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文/王帆
1.一位中央负责人指示潘汉年迅速交出工作，切断与许多旧关系的联系。/周恩来的眼神表明潘汉年/潘汉年从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消失了，消失在非常熟悉的圈子里。/科特，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都在谈论神秘的机构。/潘汉年接手了一个破碎的情报网。
1931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是严峻考验的一年。这也是潘汉年人生决定性转折的一年。
今年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一位负责人突然打电话给潘汉年谈话，要求他在最短的时间交出原来的工作，离开宣传系统。除了特别指定，他切断了与他保持密切联系、活跃在社会上具有左翼特色的同志朋友的联系，接受了一份他从未想象过、极其陌生的工作。
“在改组中央安全机关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新的中央安全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陈云负总责，兼任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工作；副康生，也是三个部门的科长，直接负责指挥和执行安全或报警工作；潘汉年担任第二师团长，负责收集情报、侦察敌情和反间谍。”(张赟《潘汉年传奇》)
当时潘汉年在文化宣传领域做得很好，突然要求他把职位挪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岗位上，似乎不合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面临着一个突发的严重事件。二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周恩来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反思总结了过去的专项工作，觉得有必要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进行及时调整。这反映了周恩来的足智多谋和善于识人。
这里所说的严重事件，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的叛变。由于顾主管中共内部的安全工作，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上海的所有安全工作、他们的办公室和住所以及所有反敌特务工作，包括安插在敌营的特务人员，都掌握在顾手中。他的叛变是中国共产党总部的一大灾难。幸运的是，由于进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及时截获情报，加上的果断安排，顾兵变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但顾控制的中央情报系统从此几乎瘫痪。
因此，必须改组中央特科，特别是情报系统，以补充新的领导骨干。这是中央特科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正常运转的首要举措。
在6月1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了中央特委的工作，回顾了顾兵变的经过，对今后特委的组织、纪律和工作方针提出了新的建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中共中央作战部部长康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被抽调参加中央特科领导改组工作。
早在科特刚建的时候，时任中共松浦特委组织部长的陈云就派他领导的一些同志到科特，全力支持科特的工作。对潘汉年的偏爱，显然与总结顾的教训和未来情报工作的特点有关。
出生于流氓无产者家庭的顾，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对自己的理论素养也不甚重视，表现出根深蒂固的意识，以自己的成就为荣，过着堕落的生活，缺乏政治头脑，热衷于简单的恐怖行动。
这一刻，周恩来更清楚地意识到，勇敢的人却缺乏p
潘汉年在文化宣传领域实践多年，理论日积月累。在担任更高的领导职务后，他会审时度势，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考虑到情报工作的发展，为了获得更核心、更高质量、更准确的情报，有必要与敌对阵营上层和知名人士建立曲折的渠道和广泛的联系。所以，除了坚定的政治立场之外，有着非凡的交际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的聪明博学而又有教养的人，将来才能更加游刃有余。
周恩来对潘汉年的关注是基于他对情报工作未来趋势的敏锐感觉。虽然潘汉年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但他有成为一名优秀情报工作者所需要的可贵品质。这种优秀的品质可以迅速弥补经验的不足。相反，传统经验太多，却是适应新趋势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时没有人给潘汉年这样的分析和解释。那个时期真正的共产党人对组织的决策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讨价还价的街头噪音影响不了他们。就这样，潘汉年突然消失在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和他熟悉的圈子里。
诞生于上海的科特中心，是一个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们仍感到神秘的机构。潘汉年作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很早就知道科特的存在，也和科特的一些人打过交道，但他对其内部构成以及如何运作的了解，只是在来到科特之后。
汉朝和汉朝合流后，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当时是血雨腥风，战战兢兢。为了在危险的情况下站稳脚跟、行动和工作，中央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来执行特殊任务，以防备敌特、惩罚间谍、收集情报、保持交通联系和维护党的总部的安全。于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亲自创建了中央科特。
中央特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直属特勤局，设在武汉。当时具体负责人是顾，分为特勤组、情报组、保卫组、土匪组打击土匪。上海创建中央特科后，吸收了原军委特科的部分成员，如李强。由中央特委领导，由直接指挥，顾为执行主任。
党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搜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卖国贼，设置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这是一个兼具安全和情报功能的机构。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努力。他主持制定了一套中央专项工作制度和。
措施，亲自编写了以“伍豪”命名的电传密码。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他坚持要特科人员进行了20余天的训练，并与恽代英等亲自授课，讲述政治形势、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秘密工作纪律。中央特科在上海诞生后，相继组建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三科是行动科，四科是交通科（也称通讯科）。
潘汉年调到特科，被指定担任情报工作的领导。由于原负责人陈赓已不能在上海久留，他们马上约定了交接工作的时间和地点。
陈赓把二科系统保留下来的工作人员，以及所属的情报网络全部移交给潘汉年。毋庸讳言的是，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几乎全部骨干都从原岗位撤离，潘汉年接过的是张残破的情报网络，以致最重要的关系，只剩下两个在青红帮圈内不能小觑的人物。
此时此刻，潘汉年还根本体会不到，这个曾经被陈赓经营得云起龙骧左右逢源的摊子，在他接手时，对履行中央赋予的职责已是力不从心。他面临着怎样繁重的修补网络，另辟沟渠的艰巨工程！而敌对阵营又因为从李克农、钱壮飞等中共人员的打入中吸取了教训，筑起了更为森严的壁垒。
潘汉年还没来得及去估量，也不知该如何估量。也许是因为太陌生，太不了解，而也恰恰是因为陌生和不了解，才没有太多的畏难情绪。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陈赓的叙述。
最后，两人商定，除少数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的重要人物划归潘汉年亲自领导外，其他关系仍由刘鼎联络，对潘汉年负责。交接结束，两人互相用力握了握对方的手告别。
二、刘鼎，潘汉年到特科后的主要帮手/中共提出一石数鸟的镇压任务/一张照片触动了刘鼎敏感的神经/潘汉年认为刘鼎的分析很有道理，从而确定了镇压目标
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工作后，刘鼎成为他的主要帮手。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生于四川南溪。早年受“五四”风潮的影响，在中学读书时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同学一起参与新文化运动，并拜同乡著名革命者孙炳文为师，学习革命道理。后来，他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苦读三载，学业精良。再后转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当他寻找中国革命出路的时候，恰逢时在德国和朱德一道留学的孙炳文回国探亲，他遂于1924年随孙赴德留学，并由孙炳文介绍结识朱德。不久，孙炳文和朱德二人介绍他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他受组织委派赴苏，曾在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军事工程。1929年底他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报到，当即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任副科长。
作为陈赓的助手，刘鼎协助陈赓建立了上自青帮大亨杜月笙，下自国民党军、警、宪、特中的普通工作人员的情报网系。特别是与陈立夫、张道藩有着特殊关系的杨登瀛，就是由刘鼎直接负责联络的。
在潘汉年转入中共隐蔽战线前，刘鼎已是屡立功勋了。
有这样一位出色的特工人员辅佐，使初到隐蔽战线的潘汉年，在熟悉和展开工作上受益匪浅。
潘汉年新接手情报科长不久，新组建的中央特科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对如何立即展开工作做了认真筹划。作为新班子领导的陈云认为：在这个时段适当地采取一些反击措施，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陈云、康生和潘汉年经研究决定，在近期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在敌特机构中有一定影响、又对中共构成威胁的人物，以消除顾顺章叛变后给革命阵营内部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利影响，显示革命的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为组织新的内线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9年10月，潘汉年（前排右三）与中共上海地下党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任务意向确定后，情报必须先行，首先要由潘汉年负责的二科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择出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做好一切侦察准备工作，协同行动部门制定实施方案。但作为新手的潘汉年，对敌情尚不了解，对选择谁为镇压对象心中茫然无绪。此时此刻，作为副手的刘鼎给了潘汉年非常有力的支持和协助。
在与刘鼎共同商议研究选择镇压对象的问题时，刘鼎先向潘汉年介绍了上海租界上巡捕房的一些警探头目，但对这些人更具体的情况，例如平日行踪、生活习性、家庭住所及周围环境等也不甚了了。
仅凭手中掌握的有限情况，他俩感到是不能坐在屋子里推敲出镇压对象的，必须尽快展开调查，理出头绪。两人遂匆匆划定了一个范围：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或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为重点，寻找出一个专任破坏中共地下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首恶分子。
此后不久，刘鼎办事途经南京路，当走过一家照相馆的橱窗之际，抬眼瞥见里面陈列的一张大照片，那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们的合影。自从与潘汉年商议了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后，选择镇压对象的意念便整日萦绕在刘鼎的脑际，因此一见到橱窗里的照片，他便下意识地驻足观看起来，发现其中一个人的面孔有些眼熟。
凝神思索了半天，才记起那人叫王斌，时下正在警备司令部督察长任上。霎那间，刘鼎那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他立即约见潘汉年，向他汇报了自己突然的发现及由此产生的想法。
刘鼎向潘汉年介绍说：“在租界区，国民党当局不能随意地捉人，所以中共的机关及领导人寓所，都安排在租界区内。如果国民党方面侦知活动在租界区内的中共人士或设在租界区内的中共机构，必须先同上海租界当局交涉，由租界当局出面查办或实施逮捕，然后国民党当局再向租界当局提出引渡。现任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的王斌，就是专门办理与租界当局交涉和引渡事宜的主管。”
潘汉年默默地听着，刘鼎又说：“我提议组织考虑将王斌作为惩处目标。过去国民党当局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的许多案子，都是通过王斌交涉和引渡的，他是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头面人物。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即着手对他的调查，设法搞到他的照片，摸清他的行踪，提供给我们的行动部门，以便于对之实施镇压。”
潘汉年认为刘鼎的分析很有道理，选择王斌作严惩对象，从鼓舞斗志、震慑敌特、社会影响几方面看，都是合适的。
在与陈云、康生的碰头会上，潘汉年将刘鼎的建议和自己的思考都端了出来。三人很快就首选王斌作为镇压对象达成共识，随后即将他们的意见报请中央予以批准。
三、没有情报的铺垫，镇压行动就无从谈起/走的完全不是正统侦查的路子/王斌被处决，顿时成为报界热炒的新闻/可见中共依旧保有相当的活动能量
不久，陈云就得到中央批准特科行动计划的反馈。他与康生、潘汉年又聚在一起，对具体实施的计划和人员分工进行了商议。商议的结果是：此次镇压行动的总指挥由兼管三科的康生担任；潘汉年分管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的具体地址、起居行踪。
摸清王斌的行踪，主要是要掌握他每天出门及回归的时间、通常乘什么车子，走哪些路线等等信息；还必须设法搞到王斌的近照，以便执行任务的人员能够毫无差错地识别其面貌特征。
很明显，没有二科的情报铺垫，镇压行动就无从谈起。潘汉年对情报要先行的特点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同时认识到自己被放置在一个怎样重要的位置，而深感压力和责任。但这才是开始，在相当长时间以后，他才真正了解到情报战线是一个多么庞大和复杂的系统。
二科的任务已经非常明确，但一着手操作，潘汉年立即感到事事棘手。以潘汉年昔日积累的经验和所有的关系，在调查王斌这件事上皆无可利用。要弄清楚王斌的住址、行踪、出入路线，和在大海里捞针几乎没什么两样。
◆1938年潘汉年与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等在延安。
但知难而退，不是潘汉年的性格。事在人为，只要把心思用到了，办法总会出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才掌握了王斌的基本情况，走的完全不是正统侦查的路子。在这之后，潘汉年布置有关人员，进一步观察了王斌每天乘车出入的必经路线，经综合分析，连同设法拍摄的王斌近照，一起交给了行动部门。
行动部门立即根据潘汉年提供的情况，对王斌的住所环境和行止规律，进行了实地勘查和摸底。他们发现王斌的居所在法租界的腹地，四周岗警很多，且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平素行人稀少，枪声响过之后，周围岗警很快就能赶到，难以迅速隐蔽和退却。
但以动态观察，王斌出门和回家必经英法租界毗连的龙门路，南通长浜路（属法租界），北通西藏路（属公共租界），来往行人车辆很多，经常拥挤不堪，一边紧靠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也是人流不断，是设伏狙击的理想地段，行动之后极易于混入人群隐退。这一路段还与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等街道毗邻，周围弄堂密布，四通八达，警探即使赶到，也难于围堵。根据以往的经验，交界处发生事故，英、法两租界岗警往往互相推诿，追捕不会很认真。
不久，一个在龙门路狙击王斌的方案，缜密地制定了出来并付诸实施。敌特首脑人物王斌，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处决，顿时成为报界热炒的新闻，上海的街谈巷议一时皆以此为话题。
顾顺章投敌后曾经吹嘘，说以他曾是中共保卫机关首脑人物的身份，必能说动一些中共重要干部投效南京政府。他还夸下海口，说有了他的参与和相助，定能在短期内破获中共首脑机关，即便不能一网打尽，也将使上海和几个重要省市的中共组织元气大伤，在一定时期销声匿迹。
不料话音未消，王斌殒命，可见中共依旧保有相当的活动能量，加之中共重要干部投效南京政府的预期也迟迟不见兑现，顾顺章在敌特眼中价值遂急剧下滑。
王斌被镇压，给敌特心理造成一定的震慑，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高级华人警探，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些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要员，从南京派到上海来专事破坏革命组织的叛徒、特务，不得不稍稍收敛了一度抬头的张扬与狂妄。
敌特的惶恐情绪，为中共特工部门争取、收买、利用和分化敌特，建立新的情报关系，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氛围和机遇；也使中共保卫机关得以腾出手来部署反特防奸工作。
四、刚刚就任的中共特科首脑一刻都没有放松对特科的恢复和重组工作/煤球厂非同一般的几位老板：陈云、康生、潘汉年/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通常坐守在北京路的一个弄堂内
在执行中共中央镇压敌特任务的同时，刚刚就任中共特科首脑的陈云、康生、潘汉年，一刻都没有放松对特科的恢复和重组工作。
恢复和重组工作包括物色一批新的骨干，接手被迫撤离干部的岗位，并迅速完成交接工作；在旧的关系再难发挥作用的部门，发展新的关系；在特科人员撤离的敌特机关，设法重新打入，使残破的情报网络得以修复；此外还要重新选择总部办公地点，设置新的基层情报网点。
重组工作紧张且头绪繁多，且为了可靠安全，事无巨细，均由几位首脑亲自操持。好在除了康生年纪稍长，陈云、潘汉年那时都在二十五六的年纪，血气方刚，精气神十足。
只是潘汉年感到与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有些差异。过去熬夜、伏案疾书的情况多一些；而今则多为事务性的接洽、交际，四处穿梭奔波。但他似乎根本无需适应期，许多看似纷繁费神的事，他做起来却颇顺当，也许他早就具有这方面的潜能，只是没有充分施展的机会和空间。就知人善任而言，周恩来不愧慧眼独具的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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