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SDIC北江电厂海水淡化项目车间，工作人员观察高压热水装置运行情况(2010年3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刘海峰摄
新华社天津三月二十三日电(记者李坤、薛钦峰、王京怀)
58岁的范兰池还记得39年前第一次喝滦河水的幸福时刻。
1983年，引滦工程竣工。为了让老百姓尝到滦河水，天津市政府还给每家每户发茶，刚考上南开大学化学系的范兰池也发了一包。
“感觉好甜啊！”现任生态环境部海河流域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察局副局长范兰池回忆说。
上世纪70年代，缺水的天津有“用自来水腌制蔬菜”的说法。因为海河受海水倒灌影响，天津的水质又苦又咸，无法泡茶。
当时的范兰池根本没想到自己毕业后会和水打交道，更没想到30多年后喝的是长江水。
自2014年底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向天津调水70多亿立方米，形成了以南水北调和引滦工程为骨架的天津供水新格局，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短缺问题。
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在世界“饥渴对角线”上不断“收缩”的一个例子。
“饥渴对角线”是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弗兰克加朗多年前提出的概念。这条线起于直布罗陀，经过马格里布、中东和中亚，延伸到中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沿线居民人均水资源不足500立方米3354，是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标准。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渴对角线”从中国西北经河西走廊延伸到华北和东北。这与我国自古以来“南丰北缺”的水资源分布基本一致。
总的来说，我国可划分为10个水资源一级区，“渴对角线”上的“北方六区”水资源总量只有“南方四区”的四分之一左右。
弗兰克加朗认为，处于干渴对角线上的国家和矩形的对角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受到干渴的严重影响。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跨区域调水和“干渴对角线”穿越地区的合作，逐步解决了这一问题。
2014年，中国“北六区”水资源总量为10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7.1%。2020年水资源总量10亿立方米，占全国的21.0%。
短短几年，近4%的涨幅，离不开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3354的运行。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全面通水，7年累计调水约494亿立方米。其中，中线向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调水超过441亿立方米，相当于向北移动了1.7个鄱阳湖水域，深刻影响了沿线1亿多人口和数十个大中城市的发展。
2021年5月27日拍摄于天津市北辰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天津干线子牙河北引水井(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孙摄
以北京为例。2014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水平的1/21。历时7年，“南水”已进京超过73亿立方米，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300万。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连续6年上升9.64米，人均水资源增加到150立方米左右。
当然，区域合作调水的过程也异常艰难。仅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就有20多万
类似的故事也频繁出现在西北地区。2020年6月，新疆伽师县最后1.53万人喝上了来自全城的美味淡水。此前，为了寻找水源，伽师县水利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刘虎走遍了周边的河流，先后确定了13个方案。水开了，他工作累死了。
到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我国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得到全面解决，80%以上的农村人口用上自来水，告别为饮水发愁、缺水找水的历史。
现在，中国在世界“饥渴对角线”上的斗争还在前进。2021年，甘肃省洮河引水工程全线贯通，吉林省中心城市松河引水供水工程首段调试成功.此外，该项目还应用了一系列科技手段，实现了水资源的“开源节流”。
在渤海湾的SDIC北江电厂，海水淡化项目的第一期工程由八条蒸馏生产线组成，设计日处理能力为20万吨。2013年10月起，成为全国首批接入市政管网的海水淡化项目，为天津滨海新区相关住宅和企业提供淡水，让“向大海要水”成为现实。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水资源总量为10亿立方米，全国总人口为10亿人。2020年，这两个数字会变成十亿立方米，接近十亿人。
在范兰池看来，过去10年中国水资源总量的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这使得中国在世界的“饥渴对角线”上不断“收缩”。
贝聿铭：孜孜不倦的现代美的先驱
作者：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语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一个建筑爱好者，他这几年一直在默默祈祷，在现代建筑领域为国人赢得耀眼光彩的贝聿铭先生能过百年大关。当他成功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我紧张地祈祷，谁也无法回避的最后期限会晚一天到来，再晚一天。然而，自然规律是不可违抗的，这一天终于来了：2019年5月16日，那颗灿烂的星，在建筑星空中耀眼了半个世纪之后，陨落了。这是人类的损失，也是华人世界的损失！
学习新建筑
贝聿铭于1917年4月26日出生在广州，但在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非常丰富的古城苏州长大。苏州四大园林之一的狮子林，是他家的私产。难怪他骄傲地说：“我的童年是在吸收能力最强的中国度过的，所以我有一种中国性格，这种性格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我还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贝聿铭到了海风劲吹的上海，正值他“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代”，感受到了时代的新气象。头黄浦江的新墙式高楼并没有让他因为陌生而害羞，反而因为新奇而欣喜。尤其是标志着上海新天际线的20层国际大酒店，让他欣喜若狂，让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立志学新建筑！
新苏州博物馆
但是我们应该从哪里学习新的建筑呢？这又是一个考验他战略眼光的难题。现代建筑起源于德国，但当时德国正被法西斯统治，现代建筑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正被法西斯驱逐。甚至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中，唯一的选择就是横渡太平洋到美国。当时不仅美国现代建筑业如火如荼，现代主义建筑四大代表之一的莱特也在场。特别是1934年后，其他三位现代主义建筑师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都流亡到了美国。出于对现代主义的热爱，贝聿铭结识了他的老师格罗皮乌斯和柯布西耶。他们先进的建筑理念和社会观点启发了贝聿铭，使他设计了大量战后工薪阶层急需的公寓。它们既美观又实用，为他赢得了“人民建筑师”的美誉。这个阶段的表演锻炼了他的基本功。他做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决策：他转向大型建筑的设计，并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如果说美国大气研究中心的设计让贝聿铭在美国一炮而红，那么香港地标建筑中银大厦的设计则让贝聿铭的名字响彻亚洲建筑界。这是贝聿铭向他的父亲，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贝祖义致敬。这座建筑高大轻盈，外部结构简单新颖，在香港中环密集的建筑群中鹤立鸡群。与附近另一位世界级大师英国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汇丰大厦人气不相上下，但据说使用面积是后者的两倍，造价只有后者的五分之一。
山顶的风景
此时的贝聿铭已年过半百，但创造力却如日中天。他的下一个项目，——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设计，见证了他成为大师的历程。这座俯视呈三角形、横向看似一条腰带的大型纪念建筑，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在略大的白色墙面上“嵌入”了十层楼高的黑色长方形玻璃幕墙，形成了巨大的黑白反差，并赋予了某种政治隐喻。这一杰作为贝聿铭赢得了1979年美国建筑学会的年度金奖。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而标志着贝聿铭建筑生涯第一个高峰的杰作，早在前年，也就是1978年就诞生了。这是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东馆。
华盛顿曾经有一个国家美术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东侧将扩建一座新的画廊。在那里准备了一个不相等的矩形斜坡，面积为3.64公顷。贝聿铭明智地将木板向其对角线方向切开，他用大三角形作为美术馆的主体部分，即艺术展厅；小块留作艺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大楼前的美术馆入口很宽敞。它与另一个小三角建筑留下了一个尖锐的切口，极具视觉冲击力，显示了设计者敏锐的审美视角(但你不必担心它们之间的“以邻为壑”，它们由4楼的一条通道连接)。
贝聿铭非常重视公共建筑的共享空间。东馆艺术展厅的大厅很宽敞，光线透过1500平米左右的网格天花板“筛”进来，明亮柔和。游客从这里出发，然后在这里休息，尽情享受。
新老亭之间有一百米的距离，也就是东西亭。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周围大型建筑之间，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新馆设计师需要认真考虑的。按照现代主义的思路，它们在风格或样式上不可能雷同，但在体量和高度上可以相对平衡。贝聿铭将东阁中轴线与西阁中轴线的延长线向西连接，难能可贵；除此之外，东馆的一些展室和设施也常常会唤起人们对西馆的回忆，使之相互呼应。
华盛顿东大厅国家美术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东西馆之间的广场是用漂亮的花岗岩铺成的。贝聿铭在它的中心铺上了他最喜欢的光滑鹅卵石，并设置了一组奇妙的建筑草图：喷泉、水幕和五个大小不一的三角形金字塔(它们也是地下餐厅的天窗)，就像一群在海上狂奔的鲸鱼。这套小品，尤其是那套三棱锥，值得关注。它为十年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奠定了基础。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后获得一致好评。美国建筑师协会授予贝聿铭一枚金质奖章。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评价贝聿铭是“罕见的杰出建筑师”。1983年，国际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授予贝聿铭。“贝聿铭给了我们本世纪最美丽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式，”该奖项说。他总是关注他的建筑周围的环境，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问题。他对材料的巧妙运用达到了一种诗意的境界。“毫无疑问，这个奖项奠定了贝聿铭作为世界建筑师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法国为疏解卢浮宫仓库里的无数稀世珍宝，为老展馆减负解危，决定扩建卢浮宫，以此作为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献礼。经过众多设计方案的遴选和文化部长的建议，密特朗总统最后确定由贝聿铭来担纲设计，并亲自向他发出邀请。贝聿铭这位建筑与环境的统一论者深深懂得：卢浮宫作为艺术馆藏无与伦比，作为古典名建不可触碰。在这个由三面古典建筑围成的有限空间（俗称“拿破仑广场”）里，怎样获得扩建所需要的巨量的建筑面积呢？他面临的是一个极大的空间难题。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贝聿铭首先想到的是尊重卢浮宫的古典形象与尊严，把扩建的建筑空间引入地下。但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入口或门面与“前辈”相处呢？现代建筑师的基本理念是：我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我的每一个设计都应该是我的“这一个”。这又使贝聿铭想到：用一种“反差”的审美原理来处理整个卢浮宫的空间难题势在必行，而且也是可取的。但用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来体现这一美学诉求呢？而无论如何，作为扩建的卢浮宫的入口，它首先得与卢浮宫的馆藏内容相联系，这使设计师想到了金字塔，它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世界上最早、最重要的文物。而卢浮宫内来自金字塔周围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物，就数量和重要性而言，恐怕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灵感可以说是贝聿铭的神来之笔。
贝聿铭认为，这个“金字塔”应该是个美学光照下的几何形体的艺术造型，而不应该是真实金字塔的微缩；是以钢筋和玻璃为主角的精妙结构的“二重唱”，而不是任何混凝土的几何造型；这个结构既须体现出力学的高超，又应透露出美学的奥妙。那么玻璃的大小与厚度、钢筋的粗细与强度都在讲究之列。每块玻璃既不是圆形，也不是方形，而是菱形，这就使整个玻璃网格更加美观，更有灵气。经过贝聿铭的精心设计，确定玻璃金字塔的顶高21米，底宽34米。它的侧面和背面是喷水池，还有3个5米高的小金字塔（其雏形是前面提及的“三棱小锥体”）相护。它们一共占地约1000平方米，与卢浮宫原有建筑构成新的、具有反差审美效果的空间格局。这是技术与艺术、科学与美学高度结合的杰作。
作为入口门面的卢浮宫金字塔不仅呈现为地表的这部分，实际还包括地下的延续部分：当你乘旋梯步入地下一层，往右一看，约20步外出现一座敞亮的大厅，而接受第一视觉冲击的是一座倒立的巨大玻璃金字塔，其顶尖正对着地上的实体小金字塔的顶尖，二者相距仅约10厘米。贝聿铭又一次用了反差的艺术手法营造了一种“大与小”的诙谐效果和梦幻感觉。
这座出于天才构思的玻璃金字塔，标志着贝聿铭对建筑美的追求达到极致，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其实在它成型以前，贝聿铭遭到了巴黎市民的怀疑、反对、嗤笑乃至谩骂，然而，在它竣工以后，当把它的“盖头”一揭，人们的欢呼声犹如大海的怒涛。人们固有的审美惰性经过新的审美对象的冲击，终于被打破了。这不啻是约一个半世纪以前雨果名剧《欧那尼》遭遇战的重演——它悍然违背古典主义规定的不能以下层人物为主人公的律条，首演时遭到由古典主义审美趣味培养出来的观众的一片倒彩。8年后当一字未改的《欧那尼》再现舞台时，却赢得一片喝彩。为什么？浪漫主义的审美风尚已经成气候了，它击退了陈旧的古典主义审美趣味。尽管早在19世纪末巴黎在许多方面就已经是现代主义思潮的滥觞，然而想不到在现代美这个领域，一个世纪以后巴黎人依然需要接受贝聿铭的启蒙，这也说明贝聿铭对现代主义的开掘有多深、有多广！
不同文化间优雅的摆渡者
至此，贝聿铭已经年逾古稀，他的建筑设计已遍布世界四大洲的近十来个国家，成就斐然。照理该歇歇了吧？不，对他来说，宏大的抱负岂能让年龄来左右。世界几大文明，他还只是在基督教文化圈留下了公认的业绩，还有偌大的伊斯兰文化圈，广阔的亚洲文化圈，特别是他的“中国性”的老根所在地——中华文化圈他还没有留下“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而这个愿望不实现，他岂能甘心？
贝聿铭在全世界为华人争得的荣誉令无数同胞感到骄傲和自豪。国内有多少文化艺术机构翘首以盼，希望得到他的压轴之作。最后还是中国的著名历史文化古城、他的名祖辈生活繁衍之地苏州市获得他的欣然首肯，在他的童年经常出没的狮子林附近设计一座苏州博物馆新馆。
时年（2002年）他已85岁高龄，依然踌躇满志：“我企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物上体现出中国民族的建筑精华。”为此，他以“中而新、苏而新”为其设计宗旨，把华彩之笔集中于主庭院的山水园。在这里，他将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与他的设计理念相融合。他“以壁为纸，以石为绘”，硬是用石片铺出一幅“米氏云山”（仿宋代书画家米芾之作），呈现出一幅3D的立体水墨山水画，效果极佳。贝聿铭对此画的制作要求极严。据说一台升降机为此整整工作了一个星期，贝聿铭亲自在场监督，每块石片都必须调适到他点头为止。
尽管贝聿铭一心想表现中华民族的建筑精华，但在造型设计上他也从不放弃他的几何构图原则。从他先后在中国设计的几处建筑如香山饭店、中国银行总行直到苏州博物馆，他都没有采用诸如四合院这样的形式或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这样的风格以及马头墙、大红门这类中国建筑师爱用的元素。他看重的是中国传统建筑对环境（即去除某些迷信含义的“风水”）的强调、对艺术氛围的营造、对典雅装饰风格的追求。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园林建筑有更多的偏好。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苏州博物馆是在独特的几何造型的框架下，多种中国建筑艺术元素的精妙融和。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阴暗。而贝聿铭恰恰是个光的追求者和驾驭大师。“让光线来设计”是他的名言。他认为：“没有了光的变幻，形态便失去了生气，空间便显得无力。”因此光的处理，是他设计过程的重要环节。但他强调光线，并不是一律讲究豁亮，而是根据不同空间的功能进行科学的、艺术的调适。人们普遍认为，苏州博物馆的不同空间的光线处理是非常独到的，是舒适而温馨的。
苏州博物馆新馆诞生已经十余年了，在国内外获得普遍的好评。它不是一般习见的“中西结合”，而是既有现代感又富中国神韵的建筑艺术品，是将现代精神融入中国文化的不朽杰作。无怪乎连贝聿铭自己也称其为“最亲的小女儿”。这是乡愁满怀的大师献给故乡苏州的最珍贵的礼物。
此时的贝聿铭已年届米寿，人们以为，这该是贝聿铭的收官之作了。但不！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早在1997年卡塔尔国王就亲自邀请他在其首都多哈设计一座面积为平方米的大型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他明知，这是建筑设计生涯中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依然决心迎接这一挑战！
贝聿铭殚精竭虑设计出来的这座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是一座交错切割的几何立方体造型，它的表面全由白色石灰石砌成，简洁而抽象。它既有古典清真寺的庄严、古朴的威仪，又有明快、流畅的现代韵律。同时在它的正面的顶部加了两个拱形窗，譬喻伊斯兰妇女面纱笼罩下露出的两只美丽的眼睛；在建筑的一侧加两根细高的塔柱，与清真寺的传统风格相映照。至于内部空间的处理，他也根据艺术馆的需要和伊斯兰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合理的空间切割和熟练而高超的光线处理，使用了玻璃幕墙、圆拱形窗户和门帘等。装饰方面用了大量复杂的伊斯兰元素，尤其是银色穹顶等。整体看，既有新颖的现代感，又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氛围。
如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耸立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近海小岛上，光辉耀眼，独具风貌。它与苏州博物馆各自代表着同一设计者贝聿铭晚年的无限风景。有评论指出：“贝聿铭是一个难得的跨文化样本，他从东方和西方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吸取了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里穿越。”中肯之言也！
“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
二战后，现代主义尚未完全定型，后现代主义又风生水起，使许多人眼花缭乱。但年近花甲的贝聿铭丝毫不为所动，依然沿着“现代美”的既定轨道执着地探索。他从来也不步前人或他人的后尘，从来也不重复自己。他的每一项设计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超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贝聿铭出身世代名门，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故文质彬彬，举止儒雅。可能人们因此以为，像他这样的人，凭着他的教养与才华，就可以平步青云，成就大业了吧。无数伟人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决定性的成功智慧往往是在失败的绝境中产生的。这才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古训。这一经验对于贝聿铭也不例外。1964年，他成功地击败了两位当时名气比他大的设计大师，获得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设计权。不料因为此工程的选址有争议，引起一拨拨的游行抗议，最后不得不将原址放弃而迁往波士顿的一个大型垃圾场，而此举又引起人们的嘲笑。故而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拖了15年之久才竣工。1973年，那正是贝聿铭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建筑事务所在波士顿刚刚承建了63层的汉考克大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波士顿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汉考克大厦巨大的玻璃幕墙稀里哗啦碎落一地！这一件倒霉事不仅使他吃了近十年的官司，而且一时声誉扫地，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根据地”，转向亚太地区去发展。
没有人听见贝聿铭鸣冤叫屈、辩解塞责。他吞下失败的苦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东山再起。他确实也很快东山再起了！如果没有深度的涵养功夫，没有强大的智慧潜能，他怎么能在几年内发起“绝地反击”，连连以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华盛顿美国美术馆东馆的绝妙设计，拿下国际建筑界的金牌，迅速挽回困局，可谓创造了第一个贝聿铭神话。其后，他不顾巴黎市民的集体反对，坚持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设计方案，终于成就了又一个建筑经典。
“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最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说出这句名言的贝聿铭不仅是一位天才建筑师，而且是一位具有“坚韧的战斗精神”的优雅绅士。
《光明日报》（2019年06月2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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