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炮事件》
文化学者查建英把20世纪80年代视为中国近代“文化复兴”时期，这是有道理的。她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但又富有特色和激动人心的时期”[1]。在经历了时间，长期的政治动荡之后，最终安定下来的艺术创作者开始回望和反思过去的历史和遗憾，大量迸发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和自我批判精神的文艺作品。与此同时，文艺创作中政治与艺术的矛盾也十分突出，新潮的西方美学元素和创作方法被本土作品全盘引进和吸收，引起了知识界的激烈讨论和争鸣。003010 (1985)就是在这种特殊而浪漫的背景下诞生的。与第四代素雅作品相比，《黑炮事件》可谓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荒诞性和黑色幽默；与第五代的宏大叙事相比，《黑炮事件》更贴近时事，具有很高的现实批判意义。这让它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脱颖而出，甚至在过去黄建新导演的个人家谱中，也显得独树一帜。
从小说到电影。
今天回看《黑炮事件》，从叙事色彩上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带有强烈荒诞色彩的黑色幽默。在20多年前的中国电影界，这是一种非常时尚的手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艺工作者和批评家不仅要“珍惜主人公本人能和观者一起嘲笑自己缺点和错误的喜剧类型，而且要珍惜把笑作为坚决批判和否定正在过时(或已经过时)的社会形态的工具的作品(如各种讽刺题材)”[2]。因此，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前，黑色幽默的概念被引入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对敌斗争”，成为匕首和标枪。然而矛盾的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学生活中，黑色幽默的讽刺力量却被长期压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黑炮事件》可以说是中国黑色幽默电影的先行作品。它“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群人通过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横截面。[3]后来，这种“反英雄”(或“无英雄”)的创作模式成为黄建新长篇时间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
电影被赋予的黑色幽默感首先归功于张贤亮的小说《黑炮事件》。这部中篇小说最早发表于1984年第2期《浪漫的黑炮》。这个故事基本上和后来的电影演绎的差不多。都是一封寻找黑炮棋子的电报，让机械公司工程师赵树新无缘无故被怀疑是间谍。因此，单位领导拒绝他参与国外工程设备的安装调试，导致设备安装出现巨大失误，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故事非常简单明了，但张贤亮的写作技巧却非常新颖有趣：他没有采取通常的直白讲故事的方式，而是采用了类似布莱希特的语言分离技巧，时而讲述故事本身，时而与作为小说家的读者交流创作故事的感受。比如小说里写赵心书的时候(电影里改成了“赵心书”)，他给钱如泉发了一封找黑炮的电报，突然插入了这样一段话：“请注意，我们这里的地名和人名都需要改。当然，我们盯着的人不姓赵，接单人也不姓钱。因为我们是在记录真实的故事，为了在这部小说出版后不引起任何麻烦，这种防范措施是必要的。我们按照《文学家》的顺序写名字，地名用英文字母代替。这是写小说的常用方法。”
在笔者看来，张贤亮的写作风格不仅新颖活泼，更重要的是以戏谑的方式强调“黑炮事件”和许多类似黑炮事件的事件在当时的中国盛行。学者邵看完电影后说：“我们对屏幕上展示的‘黑炮事件’这样的事件，看得太多，听得太多，甚至亲身经历过，所以能很好地理解。最多只有一声叹息。”[4]我认为这部电影在这方面与原著小说的精神是一致的。张贤亮原著的精彩之处在于，他没有批判、挖苦任何人，也没有树立清高正直的英雄，更没有用狠劲批判那些不允许落后于时代的人。他就像一个幽默睿智的观察者，通过简洁的描述，把一个核心的社会弊病(这也是文革的后遗症)——对知识的盲目和对人性的冷漠——变成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正如他在小说的结语中所说：“你问我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社会意义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一个问题，我不确定。我只知道，从整个过程来看，‘千孙赵丽吴州郑王陈峰’都是好人，就连汉人这个外地人也不差，但对于书呆子的没出息的黑枪，国家已经损失了几十万！吴书记说得对。“习惯它真的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张贤亮的这个结局很有意义，给了读者一个开放的心态。在后期的改编中，黄建新也出色地把握了这种开放性的内涵和魅力。可以说，电影和小说的理念是促成《百家姓》巨大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形式和表意文字。
在电影内在精神与原著小说精神一致的前提下，黄建新在《黑炮事件》的形式感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使得电影《照耀你》获得了影评人的极大好评。即使在今天，电影强烈的程式化效果也相当大胆。首先，这部电影的叙事观点非常特别。张贤亮的原著小说采用了近乎全知的观点，而电影则采用了调查报告的结构，厂长李是独裁者(兼画外音)，因此全知的观点有些缺乏说服力。因此，在赵书信的活动故事中，总会有一个潜在的旁观者(如陈或刘)。103010的整个故事其实都是通过倒叙来进行的，大倒叙包含了几个小倒叙(用来解释汉斯和赵的书信等过去的交流。).如此复杂的视点和层次结构，非常和谐，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电影中非常少见。
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黑炮事件》的视觉风格。作为“第五代”成员，黄建新对视觉造型的偏爱与同时期的陈凯歌、张艺谋相似，但就《黑炮事件》而言，黄建新的视觉风格更具流行性和装饰性。
术的特点，这种艺术观念实际上同陈、张充满原始野性的视觉造型风格是有极大差异的。摄影师王新生、冯伟说：“在形式美上对新构成派绘画上的借鉴也是有益的。丰富的外部世界提供了新的信息：现代化房屋建筑的积木感，高度工业化设备的几何图案感，巨大集装箱的现代感。当我们把人和这些背景匹配在一起，成呼应对比，成反衬折射，必然会丰富充满画意的开放形式，加深视觉系列的内涵，突出艺术的高一度的再现。”[5]譬如，在影片中“阿里巴巴”歌舞这个段落就是非常具有华彩性的一笔（张贤亮的小说里没有这个段落，显然这属于黄建新的个人创造），在不断变幻着的条纹几何型灯带的背景前，衣着前卫的歌者、暴露耸动的舞女以及亢奋难耐的观众成为了折射中国现代性的视觉符码。在《黑炮事件》诞生后的好几年里，“阿里巴巴”这首歌都是中国都市街头传唱不衰的金曲。在笔者看来，片中的这场视觉盛宴和米家山《顽主》（1988）中那场五味杂陈、光怪陆离的T台秀，可以并列堪称读解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最佳视觉图谱。色彩在《黑炮事件》中也被黄建新运用得出神入化。比如评论界经常提到的开会一幕。开会是中国电影中经常表现的，但拍的好看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纯粹只是为了说教。《黑炮事件》中的会议显然是黄建新通过夸张变形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在第一次会议中，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桌布，白色的椅套，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墙壁，所有人穿着白衬衣，喝着白开水，冲着镜头的是一个4×3米的巨大指针式石英钟。镜头就架在石英钟和桌子的中轴线上，以固定景别的方式拍摄了七八分钟；第二次会议是矛盾激化的时刻，黄建新在“白色中缀入了两件黑衣服和一件柠檬黄工装，将喝得水换成茶水，做了冲突的色彩暗示，机位又反常规地一气用了二十六个相同的景别的中近景，最后回到最初的全景机位上”[6]。除了白色之外，红色以及橙黄色也是《黑炮事件》中的主要构成色调，黄建新认为这是一种“危机暗示”，具有明显的不安定性和不稳定性。尤其是对于当时从“文革”过来的大量观众，红色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往的疯狂极“左”经验，这无疑是和片中所要批判的主题是一致的。除了叙事视点、视觉造型、色彩等方面，《黑炮事件》在摄影构图、音乐音响等方面也都是十分值得称道的。总的来看，影片实现了假定性和真实性的完美融合，在80年代这是殊为不易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电影从业者研读学习。
《黑炮事件》
塑造“赵书信性格”
《黑炮事件》在1985年的中国影坛，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就是一部为他们“说话”的作品。特别是影片的主人公赵书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他的遭遇获得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认同和思考。据饰演这一形象的表演艺术家刘子枫回忆说：“老年知识分子喜欢他，因为他们从赵工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中年知识分子喜欢他，但有对他如此愚忠有些遗憾；青年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同情他，但不理解他，他们从他身上得到的是一种反思——我要不要做这样的知识分子？”[7]无论怎样，“赵书信”已经成了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宣泄个人情感的一个有力依托，因为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即便是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极“左”思潮的余毒（也便是小说和电影都暗示的：习惯，是个害人的东西）仍然在某些官僚心中根深蒂固。在《黑炮事件》的开头，黄建新采用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用反特片的类型风格，来为赵书信后来的不幸奠定了低调。包括高反差性布光、雨夜、雷电、邮电局工作人员狐疑的眼神，来强化后来赵书信遭遇的莫须有的委屈。赵书信进入邮局时撞上了两个奇高无比的男性，这一象征性的手法预示了他的人生前路多坚。
那我们该如何理解《黑炮事件》中所着力塑造的“赵书信性格”。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曾指出，赵书信这一时代典型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命运。它的纵向联系是经历了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明哲保身；横向联系可能属于世界的东方，如出世思想之类。他引用聂荣臻元帅的话说：“1927年全党很快就接受了武装斗争的概念，但自1949年以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知识这一概念，却至今没有完全接受。因此，三十多年来，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逆来顺受，甚至麻木的精神状态。这显然是个悲剧。这个悲剧乍看属于个人，细看属于国家，这就是《黑炮事件》所反映的‘赵书信性格’。”[8]文艺评论家钟呈祥也曾深刻地指出，赵书信性格兼具了“英雄主义品格和奴性文化心理”[9]：前者来自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爱”，表现为赵书信的民族尊严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后者则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畏”，这造成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失落，因此在片中即便周玉珍和武克功的处理一错再错，赵书信却没有胆量抗争，只能浑浑噩噩地等待命运的判决。假如陈浩祥没有发现那张讨论的纸条，假如机器没有发生故障，这个老好人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赵书信在教堂的所见所闻是片中貌似旁枝末节，但实际是非常关键的一幕。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屡遭事业挫折、信仰危机后的无奈彷徨，如何排解心中的苦闷，只能向宗教寻求一种难以名状的庇护。按照黄建新的理解，教堂总给人一种神圣感，使人获得心灵的涤荡；同时这一幕也是影片由实走向虚的关键节点。与此相照应的，还有影片耐人寻味的“多米诺骨牌”结尾。这个结尾当年曾在评论界引发了很多的争议。譬如金鸡奖评委于敏就指出，这种“喻义性的段落，人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必然影响作品的整体风格”[10]。我想这显然还是当时一些评论者老观念作祟的结果，事事要求说清道明，否则便是不好。黄建新这一代电影人是受到西方电影理论思潮很大影响的，他们要追求的就是多义和暧昧，用开放性的结尾（这点和小说异曲同工）来唤起观众的思考和讨论。
《黑炮事件》从拍摄到上映，历经了很多波折和修改，但幸运地是最终还是与观众见面了，并引发了舆论强烈的共鸣。人们关心赵书信，其实也就是在关心我们国家和民族自己的命运。黄建新曾说：“我觉得，冷峻地面对现实和乐观地看待未来并不矛盾。有人说他（注：指主人公赵书信）‘看透了’，但我就不相信他真的心如死灰。忧国忧民之心大家皆有，这忧虑就包含着理想和希望。去年11月影片到北京送审时，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两次座谈会上都谈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是多么希望中华民族迅速地摒弃自身的弱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一些人听了直笑，说我们这些话是故意讲给领导听的。我说：‘你们不要笑，这些话绝不是冠冕堂皇，而是出于一片赤诚！’……当然，现状与理想差距很大。但是为缩短这个差距而奋斗，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11]从这点衡量，黄建新和他的创作团队无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正是凭借那份执着的热忱和理想，让《黑炮事件》成为中国电影史永恒的艺术经典。
黄建新曾经有多牛 到底有多厉害
当其他第五代电影人的勇气受到称赞时，没有人指出他们的电影大多以过去为背景，大部分发生在解放前的中国或遥远的少数民族省份。黄建新没有这样做。他的电影背景设定在上海、Xi、西安等大城市，牢牢扎根于当代。
《背靠背，脸对脸》
和大多数第五代一样，黄建新从吴领导的安电影制片厂脱颖而出。大学毕业后，黄建新做过制片人、剧本顾问、助理导演，后进入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一名导演。
他的第一部电影《黑炮事件》在中国电影界引起了轰动。某矿业公司精通德语的工程师赵树新在一封电报中抱怨说，他买的一套象棋里丢了一把黑枪。突然，他被解雇了，因为当地官员确信这是某种代码。当接替他的翻译被证明无能，与他们合作的德国公司不得不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时，事情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指控最终被洗清后，赵树新被告知要感谢组织为洗清他的名声所做的努力(他们首先玷污了他的名声)。影片的最后一行来自赵一封疲惫的信：“我再也不下棋了。」
《黑炮事件》
像《黑炮事件》这样的电影很少见。这是一场中国数十年未见的官僚闹剧(至少从1936年石东山《狂欢之夜》开始)。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获得了刘子枫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1986年1月，组织了两次会议讨论《黑炮事件》，一次是由《电影艺术》杂志的编辑召开的，另一次是由中国艺术研究中心组织的，但评论家们无法接受这部电影的激进化。黄建新的讽刺如此犀利，以至于他们假装听不懂。有人声称黄建新在拿人性中永恒的弱点开玩笑，也有人声称这部电影呼吁“个人现代化”。就连黄建新也试图表明，他不是在批评制度，而是在笼统地谈论人性。一个小剧透提醒我，他是在批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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