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名为《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照片，展示了1976年五四运动期间，一群人手挽手从人民大会堂东侧向天安门广场中心行进。其作品在大型摄影展《人民总理为人民、人民总理与人民的爱》中获得一等奖。摄影师吴鹏。
主办单位注：本文系1986年夏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谈话录音整理而成。
第一，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
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的诱因复杂，很多人还不清楚。我比较清楚或者相当清楚，也不完全清楚。
天安门广场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去世后的悼念标准。
总理去世的那天早上，8341部队的曾峰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总理去世了。现在他心情很沉重，让我马上去医院。我到北京医院的时候，总理的尸体并没有放在太平间，而是放在里面的房子里，他在给总理理发、刮胡子、刮胡子。这时人还是很少的，主要是医院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但没有人说什么。人不多。穿好衣服后，邓鹰巢同志到了。从告别到火葬，总理总是穿着他喜欢穿的旧衣服。这是邓同志的意见。穿好衣服，送到停尸房，我就回来。
准备总理的追悼会。告别北京医院太平间，感觉不达标。我问总理秘书周嘉定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的遗体告别在哪里？他在太和殿和劳动人民文化宫说。我觉得应该放在比较宽敞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或者人民大会堂。为什么不呢？
后来在悼念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想在本单位设立灵堂，这是群众自发的。但是中央来了一个精神，阻止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立灵堂悼念总理。这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你在人民大会堂悼念总理，你在北京医院告别遗体。每个单位只有几个人，只有三四个人，甚至上万人。北京有800多万人！你作为代表参加了首相的追悼会。我呢？所有的人都想参加总理的追悼会，但他们不可能来北京。在自己单位设立总理灵堂不是很好。我不知道中央政府的指示是谁来的，所以我不明白。各单位都想设立灵堂，但受到中央政府的干涉。中央政府是怎么考虑的？你为什么关注总理之死的规格？我当时不懂，现在也不懂。毛主席说了什么还是没说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当时不理解毛主席：总理病重的时候，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但是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给了总理。这个沙发很大，所以首相可以舒服地坐着。但是我不知道毛主席去拜访总理了。我不记得了。如果有，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总理的遗体没有去告别毛主席，毛主席的追悼会也没有去。毛主席应该走了。陈毅同志逝世，在八宝山为毛主席举行追悼会，影响很好。首相病得很重，我不知道主席去看望过他。当时我想得很周到。为什么呢？毛主席病重吗？说他病重，但总理去世后，毛主席继续接见外宾？就是多次会见外宾。既然能遇到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规格有限。他们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心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仅是北京，全国都不满意。人民不满情绪一直被压制着
清明节临近，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他们都在准备，准备花圈。街上的白纸很难买到，也没货。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了不少钱，群众自掏腰包。群众将在清明节到广场和周总理纪念碑举行大型悼念活动。各单位、工厂、各级领导对群众的情绪完全赞同。部队干部、士兵、机关，也是这个心情；我个人的感受是一样的。清明节的人扫墓，悼念丞相，有什么不好？
群众从4月1日开始陆续送花圈，不是那天清明节，而是每天不停地送越来越多的花。这时，吴德(北京市委一秘)、倪志福(北京市委二秘)从政治局会议回来，传达中央精神，劝阻此事。吴德召集了几位书记，我(当时也是市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秘书不一定是全部，这传达了上述精神。他没有说中央讲哪一个，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得那么大。吴德同志安排我召集所有的发言。他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安排，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好工作，劝阻群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献花，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当我听到它时，我很困惑。我说过我不会召开这次会议，我也不会发言。你让倪志福和丁国瑜(北京市委常委)发言。一秘、二秘、三秘没有说话。你为什么让我说话？你打电话来，说我主管政法系统，专攻政法，又拒绝了。吴德没有逼我安排丁国瑜同志开这个会，让丁国瑜发言。丁国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讲了四句话，说总理在世的时候说清明节是鬼节，等等。群众对这四篇文章很不满意，对丁国瑜说的四篇文章很执着。其实丁国瑜在哪里？是从上面安排的，不是吴德的。
吴德让我安排警卫兵、公安人员和民兵值班。如果花圈被送到天安门广场，我应该劝阻它，说服群众把它拿回来，而不是放在纪念碑前。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更错了：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送花圈。他能把它们拿回来吗？群众的所有花圈都被带到了天安门广场附近。执勤的士兵、公安人员和民兵动员他们背他们回去。他们能把它们带回来吗？不可能，群众气得士兵和保安劝阻，他只好送他们。这不是冲突吗？我说不能这样安排，当场就拒绝了。我说如果让警卫和战士劝阻你，不如让各单位党组织劝阻你，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不要送花圈。如果他不送，不靠近天安门广场，那我就没有劝退士兵的问题了！只要送到天安门广场附近，就不能气馁。
，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排列好，保护群众安全，防止外国人搞破坏活动，防止坏人破坏花圈。当时吴德同志没再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对警卫部队、公安人员、值勤民兵布置时，我要求：群众送花圈，你们第一要保护群众安全；第二要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安排得有秩序、不乱摆，要整整齐齐摆好；第三要注意外国人的活动，防止外国人趁机搞情报、摄影，随时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制止外国人的违法活动；第四就是保护花圈的安全，防止坏人放火把花圈烧掉，制造政治上的混乱，也发现过有汽油一类的物品。我就是这样布置的，记录在案的，没有说劝阻群众送花圈。布置以后，群众送花圈就没有障碍了，没有人劝阻，排列好，安放好，秩序很好，一点都不乱。
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一直摆到灰观礼台，也摆满了。再送往哪放呢？和倪志福研究，把红观礼台开放。红观礼台也摆满了，在红观礼台上很醒目，很壮观。过去五一、十一，高级领导人上天安门，军级干部、省军区司令上不了天安门，就在灰观礼台，兵团级干部进红观礼台。群众都知道这些，所以花圈摆上红观礼台，特别高兴，喜笑颜开，警卫战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三、政治局改变决定提前收花圈
4月1日送花圈的还不多，3日、4日、5日多。一方面是送花圈的多，看群众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写的字、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总理、怀念总理的诗词；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再一种情况，确实有少数人混到群众中乱来，他不是悼念总理，而是打人啊，起哄啊，鬼叫、口哨啊，往空中扔帽子、扔自行车，人抬起来往上扔，胡闹，捣乱。另外，也确实有越狱逃跑出来的，刑满释放的，有骂毛主席的，抓住的也有。特别是晚上，我们怕把花圈搞坏了，烧掉了就麻烦了。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红观礼台4日才摆满。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确实有一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我到北京以前在四十军。1968年以前，她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仗势欺人。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的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参加会议回来讲：江青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吴德个人对我吴忠使这么大劲干什么？要拿我是问！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指挥部的管纪江（音）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管纪江带了十来个人出去不久，吴德、倪志福就坐车到我的小红楼来了；在楼下碰到管纪江抓的两个人正往车上放，吴德问是不是这两个人，管纪江说是；吴德、倪志福上楼来告诉我那两个人已经抓了，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但是，鲁瑛写的条子送到政治局，江青暴跳如雷。张春桥强调12点已过，清明节过了，可以收花圈了，把政治局已经定下来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4日晚上就收花圈。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6日。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已经通过了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华国锋主持会议，你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这个话？也不知道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北京市派100台，卫戍区派50台。我就把后勤部长找来，他说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
四、群众要求还回花圈引发冲突
这时，陈锡联同志召集会议，要我和吴德去参加。吴德是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我一到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吴德、纪登奎在那里；看到陈锡联、纪登奎同志，这两人的情绪非常不好，也不知为什么，口里嘟嘟噜噜地说着一句什么话。到了那里以后，有秦基伟同志，印象里有梁必业，陈锡联是主持军委工作的，还有我、吴德。陈锡联讲了两件事。第一讲情况，说南京、成都、太原、重庆，是发展的趋势，南京不是群众游行吗？保定很乱，保定离首都很近，对首都威胁很大，意思是说事态在发展。第二，凡是调到北京境内的部队，统一由吴忠、卫戍区指挥，部队往北京调由军委下命令，命令由军委下，只要进北京境内就由吴忠、卫戍区指挥。
我和吴德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已麻麻亮，花圈还没有收完。我回家睡觉，还没有睡着，警卫处副处长张冠金（音）打来电话，说王洪文到了小红楼；我听了没说马上去，也没说让张冠金记录有什么指示，继续睡觉。前几天碰到张冠金还说起这事，他说没错，我没说去，也没让他记录。要是换个人还要分析，比如陈锡联到了小红楼，我保证去；要是华国锋到了小红楼，我还要考虑；王洪文到那儿，我还真不去。那天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迷糊了一会儿，快到八点钟，我估计情况很严重了，得出去看一看了。
八点钟的样子，我到了金水桥前的华表位置，国旗杆的地方，一看纪念碑的台阶上，站满了穿黄军衣的战士，个子又高，四面人墙。我感到很难看，搞四面人墙干什么？我就到纪念碑台阶上，曾绍东同志在那里，是管警卫的副司令，我说老曾啊，我看了非常难看，赶快撤掉。他说，送花圈要往纪念碑挂呀。我说你让他们挂啊，悼念总理嘛，纪念碑台阶守着干什么，又不是阵地，赶快撤了，群众影响不好。他就撤了。
这时公安局的宣传车、广播车已经被群众推翻。接着群众涌到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电话很多，刘坚（音，大会堂负责人）的电话，说紧张得很，参谋也打了，怎么办？告急。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于是就找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下来，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让他们动员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不能让民兵强制往下拉呀！一是民兵可能劝说了，群众不听；另外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情绪是一样的嘛！我一看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我回到卫戍区礼堂，把管警卫的一师、二师领导找来，曾绍东也反映这个情况，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还有杨俊生同志，吴德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儿去了？汪东兴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解决冲大会堂东门的问题，我说下午两点吧！组织力量还要时间&;&;两点后还没解决你再找我。其实不到12点就解决了，一个日本人在里面照相被发现了，群众把照相机夺过来，拉出胶卷曝光，打他，日本人往历史博物馆跑，群众哗就冲向历史博物馆，大会堂东门就没人了，就这样解决了问题。有人说：花圈在中山公园。群众又涌向中山公园了。
五、一伙人闹事烧车烧楼
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自行车就烧得多了，踩扁、砸烂。以要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把自行车零件拆下来往上扔；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烧自行车、烧汽车，接着就烧房子。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连部、营部，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这时有卫戍区的曾绍东、邱巍高，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还有公安局的一些同志在。曾绍东向我报告楼烧着了，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军队的习惯，指挥所转移要向上报告，我直接报告华国锋，他同意了。我就给曾绍东同志打电话，要他撤出来。
华国锋同志还向我问一个问题：冒白烟的是什么？我说看不清楚，不知道。我在卫戍区机关，隔着公安部、历史博物馆，怎么能看见呢？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得清楚。我说会不会是烧汽车轮胎、自行车轮胎冒白烟？华国锋说不像。我让曾绍东撤出去，要历史博物馆警卫三师的一个营，胡世寿同志带的这个营，胡世寿当时是副师长，我让他掩护指挥所撤出去，维持秩序把群众隔开，清一条路让指挥所撤出来。胡世寿这个营出去了，围着小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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