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评价中国几大银行的改革成果以及中国银行业是否存在垄断？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详细阐述了如何评价中国几大银行的改革成果，中国银行业是否存在垄断，中国银行业是否属于“暴利”行业，银行与实体经济是否对应甚至对立。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十点。干货太多了。请收藏起来慢慢看。
1.几家大银行溢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价格高于净资产。
2.作为国有资本控股的上市银行，所有股东的机会完全平等，不可能只有一个股东受益于股权增值。
3.五大行股权结构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和渠道。然而，从全球情况来看，股权结构与行业集中度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很小，私有化制度下那些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明显高于中国。
4.从实际来看，银行近年来的利润增长主要来自银行总资产的快速扩张、资产质量的相对稳定、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善以及经营成本的严格控制。
5.为了应付考核，片面追求所谓中间业务的发展业绩，是一些银行不正确管理指导思想的表现。
6.如果中国银行，尤其是大银行，能够实现盈利能力的持续增长，是一件好事，也是对国家、对股东、对公众的一种责任。为此受到指责是不公平的。
7.目前，中国银行在服务定价方面的自主权不高。与国际大银行相比，中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
8.有专家学者认为，金融业和银行业属于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种观点相当偏颇。理论上不完全成立，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9.用同样的资本可以发放的贷款越多，银行的利润可能增加的就越多。因此，认为银行主观上不愿意贷款给小微企业是不够的。
10.对银行必须实行严格的资本管理，坚决抑制银行信贷规模和总资产的无限扩张；对于实体经济，必须努力降低其负债率。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才能真正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这些年来，似乎有很多关于中国银行业的评论甚至指责。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国外、国内、媒体和一些专家学者。笔者认为，在社会经济转型阶段，银行作为一个经营管理溢出性特别强的行业，受到人们的特殊关注是正常的。在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银行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落后于各方的预期和要求，自然引发各种批评。但也要指出，有些问题和批评要更现实，相关意见要有更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撑，不要转嫁和想当然。质疑和批评要冷静、合理、冷静；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要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简而言之，它不应该带有既定的偏见。
在这里，笔者试着就大家关心的几个与中国银行业有关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如何评价国内几大银行的改革成果？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明确的，但似乎有些人一直持怀疑态度。其实没有必要再往前追溯，只要看看十年前后的变化，事情就会水落石出。在时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工、农、中、建、通五大行的不良率从20%-30%下降到1%-2%，平均资本充足率从7.95%上升到13%以上，年利润总额从2002年的1085亿上升到2013年的7851亿。然而，有些人认为这些不足以解释问题。他们质疑国有银行在重组和上市之初是否被廉价出售。到目前为止，这些银行在重组过程中剥离不良贷款的成本(其实更准确的说，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大量工商企业卸下历史包袱再进行重组所要付出的成本)能否覆盖？国有银行改革能否提高管理水平，改变治理机制？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认真回答。
交通银行于2004年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于2005年和2007年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国银行于2004年进行股份制改革，分别于2006年6月和7月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国建设银行于2004年改制为股份制银行，并于2005年和2007年在香港和上海上市。工行于2005年完成金融重组和股份制改革，2006年引入战略投资者。当年10月，工行成为第一家沪港同时上市的银行，同股同价。中国农业银行于2009年重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0年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上市。以此为标志，中国五大银行都完成了从国有独资银行到境内外上市的公有银行的历史性转变。没什么问题。现在，在谈论这些“故事”的时候，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多辛苦，有多艰难，甚至经常会有一些不屑，认为从国有独资银行到国有控股上市银行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这真是一种不了解情况的偏颇观点。
例如，在这五大银行上市前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国内外律师事务所、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进行了广泛的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只有工行的合法尽职调查材料达80多吨，作为重要档案保存在工行庞大的资料室。这种符合国际标准的尽职调查和评估工作，不仅摸清了家族背景，也促进了我国大型银行产权的明晰。更重要的是，为改制后明确管理职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工商银行在全国各地数万个营业场所的房屋和土地，不仅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单独设立时从其手中接管的，而且是由国家划拨的
有出价购买了部分使用权的，更有借用的，总之权属大多不够明确，手续不够完备。通过改制上市前的财务重组，97%以上的房屋、土地办妥了权属证明。仅这项具体事务的工作之复杂、难度之大就远非人们所能想象。当然，更值得回顾的是，在当时由于不少投资者对中国的国有银行改制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此能否在改制前期引入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战略投资者，继而能够在上市时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便是对改革方案的设计是否正确，操作是否成功的重大考验。各家银行在这方面都竭尽全力开展了有关工作。就拿工商银行来说，我们在境内外广泛接触了各类投资者，努力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宣传我国银行的投资价值，以争取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后来有人说几大银行上市是不是让国外投资者赚了大钱？为什么好处不留给国内投资者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完全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首先当时国内的A股市场很难完全容下体量如此之大的几大银行，需要通过适当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在境内外市场一起上市才能完成这几大银行的改制。实际上几家银行上市前引入的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仅有十几个百分点，最低的只是个位数，其余国外投资均为上市时报价购买进入的。应该看到这些国际战略投资者进入的股权比例虽不高，但在当时对上市公开发行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增信”作用。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几大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都是溢价的，价格都是高于净资产的，平均PB值（市净率，简单地说即股价与净资产价值之比）超过1.19倍，例如工行就达到了1.22倍。而目前几大银行的PB值均跌破了1。因此所谓引入战投时定价是否合理的问题似乎已经无需更多讨论了。当时在上市过程中我们也十分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国内机构投资者，但谈何容易，资本市场上不能强买强卖啊。当时有关部门规定H股与A股必须同股同价发行，为了更多地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铺垫性准备工作，并在国内、国外进行了广泛的路演。经过在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奔走，以及在全球几大洲的路演下来，最终获得了超额认购几十倍的结果。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国内投资者能够更踊跃、更积极一些，我们的定价将会更理想。
当然，最终总体发行是成功的，工行、农行都创下了全球IPO融资额的历史记录。后来，几大银行的市值随着银行盈利能力的增长先后都曾有过不小的上升，有的国外投资者抓住机遇进行了转让套现操作。于是有人质疑境外投资者发了财，国有资产流失了。殊不知作为国有资本控股的上市银行，各方股东的机会是完全均等的，不可能只有其中某一方股东的股权增值获益。就拿国有股东来说，五大银行上市以来，净资产增加了亿元，约增加了3.6倍，国有股权获利超过亿元，其中现金分红约亿元（股改上市前由于微利乃至亏损，国家并未从银行获得多少利润回报）。改制上市以来，与2003年相比五大银行的应税能力提升了4.5倍以上。仅从这几个方面测算，五大银行的改制成本（剥离多亿不良贷款，加上冲销原有部分国有资本和外汇注资折合5000亿人民币，等等）已经覆盖。如果加上华融、信达、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几大银行改制过程中剥离的不良资产的回收结果来说，改制成本则更是已消化完毕。
至于几大银行上市后管理水平究竟有无提高，可以从多方面来予以说明。其中最为显著的进步就是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得以完善，建立健全了各类风险的识别、计量、预警以及监测的技术模型和操作方法。近年来，经过监管部门长达5年的持续跟踪、评估和验收以及国际机构的检查，目前已经批准我国几大银行正式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这标志着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统一标准，我国主要银行风险管理的框架、原则、技术以及IT系统建设等各方面已与国际规范接轨。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还有不少人很关心这些银行上市后，董事会、监事会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是不是“徒有其表”，“形同虚设”。大型上市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情况到底如何？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是否真的在各司其职？建议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听听香港联交所、证监会和大陆银监会、证监会及其上交所对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内控情况以及信息披露情况的评价，相信一定会有助于大家了解真实情况。人们应该承认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治理模式方面我们确实已经迈开了实质性的步子。同时也建议大家可以听听这些银行的董事们，尤其是境外独立董事的意见，他们中不少人曾任过全球性著名银行的高管或国外银行监管机构的高级职务。他们的看法也会有助于大家更全面地了解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后的经营管理状况和法人治理情况。
总之，笔者的观点是，事实已经证明我国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前，抓住难得的窗口时机，果断推动几大国有银行改革，其决策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没有这一改革打下的坚实基础，没有几大银行经营状况的根本改善，那就很难想象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能有如此大的回旋余地，宏观调控能有如此大的操作空间。
二、我国银行业究竟存在不存在垄断？
所谓垄断（无论是卖方垄断还是买方垄断），通常表现为一个或几个大企业凭借自己的优势，不断排挤或吞并其它中小型企业，并进而取得市场上不合理的定价权。形成垄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源垄断或政府干预而带来了市场的进入障碍。那么，据此来看，关于中国银行业存在垄断现象的说法是否有道理？
首先，不得不说清楚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银行都是特许经营的行业，开办银行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都必须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在一些人奉为自由市场经济圭臬的美国，开设银行的审批手续并不比中国简单。因此，不可以说因为无法随意办银行，办银行必须经过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就是国家垄断银行业的表现。
其次，可以再进一步看看中国银行业目前的资本结构，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中非国有资本的占比超过了20%，民间资本在全国性的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占比约为41%，在14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占比约为54%，在农村金融机构（337家农商行，147家农村合作银行，1927家农信社）中民营资本占比超过了90%。因此，简单地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银行业仍然还是由国有垄断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相信会有人进一步问，既然如此，那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呢？其实这并不矛盾。应该承认,过去中国法规上虽未禁止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但对这一点一直不够明确。除民生银行等少数实例外，其余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主要是陆续通过改制、参股形成的，直接发起设立的不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从顶层政策上进一步明晰这个问题，彰显了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决心。对于一个应该属于开放性的银行业来说，中国民工商银行澄清营资本在其中的占比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国有股份的占比也还有下降的余地，这不会影响到国家对银行业的管理。因而虽然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已不能说是由国有资本垄断的，但对其实行更为开放的市场准入制度，为符合条件的各类投资主体提供更公平的投资机会既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又会问，虽然从股本结构来看，不能说中国的银行业完全是国有垄断的，但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规模是如此之大，认定中国银行业存在大行垄断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吧？我们不妨再来作一点分析。
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大银行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往往是考察其银行业集中度，其中最主要的指标是资产CR5（），即一国前五大银行（TOP5）的总资产占该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经济体量排名居前的十个发达国家，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4个“金砖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资产CR5）与中国作一些对照和比较。笔者发现，尽管由于统计口径存在一些差异，依据不同方法得出的数据存在一些高低误差，但经过对近年来各国有关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方向是一致的。在这14个国家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余各国前五大商业银行的资产占该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都高于50%，尤其是十个发达国家银行业CR5的比例相当高，最高的澳大利亚、荷兰超过了90%，德国、加拿大超过了80%，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超过了70%，美国、日本也在50%到60%之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基本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而明显提升的。看来事情并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只要银行市场进一步开放了，中小银行将纷纷涌现，大银行的竞争优势将逐步削弱，它们的市场占比必然会随之下降。
此外，更值得研究的是，在这些国家，银行业集中度的高低似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水平存在着一定正相关性。例如,银行业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银行业体系就表现得相对更稳健一些。在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储蓄信贷机构危机爆发之前，银行业CR5一直低于15%，在那场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的CR5快速上升。而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后，美国的CR5更是从2007年的44%，上升到了2010年的48%,2012年的61%，2013年的63.2%。我们曾与美国一些著名的银行家以及监管官员交换过意见，他们似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这一现象还会继续下去，美国银行的数量将会继续减少，银行业集中度还会进一步提高。这些情况，尤其是每轮危机后银行业集中度就相应提升的趋势究竟说明了什么？这与人们现在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要警惕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理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在逻辑？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进行研究和分析。简单的人云亦云并不有助于真正揭示经济金融生活的内在规律。
在“金砖国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的银行业集中度近些年来也一直在持续上升。如巴西银行业CR5从1990年的50%提高到了目前的70%，南非从1990年的77%提高到了目前的90%以上，俄罗斯从1995年的39%提高到了目前的50%以上。惟有印度银行业集中度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44%下降到目前的40%，但印度一家大银行的占比（CR1）相比其他国家要高。
如果把这些年来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趋势与中国的现象作一下比较，不难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走向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是相反的，中国的CR5这些年来是快速下降的。从1998年至2013年三季度，中国五大银行的资产占比从63%急剧下降到了44%，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且目前这一势头仍在增强。姑且不去讨论这一与全球市场走向不一致的现象究竟是对是错，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究竟是正面因素为多还是消极作用为多，但起码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那种认为中国银行业存在着大银行垄断的判断并没有多少道理。那种认为由于大银行市场占比高了就必然会影响金融市场活力的说法也不符合全球市场的实际。
至于说到中国大银行的股本结构中，国有股权占比是否过高了，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五大国有控股银行目前已全部是在境内外上市的公众公司。笔者认为，五大银行股权结构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和渠道都是存在的。但从全球各国情况来看，股权结构与行业集中度关联似乎不大，实际情况已经清楚表明，在
工行澄清被央行约谈停贷传闻
由于1月初和1月中旬的放贷激烈，许多银行不得不在月底降低新贷款规模，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止放贷。
工行：不面试，不暂停贷款。
据上交所消息，针对外媒报道的工行因新增贷款过剩被央行“约谈”，并于1月下旬被要求停止放贷的传闻，工行表示，尚未“约谈”或停止放贷。
基于提前放款、提前盈利的思路，1月份银行普遍经历了月度暴涨。据消息人士分析，工行有可能在1月20日前过快授信，逼近额度上限。但贷款具有流动性，存量贷款到期后可以再次展期腾出规模，所以工行并没有停止放贷。
工行的一位企业客户经理也告诉记者，1月上半月的信贷供应有点多，但1月下半月，他并没有收到停止放贷的通知。“只要符合条件，贷款就要按正常水平发放。”也就是说，银行可能在月初放贷速度较快，导致月末新增额度有限，但并未停止放贷。
据上交所记者了解，1月份确实有不少银行因为月初、月中贷款金额较大，不得不降低月末新增贷款规模。
据消息人士透露，另一家大银行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一度超过900亿，但到了月底，新增贷款规模缩水至890多亿。据相关人士透露，该行贷款投放在最近几天呈现收紧趋势。不过，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变化是央行窗口指导还是主动调整的结果。
中国银行收到贷款限制通知。
在谣言中，中国银行也与工行同时收到了央行信贷供应过剩的警告。上交所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中行确实收到了限制新增贷款额度的通知。这位分析师认为，宏观调控的思路是逆周期的。当经济显示出稳定的迹象时，央行会倾向于稳定的银行贷款速度，而不是过于积极。
值得一提的是，1月份信贷投放的干预并不是今年才开始的。比如2012年春节后第二天(1月)，四大行信贷投放突破千亿元，金融机构全月新增贷款规模即将突破万亿元。当时有媒体报道，央行跟风，要求商业银行控制信贷供给节奏，主要是要求大银行压缩信贷规模。因此，2012年1月的最后一天，四大行通过办理票据或控制贷款，基本上减少了50亿到100亿元的信贷。
中央银行对银行有每月限额。
据悉，央行每月对各家银行都有授信额度，并通过差别准备金等工具，动态引导金融机构合理适度平稳提供信贷。但这一政策从2011年开始持续实施，并非偶然政策。
1月是信贷供应的传统月份。上述政策实施后，近两年1月份银行的积极性较2009年和2010年有所减弱。回顾过去几年1月新增信贷，2009年达到1.62万亿元，2010年达到1.39万亿元，2011年降至1.04万亿元，2012年最为稳定，仅为7381亿元。
据了解，今年1月新增信贷可能反弹超过一万亿元。据媒体报道，1月份，四大行新增授信约3700亿元，明显高于去年同期3200亿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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