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中新网4月6日电据《星岛日报》报道，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主任顾俊山因贪污罪被提起公诉，但案件尚未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龚大校近日在网上透露，网上的很多传言都是贴近事实的。他还说，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接到报告，指示严惩；习近平上任后，他指示去检查一下。这是军方人员首次向外界披露顾俊山贪污案的严重程度。
52岁的龚大校也是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军事政治思想工作。
4月谷俊山事件2日，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谷俊山贪腐案证明了甚么》的博文，披露了谷案的诸多案例。
网上流传基本属实
龚在新浪博客中表示，谷俊山一案与之前网上报道的案件相当接近，如金钱、黄金、房产、茅台、名表、象牙、虎皮、字画等。其中，纪检部门到顾俊山老家的一个地下室，调取了550箱未检验的茅台；顾俊山在北京黄金地段摸了几十套军工地产，30套房，每套面积约170平方米；在上海，一个军工生产区卖了20多亿元，其中约6%属于顾俊山的返利；在老家查获的数百箱茅台酒、金器等财物，装满了四辆卡车。
信鬼神常请师父算命
龚说：谷俊山总后勤部营房部原部长、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顾俊山非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为所欲为。顾俊山比王守业更显眼、更大胆、更傲慢。很多贪官都是利用制度漏洞暗中搞腐败，但顾俊山却是能违法乱纪。
龚说，谷俊山不相信马列主义，信鬼神，把一些大师、尼姑当客人，经常请他们回家数命。为了祈求神灵的庇佑，他在家乡濮阳修建了一座大型建筑，并在所谓风水最盛的地区为父亲修建了豪华的墓地。被免职后，顾俊山仍然相信年底后立即复职的算命先生的鬼话；被拘留时，他把一根小桃木藏在裤兜里，试图用桃子代替逃跑。
龚还透露，总后勤部领导已经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汇报了情况，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原本建议胡主席把顾俊山调离总后勤部，但胡主席不同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任何地方都是灾难。是胡主席下定决心要在顾俊山被绳之以法之前惩罚他。上任后，习近平高度重视顾俊山贪污案，先后十余次前往顾俊山，专门批示查办。
附原博客：顾俊山贪污案证明了什么
反腐路径与方法十论
顾俊山贪污案的主要特点
第一，贪污数额极大。顾俊山贪污案虽已进入审理阶段，罪名已明确，但犯罪事实尚未公布。即便如此，网上的很多数字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包括货币、黄金、房产、茅台、名表、象牙、虎皮、字画等。
第二，腐败的性质特别恶劣。顾俊山总后勤部原营房部部长王守业，在海军副司令员一职上贪污受贿被处分，他应该吸取教训。结果他没有从王守业的刑事案件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为所欲为。机关部队都反映，顾俊山比王守业更张扬、更大胆、更嚣张。当谈到c
顾俊山贪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中问题最多、最严重的案件。它具有标本兼治的意义。加强部队反腐倡廉建设是必要的，也是实习主席提出的强军目标。
顾俊山贪污案的主要原因及启示
因为国家安全是绑在一起的，人民非常重视军队的廉洁。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解剖分析顾俊山或者其他腐败案件只是关注犯罪的事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腐败案件不是偶然的，而是相当普遍的，新曝光的案件越来越大，性质和影响越来越差。因此，我们对顾俊山腐败案件进行解剖分析，重点在于挖掘腐败的深层原因，找出症结、规律和克服问题的途径，为党和军队党风廉政建设找到突破口。
第一，信仰是共产党人精神力量的源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削弱
顾俊山走上犯罪道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信仰动摇，精神改变，失去了抵抗各种腐朽思想的能力。认识顾俊山的人都说他病了，其中最致命的是精神疾病和因信仰缺失导致的佝偻病。顾俊山不重视道德修养和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排斥思想政治教育。他不信马列主义，信鬼神，把一些大师、尼姑当客人。他经常去他家统计他的死亡。为了祈求神灵的庇佑，他在家乡濮阳修建了一座大型建筑，并在所谓风水最盛的地区为父亲修建了豪华的墓地。被免职后，我还是相信年底马上复职的算命先生的鬼话。被拘留时，他把一根小桃木藏在裤兜里，企图用桃木逃避法律的惩罚。
顾俊山走上犯罪道路，再次说明没有人有天生的免疫力，失去高尚的精神追求，容易导致贪婪甚至自我毁灭。钱无罪，人却不同。对金钱的不同看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价值观不正确，为官的目的变成了赚钱，那么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人民不再是金钱的主人，而是金钱的奴隶。顾俊山长期从事生产经营，文化水平不高，思想政治水平低，行为低俗。顾俊山在会上很少讲几句有见地、有思想的话
，但到了酒桌上，哥们义气、江湖气全出来了，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匪气霸气十足，缺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人文素养和品德形象。谷俊山因信仰信念缺失一步步走向犯罪，这对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具有警示作用。结合一段时间来，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到基层党员领导干部，那么多人违法犯罪，中央巡视组一般都会发现腐败问题，这就迫使我们思考该如何建设好全党的信仰信念大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位思想家说过这样一句富于哲理的话：一条鱼得了病是这条鱼的问题，所有的鱼都得了病是河水出了问题。失去信仰信念对于单个人的影响与政治集团的影响相似或相同，我们需要站到治党治国治军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方面苏共和国民党都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苏共丧失执政权，根本在于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最后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是苏共最高层。在苏共执政后期，出现信仰信念蜕变的苏共高层，开始意识到自己借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财富为制度所不容，只要制度不变，自己随时被清除，只有改变制度，才能将钱洗白。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现象的出现，苏共政治局讨论解散本党，放弃执政权力，并且意见是那么一致。实际结果也是这样，俄罗斯新贵基本上脱胎于前红色贵族，新领袖身边的人也基本是前朝官员。由此可见，摧垮苏共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内部，来自失去信仰信念的领导层。
国民党失败原因大致如此。1939年1月，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讲话中说：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奄奄一息，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有才华的人又不愿加入，这是绝大的危险。除非国民党现在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否则历史不会给它第二次机会。国民党的自我剖析充分说明一个基本道理，政治集团失去了政治信仰，必堕入功利主义，这时便没有了献身精神，只剩下利益权衡，当利益大于代价，趋之若鹜，当代价大于利益，便化作鸟兽散。国民党垮在丧失了革命初期由三民主义信仰而来的精神力量，党不再是先进组织，而成乌合之众。
反观自己，信仰信念一直是我党我军制胜的法宝，是获取精神力量之源。问题是我们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因环境条件变化而来的挑战。革命战争年代有生命相搏的敌人，冷战时期有假想敌，只要有敌人就会有牺牲，而牺牲最能激发神圣感，执政状态下没有那种程度上牺牲，神圣感很难激发出来。革命阶段党及其成员没有自己的利益，除了信仰信念的作用，也有环境条件的制约，执政阶段党仍然没有或不应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会影响到价值观和信仰信念。特别是市场经济大环境给所有人带来诱惑，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利益予夺问题，这种情况下稍有精神松懈就会被腐蚀。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与老板要相敬如宾，而不能勾肩搭背，相信其中有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看到中共领导层简朴而富于活力，回到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跟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从信仰信念角度分析问题，这是很能引发思考的。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转型而来的挑战。这种变化直接间接对党员领导干部带来信仰信念上的冲击。信仰信念属于精神的范畴，对科学理论高度依赖。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认识真理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因而真理是相对的，很大意义上解释真理的能力带有绝对性，只要能够解释现实，理论就会发挥强大作用。看一下宗教信仰，为什么在科学发展如此迅猛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就是因为其理论不断得到发展，能够解释现实，能够自圆其说。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科学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更多的是满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未解决或较少提供满足执政需要的理论。比如，《资本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弄清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也就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问题在于产业工人占主体时期是这样，进入当代，在工厂里出现了机器人，尤其IT产业、金融业、律师行业大多采取合伙人制度的情况下，剥削和被剥削不再那么鲜明，我们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尺度评价事物，显然出现了困难。与此相一致，当世界处在两个阶级和两种制度对峙状态下，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观可以解释世界，冷战结束，国家博弈开始由政治制度向利益和核心价值观转移，尤其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理论开始主导世界，我们也提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要求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走通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命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一些成员精神迷失乃至蜕变。
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人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借助宗教信仰支撑精神大厦，如果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那么就意味着追逐功利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全部的目标，到这时必然发生蜕变，突破底线，走向违纪违法。谷俊山之流就是走了这样的不归路。延伸来看，这涉及的实际也是价值追求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什么样的价值是人生价值，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何为幸福，怎样赢得幸福的问题。为什么习主席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就是为了启发我们必须找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点，进而实现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升华。
到这里，也就意味着给我们提出了实现理论突破的命题和任务，保证理论能够解释变化了的世界，让每个人都清楚怎样才能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并且可见可感可信。同时还要在重点人群上实现突破。目前党中央已经和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去年1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委委员、候补中委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开班仪式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虽然讲话面对的是全党，但突出的是高级领导干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一再强调信仰信念问题。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再加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说明重心在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所以，突出强调高级领导干部坚定信仰信念，除了我党历来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及其该群体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影响更大，未必不是以苏共失去执政权力，逐步走向消亡的教训为鉴。
第二，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坚持权力在制度范围内行使
从谷俊山违法犯罪事实中看出，导致其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是擅权、专权、越权。在以权谋私上谷俊山无所顾忌。了解熟悉谷俊山的人都说，他是个不受制度约束的特殊人，基本规矩都不讲，什么事都敢干，不顾形象、不计后果。
谷俊山贪腐案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考验。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心中有宗旨和责任意识，有正确的权力观，就能把权力用在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上，由此提升境界，实现人生价值，如果权力观扭曲，将权力私有化、商品化，注定走向堕落乃至毁灭。所以有人就说，你若想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就赋予其权力。还有人说，当权力是一种负担的时候一切稳如泰山，当权力成为一种享乐的时候一切都完了。其中阐明的是同一个道理。
谷俊山贪腐案除了证明权力不能滥用，不能私用，更引发我们思考，在自律失效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他律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科学制度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问题。这一点更带有根本性，也更具有挑战性。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中央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仅十八大以来就有数十名省部领导被查处。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去年1-8月份查办案件的情况，其中厅局级以上官员129名，平均每两天有一名落马。如此大的治腐力度，为什么没有产生当年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社会影响和震慑力?为什么象谷俊山这样的人能够边腐边升?为什么刘志军也动了买官的心思?这些透露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说明着什么?是否属于社会上所说的打老虎力度不够的原因?
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如果只是从满足社会大众心理的角度去打大老虎，结果未必真正遏制腐败，搞不好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打大老虎的心理期待，每抓一个高官就形成一波网上狂欢。有专家甚至撰文，必须再打几只更大的老虎以取信于民。依照民众的情绪，抓贪官越多越好，职务越高越好。反腐如果进入这样的循环，结果注定不是积极和有效的。以国民党为例，其统治大陆后期也考虑在反腐上动手术，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是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结果老虎没有打成，反而加速其政权垮掉。
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发多发期，并且出现几个重要特征：一是由个体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也就是窝案大幅增长;二是由规避法律发展到忽视法律甚至不惧法律;三是封建落后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制度漏洞，几乎把所有人以不同程度牵扯其中;四是复杂的利益链导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等等。正是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打老虎一定意义上只能是震慑行动，属于扬汤止沸，根本的还是釜底抽薪，也就是制度突破。只有彻底解决中央领导所指出的牛栏关不住猫的问题，才能保证反腐不会出现割韭菜现象。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
很多年前有人就提出谁来监督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问题。湖南郴州被判死刑的市委书记李大伦就对办案人员讲：我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有这样的分量，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无论是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监督我，也监督不了我。李大伦所说的情况决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规律性。由此说明，我们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尚未实现科学化。既然存在漏洞，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腐败分子被治裁，不是制度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存在很大的偶然性，结果导致一部分人心存侥幸，导致腐败难以遏制，甚至继续蔓延开来。
如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堵上一个最重要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权力关到笼子里，笼子的钥匙不是交予人，而是化作刚性的不能人为更易的制度。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权力运行和监督修正整个循环系统的封闭。从现实看，要封闭该系统，走西方反对党监督的道路不通，最具可操作性的是从权力运行机制和程序设计上实现突破。根据十七大报告提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和原则，中央主导完成顶层设计，以此保证政治主导权在党，进而出台反腐阳光法，这个法突出程序运行，使刚性规则达到不出结果无人能够叫停的程度，到这时便不再有人心存侥幸。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观念上的瓶颈需要突破。目前我们在处理贪官过程中不是没有忌讳，比如党的形象与反腐的平衡点在哪里?重视了前者，反腐必投鼠忌器，为什么面对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贪腐左右为难?为什么要等中央下决心，而不像世界上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包括总统在内，只要启动了司法程序，没有结果谁都无法叫停。美国的水门事件、克林顿桃色案，台湾的陈水扁贪腐案，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观念上能不能跨过这道坎，决定着科学反腐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进而决定着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消除腐败。
第三，处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必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谷俊山落马前仍挣扎 谷俊山向徐才厚送4000万求保护
落马官员被查前后的最后斗争，可分为暴力威胁、贿赂办案人员、网络求助、呼喊上访、举报功勋等。
正文_本报记者王巧鹏
11月23日晚，湖南某市县纪委联合调查组遭遇冲击，本次调查对象之一为湖南省祁东县工商局上广股副股长龙向阳。
当晚，龙向阳的兄弟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龙在接受采访时要求龙向阳发送相关信息。龙向阳拿到资料后，对办案人员查他的银行资金账户不满。据说龙非常嚣张，甚至威胁纪委很多干部“把你扔出窗外！”
有人说龙向阳那晚喝了酒。但无论官员是否醉酒，一旦面临调查，他和他的家人难免会惊慌失措，不愿“坐以待毙”，必然会“获利”。这期间的种种情况让人侧目，也让人深刻感受到“严峻”的反腐形势。
威胁并收买调查人员
像龙向阳这样直接威胁纪委办案人员，现实中并不少见。
原中央纪委常委齐培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检查组收到恐吓信，受到威胁，“回去散散心，不回去就没有好下场”。
当然，这种对调查人员的直接威胁无异于高估自己。据多名调查人员告诉ICAC记者，与涉及的案件数量相比，威胁和恐吓并不多，而且经常以匿名电话的形式出现。
一些贪官，当他们嗅到他们将被调查的风声时，几乎以欺骗相威胁。一名市人大官员身患绝症。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名官员在接受调查前表示，如果接受调查，他会死。但最终还是被纪检机关“两个规定”。
然而，“图片差”的受访者也很少。
江苏新沂两兄弟，一个是村党委书记，一个是某单位干部。因为他们多次被实名举报，他们的父亲雇佣杀人犯杀害了记者和他的妻子。
与对抗性威胁和报复相比，贿赂办案人员的做法更加隐秘，也更加常见。今年5月，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被查，被普遍认为向所接触的省市贪官通风报信。
《大河报》举报称，郑州市检察院原纪检组长、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原检察长胡志忠在“两规”期间，向借调办案人员行贿，帮助串供，收买多名随行人员。
监狱外落马官员的家人也会四处走动。为了得到人，不乏“急着去医院”，找关系时被骗钱等新闻。多年前，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因试图“收买中央纪委”而被骗。
如今，纪检监察系统设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察室”，利用“纪委中的纪委”对自己的人进行严格调查，防止他们在灯下摸黑。
与网络结盟寻求帮助
贪官往往不是“单打独斗”。过去，权力与利益相结合的网络往往触及全身。
因此，向更高级别的官员寻求帮助是一些落马官员最希望的稻草。
据媒体报道，在顾俊山正式宣布调查之前，他虽然知道大势已去，但还是想做最后的努力，给了徐才厚贿赂，共计4000多万元。
然而，在顾“进入”之后，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挖掘出来。顾也越来越觉得“没有人能保护他
“在湖南省永州市委副书记唐长久案之前，他和他的情妇加入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攻防同盟。两人的心理防线非常坚固。唐很傲慢，甚至公开试图反抗警方。”办案人的设计首先突破了唐的情妇，最后摧毁了的心理防线。
有些联盟让人哭笑不得。
据报道，河南省正阳县原县委书记赵兴华承认，他放在县委住处的100多万现金被盗，但关于小偷的案卷显示，县委书记被盗金额为6040元。
原来，赵兴华利用刑警队队长朱昱东的贿赂收买了一名官员，胁迫他篡改小偷的口供，朱昱东也与小偷进行了勾结。
网络被一些落马官员视为“金钟罩”，但也可能成为调查中最容易使用的线索。所以，在一些官员出事之初，首先想到的就是消除他们网络的痕迹。
据财新报道，李见到纪检人员的第一反应是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掏出手机卡扔掉。
然而，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网络成员的活跃度大大降低。
采访中，不少纪委干部告诉记者，过去办案中经常遇到的打招呼等阻力，这两年明显减少了。他们认为，“当前的反腐决心和形势让一些人不敢轻易站出来说情”。
向公众大喊“错了”
自称得罪人是一些官员被免职时常用的说辞。
比如马超群的家人说，马超群的调查是秦皇岛市城管局现任局长马壮的报复：“我儿子听说马壮贪污了100万，准备举报。结果不报，被马壮报复。”
目前对这一说法还没有回应，但无论如何，对白马家族被查封的上亿资产也无济于事。
11月12日，河南CPPCC原副秘书长王铁牛被控受贿，二审开庭。控辩双方都询问了“收受礼品罪”
题展开激辩，同时王铁牛称自己得罪了领导，被打击报复，并指出了具体事件。这些落马官员声称的被报复，通常指向其上级领导。
江西省落马的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及其前妻，持续举报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就是一例。尽管无法确知苏荣的落马与周家的举报是否有关，但足以让舆论感慨，有些落马官员的“反报复”，也许并非空口白话。
上述市纪委副书记认为，造成这种落马官员喊冤而不愿服罪的原因是多面的。一方面其中多数落马官员自身贪腐事件确实存在；一方面因官场关系确实复杂，个别贪腐案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背后有可能涉及一些利益、权力之争。落马官员往往掌握了其他官员的违纪违法信息。他透露，在这种情况下，“举报领导”还可能成为落马官员的减刑利器之一。
2012年，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两名官员李伟强和李斌落马后，纷纷举报上级，希望立功。其中李伟强即系李斌举报落马。
更有官员初遭调查时，甚至不惜放话，请组织调查，还自己清白。而事实证明往往是贼喊捉贼。
2013年11月12日，网贴热传“东莞镇街官员林伟忠身家20亿”，并列举了林伟忠8大问题。
针对网络举报，林伟忠通过前同事向媒体透露，自己曾在厚街领导班子成员会议上，主动提出希望纪委展开调查，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不幸”的是，半个多月后，林伟忠即被公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有人认为，贪官博关注的动机或许是为了扭转舆论一边倒的讨伐之声、甚至扰乱调查。
但任贪官使出何种伎俩，正如环球时报近日评论称，位高权重的贪官们一旦落马都不堪一击。这也是贪官末路挣扎的最后注解。
事实+
谷俊山与徐才厚渊源颇深
从履历上来看，这两只“大老虎”渊源颇深。谷俊山原在济南军区任职，从1990年开始一路快速晋升，徐才厚在1996年到1999年任济南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这个时期，两人即有了交集。谷俊山自此一路攀升，直至2002年前后进京任总后营房基建部办公室主任、营房土地管理局局长，为正师级军官，此后谷俊山便一路擢升，由正师到副军再到正军，进而谋得总后副部长的大区副职高位，用时不过8年。彼时的徐才厚则已经进入中央军委，并于200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腾讯新闻综合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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