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湖南省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1967年7月至9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省零陵区道县(1995年改为永州市)发生了“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子女的大屠杀，4519人被杀害，被迫自杀。道县命案迅速蔓延至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9323人被害自杀，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伤残2146人。零陵地区尤其是道县的杀人事件震惊了全省乃至全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按照党的拨乱反正、清理源头的方针，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各县、区、乡成立“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处理领导小组”(简称“遗留小组”)，由书记亲自抓，副书记任组长。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信访组、综合组1380余个。在时间，呆了两年半之后，对整个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谋杀案逐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对遗留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简称“遗留工作”)。作为这次事件调查处理的参与者和综合写作的作者，我想记录一些20多年后在档案中很难找到的情况。可惜我当时存的一大捆材料，包括一些珍贵的材料，都被当废纸卖了。在这里，我将根据自己的记忆，对当时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历史悲剧
调查表明，零陵地区的杀人事件是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五三3360
一是错估形势，相信谣言。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总以为阶级敌人“冬天烧心永不死”，总梦想随时恢复恶劣天气，等待反击的机会，人为制造恐怖气氛。1967年8月上半月，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当时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召开了两次各区、各社区“抓促进小组”领导会议。主要领导列举了会上反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比如“四类分子”必须先杀正式党员，再杀预备党员”，“必须归还土地改革中贫农、中农得到的住房土地和土地。”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中，各区社区不同程度地扩大了敌情，渲染了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两个公社以“阶级敌人的报复和谋杀”为由杀害了四个人(不真实)。
二是法制遭到严重践踏。当时党政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猖獗，极端“左”的思潮盛行，根本没有宪法和法律。当有的干部群众提出“杀人是事关人命的大事，必须依法办事”时，有的领导干部回答了：“不要事先请示，不要事后报告，贫农是高级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道县甘子园公社公然悬挂“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的牌子。
第三，杀害“四种分子”被视为一种革命行动。从杀人的动机和出发点来看，整个地区的杀人事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杀“四类分子”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保卫毛主席打下的红色国家，这是当时最时髦、最响亮、最具革命性的口号。
四是派系斗争造成的。当时，“红色革命造反派”
第五，领导没有制止或者没有制止。在驻湘左翼部队第47军明令禁止杀戮之前，道县主要领导没有说任何要停止杀戮的话，也没有采取措施停止杀戮。
1967年8月21日，零陵军分区一名副司令员和6952军一名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问题时，发表了三次讲话，但没有明确提出停止杀人。回到军分区后，他们用《社情电报》向47军报告了调查情况。8月26日，第四十七军致电中央文革小组转发《社情电报》《关于零陵军分区刀县杀人案》时指出，3360“我们认为，作恶多端，狂妄自大，企图改变天气的人，是可以依法惩处的，此外，‘四类分子’不能乱杀，他们的子女也不能算‘四类分子’，必须团结起来，按政策教育。”47军《电报》在各县传达后，很多地方把《电报》精神理解为“打死淘气捣乱的‘四类分子’”。从各县的杀人情况来看，杀人的时间集中在当年9月(道县除外)，也就是说47军发来的电报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制止杀人的作用。8月29日，47军6950人进入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戮，9月中旬基本停止，10月底其他各县杀戮陆续结束。零陵县的零星杀戮一直持续到次年7月。1968年7月至9月，东安县用酷刑追查所谓“反共救世军”，422人被杀，被迫自杀。
善后工作
1980年12月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来到零陵视察工作。当地党委书记邓友志报告说，零陵“文化大革命”中的杀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胡耀邦同志说：“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月、九月在3360,全国许多省份都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是康生和谢富治创造的。已经13年了。不要把这样的事情保密。只是处理一下，让它慢慢平静下来。处理没处理的，主要是安排受害者。”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家属上访要求平反。地委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杀人问题涉及面广，涉及人员多，情况复杂，时间久了。按照党中央关于团结向前、着眼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解决问题不能搞砸。按照地委的指导思想和“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及道县有关领导的要求，我写了这个草案
了《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意见》，经省委批复，形成省委[1985]12号文件。湖南其他地市“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发生杀人问题，省委批转这个《意见》，要求各地市贯彻执行。根据省委12号文件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安置遗属。首先，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发给遗属“平反通知书”，从政治上为“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平反。其次，经济上给予补偿。以县为单位，统一标准，发给遗属抚恤金;被查抄的财物，坚持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根据中央办公厅[1984]24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被迫外逃人员，以乡政府名义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发给安家费，按规定划给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无房住的补给建房费，所劳动工分未参加分配的按当时分配额补偿;因杀人遗留的孤老孤残人员，由民政部门每月定期发给生活费;生活特别困难的，发给困难补助费。
第二，处理责任人。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按《刑法》有关规定，属故意杀人，应判重刑。对于这一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如果处理过多过严，势必产生不安全因素;如果处理太少太轻，一方面遗属反映强烈，另一方面与当时全党整党关于对在“文革”中动手打人的党员给予必要的处分的规定，发生矛盾，也就是说，打了人，给处分，杀了人，可以不给处分，这同样会产生不安定因素。为此，经过认真研究，在对杀人责任人处理问题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组织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
按照上述原则和规定，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201人，其中判无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13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6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160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340多人，撤销职务420多人。从处理的情况看，至今没有发现错案，证明这次处理符合省委12号文件的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三，愈合伤痕。在“处遗”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的工作愈合伤痕。当时，一些群众和责任人对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做法不理解，想不通，说“杀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么做是‘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个别的甚至说悔不该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斩尽杀绝。而一些遗属要求开追悼会，给死者披麻戴孝，重新垒坟立碑，提出多抓重判，甚至杀人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认为，能否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事关“处遗”工作的成败。
对责任人，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主动认罪认错，取得遗属和群众的谅解，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对遗属，首先对“文革”给他们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导他们把账记在“四人帮”身上，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鼓励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和衷共济搞四化。我们还召开遗属和责任人一起参加的大会，双方代表典型发言，谈认识，挖根源，表态度，进一步拉近他们的距离。
艰辛信访
我深深感到，零陵地区“文革”杀人就像撕裂的一道伤口，很难在短时间内愈合。尽管我们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开展“一帮一”和“交朋友”活动，一些遗属的心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他们不断上书上访。省委12号文件传达贯彻后，一些遗属对其中“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意见很大，说“什么粗，什么宽，什么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正在这时，道县有个遗属得到一本上海杂志，里面刊登了一篇关于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疯狂的七月》，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往伤口撒盐，他们的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奔走相告，互相串联，赴省赴京上访，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1985年9月中旬，道县102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先去国办信访局，然后去中办信访局，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接着要进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清晨，“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
10月上旬，道县84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聚集在胡耀邦总书记住地附近的街道上，堵塞交通四个多小时，中办信访局和国办信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耀邦同志刚刚几天前搬家，连他们也不知耀邦同志的新住址。我们从遗属口中得知，道县有300多人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给遗属透露耀邦同志的住址，同情和支持遗属上访。
10月中旬，我们发现一些遗属搞串联，准备再次集体赴京上访，我们在抓紧做稳定工作的同时，向省委办公厅报告了这一动向。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极其重视，连续两次打电话给地委书记唐盛世同志，要求迅速做好工作，把遗属稳定在当地。当晚，唐盛世书记在道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所有地委副书记和道县县区乡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钟，接着连夜回到各自岗位，做劝说工作。上午11时召开碰头会，发现好些人眼睛布满血丝，有的没有吃早餐，有个工作组的干部因长时间精神紧张和工作劳累，昏倒在路上。通过工作，遗属较好地稳定下来。
1985年10月中下旬的一天，省委书记毛致用在省委常委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当我们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同志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那个×××，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当汇报全区安置遗属的任务很大，还需要必要的经费时，他当即表示增拨200万元。此后，随着进一步的工作，全区特别是道县的遗属逐步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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