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28事件70周年。特此发此答复，以悼念在二二八事变中牺牲的外省无辜民众、中共党员和台湾省左翼民主人士。
像这样的事件必须分开来看，就好像它们是新疆三个地区的革命。
事实上，中共对228的定性现在相对准确――毕竟这也是中共在台湾省最具影响力、唯一的一次政治运动(中共在台湾省的影响力在近期以“吴石案”为代表的白色恐怖中已基本褪去)，所以由此产生的“23军”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在东北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具有相同性质。
但大陆忽视的一个方面是228事件中的民族冲突，当时帝国人民派来的台湾省部分人以民族冲突的名义大肆杀害外省无辜百姓。所以，在这个层面上，2月28日其实是有些恶化的。此外，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省形成的追求区域自治的历史传统，使得大陆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实际上有些笼统。
在我看来，这场政治运动是台湾省人民反对独裁、寻求民主的运动。前期台湾省人自发形成声势，后期以中共台湾省工委和部分台湾省左翼民主人士为领袖。
这是观察者网对“228”事件参与者陈明钟先生的采访。
分界线。
作为“二二八事件”的目击者之一，陈明钟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是台湾省最后一个被处决的犯人。21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扼杀他对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向往，反而坚定了他在艰苦奋斗中的信念和追求。正如陈明钟自己所说：“乱世之人不如太平时代之狗，但我生错了时代，没有走错路。”这大概是他一生坚持的最好注解。
今天是经历了70年历史巨变的“二二八事变”七十周年。“二二八事件”也被用作各种解释。辩论中非但没有和解，历史反而变得越来越对立，让后人无法判断70年前台湾省街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二二八事变”七十周年前夕，观察者网特别委托夏超联邦前总统陈福裕与陈明钟先生谈话，从省族冲突、反国民党统治、“台独建国”和“帝国主义人民造反论”等角度还原“二二八事变”的真实面目。在澄清历史的同时，也帮助我们对台湾省的现状有了更深的了解。
陈福玉：
“228事件”已经发生了70年，历史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通过和档案的解密而大白于天下。相反，由于蓝绿斗争的加剧，特别是两次政党轮替，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解读，并且纠缠不清。它是历史的反映，对事件的一切解读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受到个人视野、立场、党派的限制。
解禁30年来，2月28日的信息和讨论虽然没有禁忌，但仍存在诸多“政治误区”，亟待澄清。总的来说，绿营的支持者倾向于认为“二二八”是国民党的“省内矛盾”，是“政府强迫人民反对”，是国民党的“外国政权对本省精英的蓄意屠杀”。因此，“二二八”被定性为“台独建国运动”的开端。而蓝营群众则处于另一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鼓吹“皇民叛乱论”，认为228事件是日本殖民统治下丧失祖国意识的帝国主义阶级和地痞，与美国、台湾省勾结，借查办、查禁私烟的偶然冲突，借机造反，以达到“独立”或“托管”的目的
总的来说，“228”事件的起因是“政府强迫人民反对”，但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对当时负责接待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无能和普遍的民族优越感感到不满。他们以为八年抗战才能解放台湾省，所以有优越感，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但他没有强迫你！主要是我们对腐败无能的不满。我们反对腐败、腐败和专制政府。我们认为它不是士兵，而是强盗。我们恨的是，国民党比日本还惨。
当时，经过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省人民对祖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了解不多。因为他们的期望很高，所以差距很大。行政长官制度确实有很多错误。此外，接收官员腐败，军纪差，对台湾省人民不公平。与此同时，为了在国共内战中维持巨额军需的管制政策，各行各业的萧条、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等问题，造成了国人对祖国的态度，从期待到失望再到愤怒，认为祖国是如此不堪，甚至比日本人还要恶劣。
事实上，当时台湾省人民的遭遇，与抗战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接管工作大同小异，只是台湾省人民在异族统治下50年，不了解当时的祖国是什么样子。由于日本的压迫，对祖国的期望特别大，反差更大。
当时，我们通过大陆的杂志，如《观察》，知道国民党的收件人不仅对台湾省如此，对包括东北在内的沦陷区的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视曾经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人民为汉奸，无论官家还是平民财产，都想尽办法接收他们。因此，人们把这些贪婪腐败的国民党受助者的行为嘲笑为“五子”。这不是台湾省的个别现象。我们认为“228”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而不是外省人压迫本省人民。只是因为官员大多是外省人，才被扭曲成外省矛盾。
我认为，“二二八”之所以发生，主要与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两岸差距有关。当时台湾省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随着初步的法制建设，大陆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必然会引发冲突。让我们考虑一下。国民党官员为什么要接手贪污？主要原因是中国太落后太穷了，什么都看得到。
但是中国为什么落后贫穷？正是因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外敌入侵，主要是因为日本的侵略。
。现在很多人在说要“转型正义”，要斗争国民党，应该要考虑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那么惨，那么腐化？那些兵看起来像土匪，是因为太穷。为什么会穷？就是因为内乱外患。所以，如果要算“二二八”的账，日本也有责任，他们不找日本，只会追究国民党。二战后，因为战败而遭到接收的地区与国家不在少数，而在台湾或是大陆其他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发生类似国民党这种“劫收大员”的行径也绝非特例。像日本战败后，美军派员接收，在政治管制上就作出与国民党军队同样的行径，甚至强奸妇女扬长而去，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为什么在日本不会爆发类似“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却是一发不可收拾？主要是两地人民的心理落差不一样：就台湾人而言，以为日本战败，就可以扬眉吐气，不需再做异国奴；反之，日本人则早有做“亡国奴”的心理准备，只能逆来顺受。
更重要的是，相较之下，大陆内地的社经、文化水平和台湾还有所差距，但美国则是远远高于日本。日本老百姓看到美军的装备、武器和服装等等都优于日本，自然对美军产生好感，甚至进一步产生自卑感，开始崇拜美国文化。同时，由于美国的经济发展优于日本，美军接收日本之后，也没有什么强取豪夺的事情发生。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东亚战略转移，不但强迫各国放弃对日本的实物补偿，还大力援助日本振兴计划，日本人普遍对美国留下好印象，自然就不会发生类似“二二八事件”。
反观台湾人，由于对国民党、国军和外省人的恶劣印象，加上人为的政治打造，进而变成省籍对立的情绪，形成今日难解的仇视中国情结。所以我认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是来自于台湾与内地接收官员、军队在文化和社经发展阶段的落差，如今被解释为外省人屠杀本省人，是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起始点，其实是经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历史记忆”。
举例来说，单单是“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还争论不休。根据二二八补偿基金会的统计，“二二八事件”的死难者不到一千人，而且当中还包括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另外，用最宽松的标准，出面领取补偿金的也只有一千六百多人。
然而在民间被打造出来的集体记忆里，“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高达数万人，甚至是数十万人。我第二次坐牢保外就医之后，在九〇年代初到美国演讲，报告了上述的数字，就被海外“台独”人是骂我没有良心，说光是高雄市就死了30万人。我就告诉他，光复初期高雄市的人口只有15万，难道是全杀光了，还到外县市拉15万人来杀？历史真相的被扭曲，可见一斑。
陈福裕：
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定性，还有另一个说法，主要是泛蓝学者的主张，他们认为“二二八事件”并不是“官逼民反”，其实是“反民逼官”，就是皇民化的台湾人，因为不要大陆来统治，利用二二八来造反，杀外省人，最后才造成国民党对他的镇压。这种“皇民造反论”，近年来随着民进党二度执政所产生的焦虑感，表现得非常高亢。
陈明忠：
首先我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台湾人，并不是同“质”的。台湾人当中，有欺负人的，也有被欺负的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台湾人分为“有财有权”、“有财无权”和“无财无权”的三种。这三种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不同，互相之间并不是和谐的，甚至有时候还是相当敌对的。也由于有这种利害关系的不同，同样是台湾人，对光复的反应就有所不同。
例如，日据时代属于“有财有权”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为贵族院“议员”的许丙、简朗山等人自然反对光复，因此他们和日本军官勾结，搞台湾“独立”。
又如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绅，本来是属于“有财无权”的人。他们为了争取分享政“权”而抗日，组织文化协会。但后来受到“无财无权”的中下层台湾人要求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压力之后，逐渐走向妥协之路，在“地方自治联盟”时期已显然变质，最后在日据时代后期则积极参与“皇民化运动”。所以这些人对光复是心存观望的，看看是否能够在光复后得到利益。
至于“无财无权”的大多数台湾人民，则因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压，因此这些人是绝对欢迎光复的。所以，整体看来，台湾人民因各属于不同的阶级，对光复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台湾光复初期，确实有一批“有财无权”的地主士绅对陈仪非常不满，但是并没有参加活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陈炘与林献堂、罗万伡、林呈禄、蔡培火及苏维梁赴南京参加受降典礼，在大陆地区见识到江浙财团及国民党官僚对当地的横征暴敛，回台之后决定要接收日产（主要是糖业公司），向全台有10甲以上的地主仕绅募资5000万元成立“大公企业公司”，规定1人10股。台糖是赚钱的公司，每个人都想投资，以我们冈山来说，很多人卖掉二层楼房参加集资。
问题是，陈仪怎么会卖呢？陈仪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他有点北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他一定要收归国有。钱是收了，两三年后钱也有还你，但还你多少？一栋楼房还你一条毛巾。“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陈炘虽曾短暂的参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因为身患疟疾而无法参加开会，但在3月11日晚上，陈仪以约见陈炘为由将他逮捕，从此以后便下落不明。
总的来说，“二二八事件”不是什么台湾人的悲情，而是台湾人民继承日据时期“抗暴、回归祖国”爱国主义传统的表现，许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据时期参加台湾共产党、农民组合、文化协会和30年代以后的赤色救援会的积极分子。皇民化分子基本上没有参加，甚至还在旁边看好戏，嘲笑统左派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热烈迎接的祖国！”
举例来说，日本战败投降，我从高雄回到台中农学院（今中兴大学）读书。当时看到很多年青人在十字路口，用风琴在教民众唱国歌（“中华民国”）、教国语。当时我很感动，觉得他们很进步。二二八的时候，我到埔里参加武装起义，看到这些人竟然都围在谢雪红身边，听谢雪红指挥。再经过两三年，五〇年代我被捕入狱，在保安司令部军事看守所我又见到他们，看到他们被枪决的最后一幕。
现在“台独”势力起来，和二二八没有直接关系，参加二二八的那些人都是日本时代反日的那些人，日本时代反日的都对祖国向往的，看到这种腐败转成绝望，才会想要把这种腐败的政府推翻，才会参加共产党。后来这些人都死了，但日本时代的三脚仔（皇民化分子），反而都没事，因为他们都没参加。他们还冷笑着，觉得你们希望的祖国就是这样。
另外，“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确实也有些地痞流氓和从南洋复员回来的高砂义勇队日本军夫借机闹事，但到底有多少人？赢的时候就说有很多人，输的时候就跑光了。例如，打台中教化会馆的时候，据说有两三千人，但是我到埔里打乌牛栏桥战役的时候，就剩下一两百人而已。
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当时留在谢雪红身边的都是共产党员，像后来跑到大陆去的、台中商业学校的何其怀，他是陈文茜的七舅公。还有武装基地第三队队长，台中师范学校的吕焕章。还有就是嘉义自治联军的那些人，张志忠是省工委会武工部部长，简吉是政委。
“二二八事件”后，很多共产党的基地都是左派那些人。光复前很多乡长镇长都是反日的，都是农民组合或是文化协会的成员，像率领民众进攻埔心机场夺取枪械弹药的芦竹乡（今路竹乡）乡长林元枝。还有后来和黄顺兴一起去大陆的陈逸松（当过第一届台北市议员）和王世坚的外公，嘉义朴子的张荣宗等等，都是日据时代赤色救援会成员。
日据时期反日的人，因为受到大家尊敬，在光复后很多都当乡长。这些人在二二八的时候参加起义，二二八之后都变成共产党的基地，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都被消灭了。
所以，所谓的“皇民造反论”是毫无根据的。日本总督后藤新平说：“台湾人贪财、怕死、爱面子”，也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不敢反抗，反而都是左派的这些人才敢反抗，只不过因为抗日的左派几乎在白色恐怖时期都被肃清，现在就轮到他们发言。很多人在参加二二八之后变成共产党，共产党被消灭之后，换三脚仔起来，当日本的代理商，成为日后党外民主运动的主流。所以整个历史的解释是错的，因为参加的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反而是和日本勾结的这些人起来，话语权被他们拿走，所以他们会说日本有多好。
陈福裕：
你的意思是说，“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是日据时代抗日、迎接祖国光复台湾的知识精英，在经过二二八对国民党的失望后，转向对红色祖国的认同而参加地下党，因此在五〇年代时被全面肃清。在台湾的爱国主义传统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之下，皇民化阶层通过与日本之间的经济往来，做他们的代理商，日后成为占台湾出口总额90%台湾的中小企业主。由于他们对国民党的接收政策和土地改革不满，变成七〇年代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主体，掌握了“二二八事件”的话语权，借以打造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
陈明忠：
民进党一直在强调二二八是“省籍冲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省籍冲突，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当时贪污腐化的不满。谢雪红也是以打倒贪官污吏为口号，只不过因为当官的都是外省人，因此有一些误会，连老师都被连累。当时透过台湾人的保护来保全外省人的也有很多，各地方都有，但是保护的都不是当官的，都是老师和其他的外省人。
近年来，台湾有皇民化思想复辟的现象，连国民党都在纪念八田与一（日据时代台湾水利工程师——观察者网注），说日本人有多好。最主要就是参加二二八的反日知识分子，后来都加入地下党，在五〇年代被肃清。反而是和日本勾结的这些人起来，话语权被他们拿走。日据时期皇民化的地主阶级，除了像上述所说的“大公企业公司”，因为跟江浙集团的利益冲突而心生不满之外。土地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光复初期，台湾拥有10甲以上土地的大地主，虽然只占全省家庭户数的2%，但却占有全省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铲除共产党在农村的支持基础，五〇年代国民政府在美援机构“农复会”的指导下，推出“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等一连串的土改政策。对于被征收的土地，是以七成的实物土地债卷和三成的四大公司股票（水泥、纸业、农林和工矿等公营事业股票）作为补偿。四大公司的股票本来票面价值是十元，实际上只值二元，这就已经被骗了。征收的地价，还以战争时期的两年半的收成来计价，还不算期间作物。可说是土地用很便宜的价钱跟你买，但四大公司的股票又以高高的价钱卖给你，引起地主阶级很大的不满。
再加上为了安置随着国民党撤退来台人员（估计有170万人），公教人员的工作都被他们拿走，造成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那些地主阶级的子弟，因为土地没了、工作也没了，后来就跑到日本和美国。所以日本的“台湾独立青年会”是在1960年成立，美国的“台独联盟”随后在1970年成立，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台湾解严后才迁盟回台和民进党合流。
留在台湾这边的，一部分人用土地换了四大公司慢慢经营，经营时会不满，就是因为国民党带了170万人来台，要安插在公营公司里，但公司不需这么多人，这样公司就会赔钱。赔钱的话，银行就借钱给他们。银行的钱只借给公营，不借给私人，民间都借不到。
另外一大部分人，刚好赶上1960年代美国调整东亚分工，日本将淘汰的劳力密集产业转移到
二二八事件女主角 豆瓣
核心内容：
1947年2月27日下午，卖私烟的穷女人林江麦在台北街头。所有的香烟和钱都被缉私人员没收，她的大脑被枪托伤了。缉私人员被大气包围，缉私人员在混乱中开枪打死了一群人。市民们随后包围了公安局，要求严惩凶手。这是一起震惊一时的血腥反走私案。国民政府非常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向台湾省渗透，于是对台湾省实施高压统治，使得“二二八”事变影响台湾省数十年，台湾省人民的祖国梦破灭。因此，二二八事件成为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随后陈毅于当年被免职，1950年6月因与中共联络，被蒋介石下令在台北枪决。
凤凰卫视12月19日《腾飞中国》，以下是书面记录：
贺：1947年，国民党统治的台湾省爆发了“二二八事变”。在这段血腥的历史中，外省人遭到当地人的袭击，大量台湾省平民被军队射杀，士绅和文化人物被军警乱捕乱杀。自此，2281一词成为唤起台湾省社会悲剧经验的象征。
在此之前，台湾省已经像一个火药桶。台湾仅复苏一年，价格就涨了100倍。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不好，军队纪律差，通货膨胀和失业等问题严重。不当的控制政策加剧了问题。台湾省说中央要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难受。
1947年2月27日下午，卖私烟的穷女人林江麦在台北街头。所有的香烟和钱都被缉私人员没收，她的大脑被枪托伤了。缉私人员被大气包围，缉私人员在混乱中开枪打死了一群人。市民们随后包围了公安局，要求严惩凶手。这是一起震惊一时的血腥反走私案。
2月28日，数千人聚集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门口示威请愿，办公室警卫毫无征兆地向市民开枪，使情况急剧恶化。台湾省本地人拿大陆人出气，杀外国人报仇。台湾省行政长官、警备司令陈毅立即宣布实施戒严。
陈毅：我宣布戒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你绝不能听信奸诈之人的谣言。你不想被守法的人伤害。你一定要放心。
何亮亮：陈毅派出武警扫荡台北市中心，在街头大规模开枪杀人，引发台湾省反政府风暴。
二月二十八日事变爆发，台中三军中以各地抵抗力量最为著名，台共领导人谢号召推翻国民政府，直接受中共华东局指挥。
3月8日，蒋介石派兵镇压并血洗基隆、台北等地。根据调查，死亡人数为3000人，但民进党当局的说辞从3万到10万不等。
人民武装斗争很快失败了，谢和逃到了大陆。在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时，谢成为台湾同盟第一任主席。
国民政府非常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向台湾省渗透，于是对台湾省实施高压统治，使得“二二八”事变影响台湾省数十年，台湾省人民的祖国梦破灭。因此，二二八事件成为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后来陈毅在那一年被撤职，1950年6月因与中国联络，被蒋介石下令在台北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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