人士人人自危,其所造成的伤害使许多人在事件数十年之后仍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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