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干部。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一个知识分子小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的家庭生活相当丰富。因此，他有经济实力进行学习。年轻时，饶漱石上了大学，也上了中学。他的英语很好，以至于他在大学里就学会了。
饶漱石也是一个合格的中共党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参加领导所在城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饶漱石在白区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中迅速提高，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很快崭露头角，受到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的器重。从1935年到1938年，他被派往苏联工作。1938年从苏联回国后，被派往皖南担任中共中央东南支部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支部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漱石也在白区工作，主管东南局。在新四军受到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领导的白区工作卓有成效，使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仍有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新四军在南方的发展，也打开了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因此，饶漱石多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刘少奇也被称为“优秀青年革命家”饶漱石。1947年国民党军队主要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与当地党政领导干部一起，顽强地坚持山东的斗争，有一套坚持斗争的方法，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谭震林、李煜、许尤氏等领导的帮助下，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歼灭了大量敌军有生力量，扩大了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饶漱石的个人生活很简单。战争年代，他像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只有两套衣服可以换。和普通干部吃一样的食物，绝不加任何特殊食物。当时饶漱石是共产党内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但他在生活中却和普通工农无异。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跳舞，也不招待任何人。好读书，很少与人接触；无论是平时遇到上级、同行还是下属，都很认真，很少说话，也从不跟别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他也对自己和下属表现出严格的要求，给人的印象是有原则，作风严谨，做事圆滑。但是因为他的性格，他没有朋友。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些人对他印象不好。
1954年春，邓小平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一起代表中央同饶漱石谈话时，当面对饶漱石说：你是一个不值得的人，高岗还为你说话，承担责任，你却把一切都推到高岗身上。邓小平在与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座谈会时，也指出饶漱石是“一个人的家庭”，注重同志间的“小辫子”，善于利用同志间的“小漏洞”。当面撒谎，说话任性，假装谦恭，其实经常吹嘘自己：但在保持低调和低调，稳步前进，能瞒人耳目方面，饶漱石比高刚更隐蔽，更狡猾。中共中央华东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饶漱石“装腔作势，使人神秘莫测”，“是一个非常奸诈的善于伪装的阴谋家”。某种程度上，饶漱石的性格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高饶反党联盟”被粉碎后，饶漱石的态度不老实。
1954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言，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分裂党活动。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一决议标志着高岗与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为了挽救高岗和饶漱石，党中央分别召开了高岗和饶漱石座谈会，帮助高岗和饶漱石。
1954年2月，中央就饶漱石问题召开了七次座谈会。这七场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共同主持。参加会议的26人中，大部分是原新四军和华东局的领导干部。前四次会议重点检查饶漱石的错误事实；在第五次、第六次会议上，与会同志批评帮助了饶漱石。在第七次会议上，饶漱石进行了自我批评。最后，邓小平、陈毅发言，座谈会结束。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座谈会，邀请了各地区、中央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因此，66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原新四军、华东局领导干部在发言中，揭露了饶漱石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与高岗的联盟问题。饶漱石要么回避谈论这些问题，要么找借口为自己开脱。
饶漱石的不诚实态度主要体现在他上次会议做的检讨上。会议于2月23日召开，原议题主要是让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饶漱石提前准备了一份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手稿。他的眼睛不好，当时没有抬起头，脸几乎贴在手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完手稿，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也没有对离开手稿做任何解释。他只是时不时地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在这次“自我检讨”中，饶谈到了“四件大事”:一是“一九四三年在淮南黄花塘处理与陈毅同志关系时犯的错误”；一个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一个是“来京疗养的问题”；一个是“在组织部打安同志，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不尊重同志”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高饶反党联盟”，事实上，他只是简单地否认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把事情扯到了和安的关系上。他说：“会议期间，高岗同志不止一次同我讲过安同志在会议间隙在搞“用人不当，敌我不分”的问题。七月中旬，会议转而批评薄一波同志以后，陈正仁同志发现安同志好几天不在，还跟我讲安同志用人不当的错误.原来，从去年三月起，我对安同志提出的一个清单产生了错觉，听了高、陈的这些话，进一步加深了对安同志的错误认识。因此，在7月22日的组织部部长级会议上，
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不择手段地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上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饶漱石还说：“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在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身上。”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不但不承认与高岗有联盟，反而说：在7月24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曾经向高岗质问“名单”（指高岗让安子文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问题。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辩解说，他没有反对刘少奇，只是对刘少奇不尊重。他说：“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而只是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不光否认他反对刘少奇，而且否认他与高岗有什么联盟。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这样解释的：“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饶漱石对自己的问题总的结论是：“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和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成见，甚至由此发展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损害党的团结。”从饶漱石上面这些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他根本不承认存在“高岗反党联盟”；二、他不承认犯了分裂党的错误。他检讨的，只是一些个人工作作风和思想上的毛病。
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都认为饶漱石态度不老实。
曾山说：饶漱石的问题是和高岗一起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领导班子中制造不和，破坏团结。赖传珠说：饶漱石在新四军时，就争夺个人权力，他不宣布新四军以陈毅为中心，反而故意造成一种假象：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核心。饶漱石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很厉害。张云逸在发言中提到：饶漱石在新四军时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排挤陈毅同志，使人都不敢和陈毅同志来往了。我那时是新四军的代军长，也受到了孤立。谭震林、邓子恢说：当时，我们都感到，饶漱石同志心狠手辣，他善于耍权术，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刘晓说：饶漱石的政治品质不好，脑子里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粟裕说：饶漱石在同志关系上是很庸俗的。我亲身经历过的。他对我封官许愿，要提拔我，把陈毅同志赶走。这种做法是不正派的，虚伪的。陈毅在会上还拿出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打给毛泽东的电报，读给大家听。饶漱石在这份电报中极尽造谣之能事，对陈毅进行陷害。陈毅说：对这份电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质问饶漱石：你这样看待我，这样对待同志，还有党性吗？还有天地良心吗？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势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接着，陈毅很客观地说：饶漱石同志近十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生活清苦，办事谨慎，工作做得也不少，我从来不否认这些。但他把党看成是自己谋取权位的工具，在党内进行政治投机，这个基本问题一错，其他一切就都变成骗人的了，变为谋取最高权位的可耻伪装了。饶漱石对“高饶联盟”问题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
三件事使饶漱石的问题突然升级。饶漱石被开除党籍，由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岗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饶漱石的秘书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秘书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秘书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全体代表后，把代表们全惹火了。
第二件事：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而且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扬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会上，有人把扬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错误，而是犯了罪。
第三件事：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的有关潘汉年的“交代”。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扬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扬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扬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代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据此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逮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这样，在接下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除了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写的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饶漱石的问题就被长期搁置下来。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安排到一个农场，但并不让他参加劳动，实际上是把他养了起来。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1人，每月发给他生活费200元。当时，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足够饶漱石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上达到的效果，是保住了饶漱石的性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会遭红卫兵的批斗而死亡。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问题，中央虽然没有作出复查的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扬帆相继得以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错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1975年，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但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确实存在。邓小平在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亲自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摘自《党史博览》2004年第十一期。本栏有删节。）
网友评论
当前共有27条评论