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夫妇
1955年，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1982年才平反。冤案持续了27年4个月20天。为什么一个在党和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高级干部会突然被捕？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被捕的？被捕后，他被关在哪里？他的“犯罪证据”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多少人？妻子董辉的命运和自己的结局如何？
会议期间神秘“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乘火车北上参加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市委常委陈毅、柯清石、陈丕显、徐建国、夏衍等参加了会见。陈毅是上海代表团团长。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
党的代表大会起草的主要议程之一是一份关于高岗和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座谈会上，部分代表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自己与高、饶的关系进行了自我检讨，同时说明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并号召所有涉及高、饶问题的高级干部，或历史上有问题但没有说明的高级干部，主动向中央说明问题。毛泽东强调，没有时间在会上发言，或者不想在会上发言的，可以在会后重新写成材料，中央会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引起了潘汉年的深思。饶漱石和约翰杨在上海发表的“重用、包庇、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于1954年9月被捕，约翰杨于同年12月31日被押解到北京接受检疫的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饶漱石和约翰杨的问题与他有过接触。因为他是上海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又是杨约翰的顶头上司，又是胡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饶漱石做了最后的决定，潘汉年并没有点头，而胡也不可能“重用”。更何况他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他在和胡的挟持下，在南京与汪精卫相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始终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此时，潘汉年深感应该主动向中央说明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胡关押汪精卫的经历，并回顾了自己长期不向组织汇报的原因。同时，把他写的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第二天，4月2日，陈毅亲自去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并把潘汉年的材料副本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这个人从此不能赊账。随后立即作出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请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被批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妻子辛夏风拜访了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共进晚餐。饭后，潘汉年回到房间。晚上8点，潘汉年突然接到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让他马上下楼。毫无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楼。找他的人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时，罗瑞卿立即宣布了逮捕和审查他的决定。然后，在几名便衣警察的陪同下，他走出北京饭店的大门，登上了一辆在那里等候的汽车。汽车立刻消失在夜色中。
因为高度保密，潘汉年身边的人都被蒙在鼓里。最着急的是潘汉年的保安互相照应。他立即去找陈丕显和夏衍打听，大家都说没见过他。
被捕的消息是保密的。
当向启珍和夏衍询问潘汉年的下落时，上海市委二秘陈丕显走过来对他们说：“别担心，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现在找你们已经太晚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了防止曝光，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直接通知夏衍，潘汉年已被逮捕，并让他保守秘密。
潘汉年被捕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4月5日，陈毅在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会议上宣布，潘汉年已被逮捕。他告诉代表们，3360、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许多在沪的NPC代表都与他见过面或有过接触。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汉年是汉奸被捕，事情发生在1943年。在此之前，他做了很多工作，都是党中央布置的任务，没有背叛党的嫌疑。显然，陈毅的话还有余地。他对潘所谓的“汉奸”问题表示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过接触的代表要有正确的态度。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了在上面提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界是严格保密的。上海代表团制定了统一的标准3。当有人问起3360,的潘汉年时，他们说他已经出国了。向启珍被“隔离”，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才被释放回上海。
被判15年监禁。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捕当天，押送他的汽车将他带到公安部直属的Kutokuhayashi监狱。潘汉年在这里一直呆到1960年3月，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1960年3月，公安部下属的另一所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被转押到那里。
1963年2月，在秦城经历了两个秋冬之后，潘汉年终于等到了结案的判决书通知。总的来说，就是这一年，在国内政策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7000人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松散讲话”中，再次公开提到潘汉年。他说：“有一个潘汉年，上海前副市长，过去秘密向国民党投降，是CC派人物，现在被关进了监狱，但是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等开始杀的时候，类似的人也得杀。”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被批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妻子辛夏风拜访了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共进晚餐。饭后，潘汉年回到房间。晚上8点，潘汉年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被带到了秦城监狱。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
对于江青的“指示”，专案小组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
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的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
以萧叔安之名告别尘世
在洣江茶场内，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随着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
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到茶场后，他的生活尚能自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到木工房买些碎木块引火，有时甚至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做藕煤。
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董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说话也有了力气，精神也比较正常了。后来，她弟弟给她送来了一把轮椅，她经常由潘汉年推着，在场部范围内转转，有时去看看电影。对此，董慧还诙谐地说:“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了。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把潘汉年改名换姓后，转长沙治疗。这一天，他被抬上救护车，临走前，他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到长沙后，由湖南省公安厅同志陪同，潘汉年被送进了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院登记本上用的是“萧叔安”的名字。
潘汉年被确诊为“多肿肝”，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重复了上述这些话。
当天19时45分，潘汉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医院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因为不能用真名，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这样写道: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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